《王安石文集》
［北宋］王安石 撰
劉成國 點校
中華書局2021年7月出版
2193頁，2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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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仝相卿
王安石是中國古代傑出的歷史人物，作為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雖在當時和後世曾長期遭人汙謗，然作為文學家的他卻受到相當一致的讚譽。歐陽脩曾贈詩稱讚曰：“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歐陽脩撰，李逸安點校：《歐陽脩全集》卷五十七《贈王介甫》，中華書局，2001年，813頁）司馬光致信呂公著，也稱王安石“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司馬光撰，李文澤、霞紹輝點校：《司馬光集》卷六十三《與呂晦叔簡·又》，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1320頁）。蘇軾在《王安石贈太傅制》中強調：“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三十八《王安石贈太傅制》，中華書局，1986年，1077頁）大可反映出時人對其文學修養的肯定，故《宋史·王安石傳》載：“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妙。”（脫脫等撰：《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傳》，中華書局，1985年，10541頁）當為中肯之總結。這樣一位才華卓著的文學家的作品，在北宋末年已經由弟子薛昂奉詔整理集結（湯江浩：《薛昂奉旨編定〈王安石集〉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06年第三期，38-42頁），南宋初年更是由詹大和、王珏等付梓刊印，明清之後翻刻不絕，流傳至今。
王安石（1021—1086）
2021年是王安石誕辰一千周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劉成國教授整理的《王安石文集》，收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系列中。劉教授潛心王安石研究多年，先後出版了《荊公新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變革中的文人與文學：王安石的生平與創作考論》（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王安石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18年）等作品，是當下研究王安石的權威學者，王安石文集由他作為點校者主持整理，當為不二人選。實際上，在此之前王安石作品曾由不同整理者進行了多次整理，伴隨著大資料時代的到來，版本查閱更為方便，文獻檢索更為快捷，如何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做出更為精審的整理本，對於劉教授而言既是機遇，更是挑戰。
《王安石年譜長編》，劉成國著，中華書局，2018年1月出版
通覽《王安石文集》，個人以為較之前的整理本，至少在三個方面有重大突破，堪稱一部宋人文集整理的典範之作。
正本清源 辨明優劣
王安石文集後世刊刻頗多，如何釐清其流傳過程中版本之間的關係，從而確定校勘工作的底本，至關重要。有關王安石文集的版本情況，前輩學者一般認為有兩大系統：一是南宋高宗紹興年間舒州所刻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即“龍舒本”系統，此版本系統傳承關係清晰，學界向無異詞；一是南宋紹興年間所刻《臨川先生文集》，主流觀點稱南宋紹興十年（1140）詹大和於撫州臨川所刻《臨川先生文集》（即“臨川本”）為後世所有《臨川先生文集》的祖本，紹興二十一年（1151），王安石曾孫王珏據之重刻於杭州，是為“杭州本”，此後各朝據“杭州本”遞相刊印，直至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遷據“臨川本”覆刻，於是明代之後“臨川本”與“杭州本”並行於世。僅少數學者認為“臨川本”早已亡佚不存，後世《臨川先生文集》的祖本為“杭州本”（劉成國：《王安石文集在宋代的編撰、刊刻及流傳再探——以“臨川本”與“杭州本”關係為核心的考察》，《文史》待刊稿），此觀點響應者極少。
“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卷二十
《臨川先生文集》
劉教授透過細緻爬梳，對王安石文集的版本源流做出了重要判斷，他認為：北宋薛昂奉詔編撰王集，至遲宣和四年（1122）已經完成（《整理前言》，第9頁），然因靖康之難致使流傳不廣。王珏刻成的“杭州本”，主要依據的是家藏王安石文，以及薛昂所編王安石文集的遺稿（《整理前言》，16頁），為後世流行的《臨川先生文集》的祖本。“臨川本”是在兩宋之交刊刻於閩、浙地區的王安石文集基礎上刊印的，其卷數應為一百八十卷（《整理前言》，10-12頁），與一百卷的“杭州本”屬於兩個獨立的版本系統，具體篇目頗有差異（《整理前言》，17頁）。而且，何遷本翻刻的並非南宋詹大和“臨川本”，而是元明遞修的“杭州本”（《整理前言》，22頁），故可認為，明代以後“杭州本”處於一枝獨秀狀態。透過考證辨析，劉教授完整梳理出王安石文集近千年刊刻流傳的歷史脈絡，以及諸多版本之間的因承關係，這是之前整理者並未釐清的重大問題，從而為文集整理奠定堅實基礎。
在梳理出王安石文集版本源流的基礎上，劉教授使用了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遷覆刻本作為底本，進行系統的整理工作。“龍舒本”為王安石文集現存最早刻本，然其收錄作品兩千兩百八十一篇，與何遷覆刻本收錄作品三千一百二十二篇相比（《整理前言》，25-26頁），闕失過多。在古籍校勘底本選取時，學者總結了三個標準：“第一，版本刊刻時間較早；第二，版本一般應當是足本，內容較同一部古籍的其他版本為多；第三，精校精刻本。”（王瑞來：《古籍校勘方法論》，中華書局，2019年，第4頁）何遷覆刻本無疑滿足至少後兩個條件，以它為底本，以“龍舒本”為主校本，對校以由宋到清所刊能夠寓目的十一種王安石文集，特別是國家圖書館藏王珏刻、元明遞修，黃廷鑑校的“遞修本”中黃廷鑑校語是根據宋本而來，之前整理本從未得見，本次整理全面補入；再結合《皇朝文鑑》《古今絕句》《續資治通鑑長編》等十餘種他校資料，以及部分石刻文獻，為《王安石文集》整理的準確性提供了資料保證。
校正勘誤 後出轉精
古籍流傳過程中，會出現訛脫倒衍等諸多舛誤，這就要求整理者根據各種資料比勘校正，盡力恢復古籍定稿時的文字面貌。在資料庫檢索技術提供極大便利的當下，校勘需要以紮實的專業知識為基礎，具備更高的文字解讀能力、思辨能力和問題意識（劉成國：《機遇、挑戰與迴應——資料庫時代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考證：以宋代為例》，《浙江社會科學》2018年第二期，131-137頁），這在《王安石文集》中有很好的體現。
例如，王安石撰《賀慶州杜待制啟》中有“眷內閣之近班，督帥臣之重柄”之語，校勘記雲：“‘帥’原作‘師’，今據龍舒本、遞修本改。按，杜待制為杜杞，時以天章閣待制出為環慶路經略安撫使，不得成為‘師臣’。師臣，謂居師保位之宰執。”（卷八十一，1404頁）就是利用了宋代職官制度進行是非裁定，而其他整理本或無辨析，或稱“師臣”不改（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八十一，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845頁；王安石撰，唐武標點校：《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255頁；王安石撰，聶安福等整理：《王安石全集·臨川先生文集》卷八十一，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1425頁）。又如：王安石在為弟王安國撰寫墓誌時，其他整理本皆雲王安國“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卒（《臨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一，947頁；《王文公文集》卷八十八，938頁；《王安石全集·臨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一，1585頁），劉教授以出土北宋張庚墓誌為線索加以考證，已經辨明王安國卒於熙寧十年（劉成國：《新出土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誌銘與王安國卒年新證》，《歷史文獻研究》2017年第二期，127-130頁），故本次整理予以刪除並作校勘記：“‘八’上，原有‘以熙寧七年’五字，據遞修本、嘉靖五年本刪。龍舒本亦有此五字。黃校曰：‘四十七’下，明刊本多‘以熙寧七年’五字，則黃所見宋本並無此五字。”（卷九十一，1579頁）這是基於對宋代人物生平了解所下的結論。又如：王安石在陳之祥墓誌記載，他“業進士，其中等以皇祐元年”，校勘記稱：“‘元’，原作‘二’。按，《正德姑蘇志》卷五：‘皇祐元年’馮京榜，陳之祥，質子。今據改。皇祐二年（1050），無貢舉。”（卷九十五，第1649頁）檢其他整理本，此處皆為“皇祐二年”（《臨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五，986頁；《王安石全集·臨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五，1648頁），這是利用宋代科舉制度做出的正確判斷。再如：王安石撰寫的宗室趙世仍墓誌，記載了他熙寧元年（1068）去世之後，“用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於河南府永安縣”。校勘記稱：“‘十七日’，原為‘十九日’。據遞修本黃校改。以上諸宗室皆同日葬於熙寧二年二月十七。”（卷九十八，1701頁）檢之前整理本，皆做“十九日”（《臨川先生文集》，1017頁；《王安石全集·臨川先生文集》，1697頁）。實質上，這是基於對北宋宗室喪葬制度深入瞭解基礎上的改動。北宋宗室的下葬有固定的程式和制度性規定，宋太祖和宋太宗子孫，去世之後一般權厝京師開封佛寺當中，遇宗室重要成員下葬時，一起從葬永安縣（今河南鞏義），其下葬時間也是固定的。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這次宗室安葬，主葬人物不詳，計有十二位宗室同時從葬，分別由王安石和鄭獬撰寫墓誌銘（華明星：《北宋宗室喪葬研究——以“權厝”為中心的考察》，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71頁），故此處“九”當為“七”之誤。以上數例，皆屬於劉教授以深厚的宋代文史知識為基礎，對王安石文集中出現的訛誤做出的準確裁斷。類似精彩校勘在《王安石文集》中頗多見之，向讀者呈現出一種更為準確的《王安石文集》文字。
此外，對曾鞏母親吳氏墓誌的校勘，則顯示出劉教授慎改原文的原則。與部分整理者以石刻文獻為依據徑改傳世文獻不同，劉教授根據所得吳氏墓誌拓本對校集本，計有九處不同皆出注不改原文（卷一百，1723-1724頁）。筆者曾對北宋出土墓誌中與傳世文獻吻合者加以對校，發現文字不同之處除了部分為傳世文獻流傳過程中出現訛誤外，還有部分不同源自喪家對文字的潤飾，其中體現了喪家與墓誌撰寫者的不同理念，傳世墓誌的定稿權在撰者，石刻墓誌的定稿權在喪家（仝相卿：《北宋碑誌文形成中的喪家因素——以石本、集本對比為重心》，《河南大學學報》2018年第五期）。此處慎改傳世文獻的做法，筆者頗為贊同。
仝相卿著《北宋墓誌碑銘撰寫研究》
存疑辨偽 紮實可信
對王安石詩文的輯佚，自南宋李壁開始，迄今不絕。隨著各種王安石文集的整理出版，輯佚拾遺更是屢見不鮮，然其中往往真偽混雜。劉教授在文集正文後，還有部分底本未收錄的詩詞八十一首、文八十七篇，其中詩詞文十七篇為前人所未輯，一篇前人已輯所擬標題為“與吳正憲公書”，劉教授以《紫薇詩話》為底本，根據內容判斷，受書人當為呂公著，故予以糾正為《紫薇詩話》中的標題“與呂晦叔書”（1808頁），為《王安石文集》完整性的提高提供了資料基礎。
而且，劉教授對前輩學者輯佚詩詞文中的五十一篇進行存疑辨偽，大體排除了非王安石所作而誤收的作品。對於王安石詩詞的辨偽，學界已經有了很好的學術積累（湯江浩：《北宋臨川王氏家族及文學考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277-327頁），而王安石文的辨偽，《王安石文集》中此次的工作具有首創之功。一方面，劉教授利用王安石生平經歷作為遺文辨偽的重要根據。如《論邕管事宜》一文，很多學者利用它來討論廣西壯族地區的文化傳統（李富強：《人類學視野中的壯族傳統文化》，廣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00頁；玉時階等：《南丹土司史》，民族出版社，2015年，86頁；何先龍：《土司制度論稿》，吉林大學出版社， 2015年，237-238頁；黃家信主編：《歷史人類學視野下的土司信仰與土兵》，民族出版社，2016年，240頁；等等），經劉教授指出，是文乃宋神宗元豐年間的作品，此時王安石已經退居江寧，不應再上此等奏疏措置邊事（1867頁），當可信之。同樣的方法還辨析了《上蔣侍郎書》（1871-1872頁）《回皇親謝及第啟》（1878頁）及《除辭掖謝楊舍人啟》（1879頁）等。
另一方面，劉教授以王安石的職官資訊作為遺文辨偽的判斷標準。如《乞廢玄武湖為田疏》一文，後世影響亦大，不少學者以之為據寫入論著當中（南京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南京水利志》，海天出版社，1994年，396頁；楊植、王燕文主編：《南京歷代風華》，南京出版社，2004年，327頁；張立漢主編：《中國山河全書［下］》，青島出版社，2005年，3102頁；等等），劉教授強調，是文撰於熙寧八年，當時王安石已經復相，絕不可能撰此文（1867頁）。與之類似的還有《除韓琦京兆尹再任判大名府制》（1868頁）、代人撰《賀降皇太子表》（1869頁）、《上龔舍人書》（1874頁）、《再上龔舍人書》、俞仁壽女俞氏（1880-1881頁）和呂惠卿父呂璹（1881-1883頁）墓誌兩方等。
誤收之作的摻入很容易誤導讀者，若以之為據，會導致對王安石的研究平添錯誤，貽誤學林（近年來較為突出的例子是對北宋沈遘文的輯佚與辨偽，見林陽華：《補〈全宋詩〉沈遘詩六十四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1年第三期，91-95頁；周小山：《〈補全宋詩沈遘詩六十四首〉質疑》，《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2年第二期，59-60頁）。劉教授這次對自南宋以來王安石詩文輯佚做了系統辨偽，剔除諸多似是而非的詩詞文章，功不可沒。
閱讀疑惑 斟酌處理
閱讀所及，部分疑惑之處臚列以下，以求教劉教授。
首先，詩詞文章寫好之後，作者自己反覆修改以達到精益求精，應是文人雅士作文之常態，故有學者強調，作者的“真跡”屬於文字生成過程中的“草稿”階段，其後完全有為了完善而改動的可能，使用所謂的真跡作為校勘依據時需慎重（［日］淺見洋二：《文字的密碼——社會語境中的宋代文學》，李貴等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227-310頁）。這或可體現在《獨歸》詩的改定上。詩中雲：“陂農心知水未足，看雲倚木車不停。悲哉作勞亦已久，暮歌如哭難為聽。”整理者曰：“‘陂’原作‘疲’，今據朝鮮本改。按：李壁注曰：諸本皆作‘疲農’。餘於臨川見公真跡，乃知是‘陂’字。”（卷三，44頁）此處劉教授以李壁見到真跡為依據，改“疲”為“陂”。然結合詩文字身含義，農民勞作甚久已有力竭之勢，看雲等雨望眼欲穿，田間莊稼水仍不足，如暮歌如哭，生動描繪了一幅疲民晚歸圖。而且，與下文所云“而我官閒幸無事”的“閒”，形成鮮明對比，故個人以為用“疲”文意更勝，有無可能是王安石之後所做的修改，或需斟酌。
其次，在敘述蘇安世子嗣時，王安石稱：“子四人：臺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二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整理者在註釋中強調：“‘二’原作‘五’，據遞修本、永樂大典卷二四〇四所收此文改。”（卷九十二，1595頁）此處前有“子四人”，後對應“女五人”或者“女二人”，應都屬於總說，王安石所撰墓誌皆如此，其後分別說明兒子和女兒的現在情況。若改為女二人，後面三人尚幼，既無法照應男四人，也無法兼顧女二人，或需再考慮。
最後，劉教授他校使用蕭定基神道碑、曾鞏母親吳氏墓誌等拓本時，拓本上定有碑誌撰者、書丹者和篆蓋者等的結銜，類似內容或可在註釋首題不同時一併新增，更有利於讀者深入瞭解。
綜合以上，劉教授在版本源流的梳理及底本選定，在前輩學者整理基礎上的校正勘誤、輯佚辨偽，都付出大量心血，為學界呈現出儘可能準確的《王安石文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劉教授以一種近乎痴迷的狀態對待文集的整理，其微信朋友圈或丟擲疑問朋友之間各抒己見，或稱小憩夢中辨識異文，還曾專門召開小型學術沙龍，邀請數位學者就點校完成稿內容質疑“批判”，正是這種態度和毅力，成就了這部整理精審的宋人文集。
（本文首發於《澎湃新聞·上海書評》，作者仝相卿，系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