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湖到五府山
高仁斌
富順西湖，在川南一隅是頗有些名氣的，談起西湖，當地人開頭一句便是：“天下西湖三十六，富順西湖甲四川”。坐落於縣城中的這一方水塘，雖然僅有60餘畝的面積，但它已然成為富順人心目中最好的景緻。不過，西湖的確有些來歷，據《富順縣誌》記載，早在宋代就有了這片水域，它既是自然形成的格局，也是經過無數代人不斷改造的作品，環西湖一帶，不僅有薛翁學易的讀易硐、米芾手書的“第一山”碑、民國元老謝持的故居，更有明代才子晏鐸、熊過的“晏熊祠”，狀元楊升庵曾為之撰寫一聯，聯曰：“才子出同鄉，先後兩人，文章千古；生祠超勝境，水天一色，風月雙清。”
曾經的富順師範，就緊鄰西湖東岸，算得上是這座縣城的最高學府，學生們喜歡把學校戲稱為“富師大”。和今天的情況有些相同，一座縣城總是熱切地希望有一所自己的大學。不知從何時起，有別出心裁者又幹脆推出了“西師大”的說法，不知情的人還誤以為是重慶的西南師範大學，而實際上，卻是因為富順師範靠近西湖的緣故。1990年，我考取了這所普通師範，嚴格地說，我的文學啟蒙，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富順師範的前身，是富順簡易師範學堂，最早可追溯到清光緒年間，還曾經在鼎鼎有名的江陽書院辦過學。我們進校的時候，學校早就搬了新址，已經具備了一定規模，每個年級招收五個班。不僅如此，學校還十分注重文藝，成立了書法、美術、舞蹈、文學等各種社團。早在1984年，學校就成立“春芽”文學社。我們剛一入校，文學社的學長就利用晚自習到各班開展演說，鼓勵新生踴躍加入他們。大家都聽得雲裡霧裡的，拿什麼加入啊。當然，最令人欣喜的是，我們第一次目睹了油印的薄薄的《春芽》，那時還沒有印表機，油印的字型都是學長們手寫在墊了鋼板的蠟紙上，用油印機印上去的。翻開幾頁，便聞到一股特有的油墨的清香，稍不注意，手上就染了一團墨跡。即便如此，我們依舊對那薄薄的冊子愛不釋手。大概是兩個月後的某一天，文學社突然在學校的宣傳欄公佈了一批新會員名單，那份名單上居然就有我的名字。班上的同學隨即向我投來一種異樣的目光，那一瞬間，我真的覺得自己是塊搞文學的料。其實，我投給文學社的幾首所謂的詩，完全是一堆無病呻吟的文字垃圾。很多年後，當我真正明白文學的意義的時候，我對學長們的無私鼓勵和寬宏大量充滿了敬意。
師範的春芽文學社，每個月都會出刊《春芽》，18個頁碼，9張蠟紙摺合裝訂而成，標題和文末都有繪圖裝飾。每期所能入選的詩文雖不多，卻凝聚著大家的心血，文字的謄寫是書法組的支援，繪圖的製作便是美術組的參與。每到出刊的時候，都會一頁一頁地在學校宣傳欄張貼出來，成為同學們課餘飯後的閱讀首選。在《春芽》發表文章的頻率，是一種文學知名度的象徵。
1990年代，文學不僅在校園裡是一種時尚，在富順這樣的縣城同樣倍受追捧。因為加入了學校的春芽文學社，我得以瞭解縣城文學圈的一些事蹟。那時縣城已經有了自己的文學團體——富順縣文學作者協會，理事長就是周開嶽先生，他是縣衛校的校長，更重要的是，他就住在西湖邊的衛校宿舍，距離師範不過幾百米的距離。我們春芽文學社的每個成員，都知道開嶽先生喜愛西湖的荷花，他不僅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叫《雨荷集》，還把自己的書房取名為“枕荷樓”，多年後他還出版過一部詩詞集，書名就叫《枕荷樓詩詞》。開嶽先生不僅在文學上堪為典範，寫詩、寫散文，還寫小說，同時還是個古道熱腸的人，縣裡的文學青年都喜歡接近他，並多受到過他的指點和鼓勵。有一次去拜訪開嶽先生，他竟然贈我一幅墨跡，上書“風華正茂”，後來我裝裱了掛在書房，時時想起先生如來一般的慈祥體態，遺憾的是，前幾年搬家，再也尋不見了。在當時的富順，已經活躍著一批嶄露頭角的文學青年，比如，鄧關水泥廠的歐純定、變壓器廠的印子君、趙化供銷社的劉建斌、師範附小的王文炳、剛去自貢讀大學的聶作平，以及縣政府辦的李華和團縣委的王孝謙。就是這樣一個小縣城裡鬆散的文學圈子，卻蘊含著一股強大的力量。因為多年以後，他們中的多數人都先後在文學上取得了自己應有成績和地位。
1992年，我們迎來了兩場文學盛會。
一場是“王文炳、劉尚斌散文詩創作座談會”。王文炳和劉尚斌都是從富順師範畢業的學長，也是春芽文學社的早期成員，他們畢業後一邊為人師，一邊從事散文詩寫作，幾年來發表了不少的作品，是我們的楷模。一貫重視文學的廖常勇校長，特意安排了這個座談會，希望對我們有所啟發。我記得，座談會是在學校禮堂舉行的，簡單的課桌圍成了一個大圈，待領導和嘉賓落定，我們才小心翼翼地坐上去，生怕弄出了一點響動。也是從那時開始，我才知道有一種介於詩和散文之間的散文詩。其次，我還自以為是地得到一個不對稱的資訊，那就是如果詩寫得好就可以留在城裡，因為王文炳畢業留在了師範附小任教。當然，那次座談會，最大的收穫是認識了詩人王文炳，後來我們成了幾十年的朋友。
另一場盛會是“李自國詩歌講座”。那一年，詩人李自國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詩集《第三隻眼睛》，這件事在縣城產生了一定的轟動，當時他雖然已從富順調到了自貢市文聯工作，但絲毫不影響家鄉的文學青年們奔走相告。那個年代，出書可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詩歌講座的具體細節已經記不太清楚了，但李自國先生說起話來十分有激情，特別是朗讀到某一首詩，當時給我的感覺是，在詩歌的世界裡，他可以進入忘我的境界。這次講座，我有了一本詩人親筆簽名的詩集，這也可能是我唯一讀過幾遍的一部詩集。後來，我寫了一首《眼睛·詩魂》的短詩，發表在《蜀南文學》。我知道，那是自國兄的有意提攜。我想說的是，一篇幼稚作品的發表，也可能激起一個年輕人對文學的摯愛。
從富順師範校門出發，往北門巷前行不到200米，就到了五府山的入口。五府山上並無更多的景觀，山腳下是西湖，拾級而上，便是革命烈士陵園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墓園，再往上便是矗立山頂的青少年宮。一到週末，師範的學生之所以愛去五府山，多半約了三五個同學，去喝茶。革命烈士陳列館的旁邊有個寬闊的迴廊，擺了幾張小桌，環境十分清幽，可供喝茶聊天，茶也不貴，五毛錢一碗，剛好適合師範生的消費水平。這種度週末的方式，被大家戲稱為“窮歡樂”，意思是，我們窮都不怕，還怕歡樂嗎。我們一批文學青年，之所以愛去五府山，除去喝茶便宜，還因為五府山上，有縣文化館主辦的《富順文藝》編輯部，這張創辦於1973年的文藝小報，在富順有著相當的影響，算是富順文學愛好者心中的《人民文學》。其時，負責編輯工作的李嘉良老師，是一個對文學極端負責的人，一旦有文學青年來訪，他馬山就會放下手裡的活路，一邊招呼入座，一邊倒上茶水。他的小院，彷彿一直都是編輯部的接待室。後來，文化館新來了文學輔導幹部趙正平，亦是愛好文學的人，編輯部就更是熱鬧了。就是這樣一張小小的四開文藝報紙，一路走來，不知道為多少文學青年所仰慕和讚歎。曾經有一段時間，我甚至期望師範畢業之後，如果能在文化館當一名文學編輯，那該是一件多麼志得意滿的事啊！多年以後，我把這個曾經的夢想告訴了即將退休的趙正平老師，他動情的嘆道，遙想當年情景，文學是真的令人羨慕啊。
不緊不慢的師範時光，總是繞不開西湖與五府山。西湖邊的蘭苑，是師範生們最愛光顧的小酒館，五府山上的茶園，是師範生們曾經暢談人生的地方。對於每一個富順師範學子來說，西湖與五府山都是一種記憶的鄉愁。師範畢業的1993年，我以春芽文學社的名義主編了一本“九零級畢業作品集”，名字叫《歲月匆忙》，算是對青春的告白吧。那一年，我並沒有因為寫詩留在縣城的學校教書，更沒有機會去《富順文藝》當編輯，而是被分配到富順西部的福善鎮新華小學，那裡正好是我的老家。我成了典型的文學青年。我寫了一組長詩《1993：與理想事物的對話》，後來收錄在我的詩集《偶然之約》裡，算是對我的師範歲月，對西湖對五府山有了一個交代。因為富順的西湖和五府山，就是我文學的出發地。
高仁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自貢市作家協會主席。已出版有散文集《富順：另一種方式》《豆花：一座城市的浪漫主義》《讀城筆記》《城裡鄉愁》《遠去的雲彩》、詩集《偶然之約》、長篇小說《尚城時代》七部。現供職於富順縣文化廣電旅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