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九笙｜ 主播：孫佔山
你願意結識一個小流氓，並每天同他相處嗎？
這是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裡的第一句話，也是中國的歷史走過那段特殊時期之後，當代文壇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班主任》寫於1977年，這是一個不用過多解釋的年月。“撥亂反正”的工作本身就步履維艱，“兩個凡是”的方針讓更多的人陷入徘徊。我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也是透過讀文獻才漸漸感到，1976年雖然標誌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但1977年的中國社會，相比之前並沒有太大的變化。相較而言，文壇可能是當時社會矛盾最尖銳突出，最風起雲湧的地方。
其實不止有一個朋友認真地和我談過，他們說——九笙，你作為一個90後，為什麼總是去讀七八十年代甚至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呢？每年都會有那麼多新書出版，這個世界還有那麼多經典的文學作品，為什麼要把時間花在這些政治性很強，藝術性又不高的文學上呢？
確實是這樣，在相當漫長的歲月裡，中國當代文學處於貧瘠的狀態。我甚至覺得未來的讀者再翻開《創業史》、《紅旗譜》、《紅巖》、《林海雪原》等革命題材的小說，可能並不認為它們屬於文學，它們更接近一種集體意識的文學表現。
但我還是會堅持自己的閱讀。我更多的時候將它們看作反映現實和歷史的一面鏡子，透過閱讀幾十年前的作品，我好像在和父輩、祖父輩的親人對話，走入了他們的生活，甚至，有一種“窺探歷史秘密”的快樂。人生很短，值得閱讀的書卻太多。
話扯遠了，我的書評總是這樣拖泥帶水。還是回到《班主任》上面來。
/ Part 01
「
“小流氓”與“革命小將”，班主任該先拯救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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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老師在初三年級教語文，也是一位班主任，他近來面臨著一個很大的挑戰。有個叫宋寶琦的十五歲少年，早早地加入了本地流氓團伙，花名“菜市口老四”。他被捲入了一次集體犯罪活動，剛被釋放。他的父母感到丟人，便搬了家，他的學籍也就轉了過來。校領導決定讓宋寶琦到張老師的班級做插班生，就此還單獨和張老師談了話，叫他做好心理準備。
這項工作對於所有的班主任來說，無疑是個“燙手的山芋”。與張老師“搭班子”的數學老師尹老師第一個不幹了，在辦公室裡就衝著張老師發了一大通牢騷，說“文革”剛結束，正是百廢待興，需要狠抓教學質量的時候，你帶過來一個小流氓，班上的同學還怎麼安心學習？正常的教學工作怎麼開展？
尹老師的指責還在耳邊環繞著，班上的團支部書記謝惠敏也過來了，並帶來了一個更壞的訊息。班上的同學聽說“菜市口老四”從勞改所釋放，就要轉學過來，陷入了極大的恐慌中。有的女同學甚至不敢上學了！
張老師沒想到情況這麼嚴重，但他畢竟是經驗豐富的班主任，便問謝惠敏：你怕嗎？你覺得該怎麼辦？
謝惠敏咬牙切齒地說：我怕什麼？這是階級鬥爭！他敢做壞事，我們就跟他鬥！
小說進行到這裡，最需要班主任去“挽救”的同學已經出現了。是的，相比起宋寶琦，謝惠敏的問題更深，也更難改變，甚至很難被意識到。
劉心武在這部短小的作品裡花了很多筆墨去塑造謝惠敏的形象。這個少女就像從“樣板戲”裡走出的“鐵娘子”，身體健壯，不修邊幅，永遠面容嚴肅，腰桿筆直。她學習成績一般，業餘生活全被社會活動佔據了——作為班上的團支部書記，她積極地組織大家讀報、勞動、唱紅歌，還和宣傳委員石紅是死對頭。因為石紅喜歡讀外國小說，還穿帶碎花的短袖襯衫，這在謝惠敏看來是不可饒恕的，乃是“沾染了資產階級作風”的表現。
不知道聽眾朋友們讀書時有沒有遇到過這種“革命小將”式的同學，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講，到沒有在學校感受過特別濃的政治風氣，但身邊總會有“特別聽老師話”的班幹部，做事喜歡上綱上線，還總是打小報告。有的同學管他們叫“老師的狗腿子”。
我沒有這麼叫過別人，倒不是源於善良，主要原因是——我也是班幹部，而且經驗豐富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從小學到博士，我總是稀裡糊塗地成為了學生幹部，上到學生會的副主席、支部書記，下到班裡宣傳委員、文藝委員，二十多年來積累了極為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
必須坦率地承認，我也向老師打過其他同學的小報告，特別是少年時期。但是我沒有惡意害人，也沒有被同學記恨過，所以我不懺悔。捫心自問，我還算一個細膩的人，如果班上有仇視我的同學，我不太可能感覺不到。可事實是，在我漫長的求學生涯裡從未樹敵。
然而反思不應該到此為止，我還得思考。如果說青少年時期的自己還有一點虛榮心作祟，那麼碩士之後，只想埋頭讀書寫作的我為什麼還會被行政老師要求做學生幹部呢？我沒有說謊，那時候已經二十多歲了，絕不會有“官癮”的，只是不抗拒這種事情而已。
現在想來，“聽話”應該是一個重要原因。從小到大，我雖然內心“戲很多”，但外在個性卻不強，屬於那種不太會逆反師長教導的學生，被老師“用起來”也比較順手。謝惠敏也是這樣，她行事粗魯，人緣又差，但沒有人比她更適合做學生幹部。因為這種工作最不需要的就是獨立思考能力，你只需要機械地執行某種既定的命令，越機械越好，法國哲學家梅特里曾寫過一本名為《人是機器》的哲學小冊子，這個題目其實完美地詮釋了謝惠敏的形象。這個少女已經被“異化”到近無人性的地步了。
就我自己的體會而言，學生幹部的本質就是一種管理體制的工具，個人在其中是沒有主體地位的，它對人的成長毫無幫助。康德在他的道德哲學裡反覆強調，人是目的本身，而不是達成目的的手段。如果你是一個徹底追求自由的人，那麼就要遠離這些東西。但如果你抱有其它的功利目的，或者只想豐富自己的個人經驗，也不妨試一試。但你應該不會有太多收穫的。
/ Part 02
「
兩個勢不兩立的少年，都認為《牛虻》是一本黃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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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的同志把宋寶琦的一些物品交給了張老師，都是逮捕他時從他身上搜出來的，都是些很常規的物品：一把用來鬥毆的彈簧鎖，一幅殘缺油膩的撲克牌，一盒煙，以及一本撕掉封皮的小說。
張老師撿起小說，隨手翻看，竟然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出版的《牛虻》。再看內頁，只見凡有女主角瓊瑪出現的插圖，一律被野蠻地畫上了八字鬍。張老師去家訪時帶上了這本書，他問宋寶琦，為什麼看這本書，有什麼收穫？這些八字鬍又是怎麼回事？
宋寶琦的回答很簡單，他沒看過《牛虻》，甚至不認識那個“虻”字。書是他偷東西的時候順出來的，由於有圖書館的公章，他不敢倒賣，就和其他幾個同夥一起亂塗亂畫，瓊瑪的八字鬍就是這樣畫上去的。
好吧，宋寶琦原來將《牛虻》當黃書看了。張老師生氣極了，他是一個非常珍愛書籍的人，想發火，又想起自己是來家訪的，便把怒氣按了下去。
回到學校後，張老師召集班幹部開會，討論如何接納宋寶琦，以及如何安撫同學們情緒的問題。他拿出了《牛虻》，想從這部小說入手，組織大家展開一次學習。
謝惠敏拿起《牛虻》翻了翻，就像觸電一樣大叫起來：
“這是一本黃書！”
很有意思吧，模範學生謝惠敏和“小流氓”宋寶琦竟然在判斷一部世界名著的標準上驚人的一致。
謝惠敏自然有她的道理。首先，報紙上沒有推薦過這本書，她無法得知其究竟是“社會主義的鮮花”還是“資產階級的毒草”；其次，它是外國小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裡面還有青年男女談戀愛的情節……還有比這更黃的黃書嗎？
石紅聽到謝惠敏和老師的爭執，也過來發表自己的觀點。她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裡面的無產階級英雄保爾·柯察金受這本書的影響很大，使得她對這部小說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只是暫時還沒借到而已。
聽了石紅有理有據的論證，謝惠敏想反駁，又找不到話說，只是瞪大了眼睛盯著她和張老師，像一隻氣鼓鼓的青蛙。
張老師本來想好好的教育一下謝惠敏，批評她輕信盲從權威思想，缺乏獨立反思意識的地方。但隨即又忍住了，畢竟生活現象是複雜的。謝惠敏也只不過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年，思想上還很幼稚，文藝作品本身就充斥著多種元素，想要將它們加以分辨，再形成自己的觀點，需要非常漫長的過程。
如果想得悲觀一些，宋寶琦可能還有改進的餘地，謝惠敏大機率是無可救藥了。宋寶琦雖然危險，但是他基本沒有什麼獨立思考的意識，除了一些好勇鬥狠的江湖習氣之外，他是一個極其簡單的人。幫助他樹立正確的價值立場，可能需要一些時間，但並非不可完成。再加上社會的大環境蘊含著樸素的民間道德，宋寶琦內心深處一定明白，偷盜、鬥毆等惡行都是不對的。只要教育得法，還有辦法讓他走上正路。
至於謝惠敏，她不是笨人，而是惡人。請原諒我將一個如此嚴重的定義加於一個孩子的身上。十幾歲的少年已經不再是一張白紙，她成長於極端意識形態操控社會輿論的年代，思維方式已經基本定型。
其實所有的思維方式都是一種語言，維特根斯坦認為，世界到語言為止。什麼意思呢？你有一種思想，有一種價值觀，要想把它表達出來，讓別人接受，就必須使用一套與之相配的語言。你的思想是否能準確地傳達給別人，完全取決於這套語言的表達能力。反過來講也是一樣，你想領悟一種思想，就必須先掌握它的語言。
上面這段話還有一點空洞，那麼我再舉一個具體而庸俗的例子吧。很多朋友都有準備公務員考試的經歷，有一門筆試叫做申論，被稱為“當代八股”。我認為要想得到這項考試的高分並不難，但一定要早做準備，每天堅持讀範文和相關資料，直至熟悉那套語言，從而掌握它要求的思維方式，自然可以寫出命題人和閱卷人欣賞的文章。
有的朋友可能會問，這樣會不會被某種意識形態洗腦呢？
嗯，有可能啊。那就再抽時間讀一些咱們公眾號推薦的書吧，自由精神和獨立意志始終是我們追求的，如果你真的是我們的鐵桿聽眾，應該不會被一場考試洗腦。
再說了，如果實在不喜歡，就不要去考嘛。
謝惠敏則是一個被歷史扼住咽喉的孩子，她出生在一個沒有選擇的時代，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擁有選擇的權利，就已經被推上了一條命運的單行線。
像今天的我們，雖然還是被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籠罩著，但只要不做太過於極端的事情，你還是有空間去選擇自己的價值觀。你可以追求事業的成功，精神的豐富，可以純粹的拜金，可以加入“飯圈”，或走向“耽美”。我以為，多元的人生才是社會進步的標誌，哪怕其間會產生很多矛盾。但只要你的選擇不干涉別人的權利，不影響別人的自由，就可以用獨到的語言表達對世界的理解。
所以，這個世界不是二元對立，而是相容幷包；不是非黑即白，而是色彩斑斕。
/ Part 03
「
有一種需要警惕的思維方式叫做“二元對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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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的篇幅不長，情節也比較簡單。與謝惠敏討論無果後，張老師聽聞許多同學在石紅家參加讀書會，便過去看看。只見石紅和同學們一起討論魯迅翻譯的外國小說《表》。這部小說是蘇聯作家班臺萊耶夫創作的兒童文學，描寫了一個流浪兒在教養院裡的轉變過程。故事裡的小流氓惹人生氣，也讓人同情。讀過小說後，同學們領悟了很多，不再畏懼宋寶琦了。張老師也從中獲得啟發，他不僅要透過閱讀改造宋寶琦，還要引導謝惠敏閱讀《牛虻》，培養她的獨立思想。
最後，故事在張老師滿懷期望的憧憬中落下帷幕，無疑又是一個象徵性的結尾。在1977年的時代語境之下，小說也只能寫到這個程度，但是我們作為2021年的讀者，卻不能止步於此。
《班主任》裡的張老師無疑是一個認真負責的好老師，但他的思維方式也是比較教條的。從始至終，他都堅信存在一種正確的思想，他要以“正確的思想”為武器，與兩個孩子“錯誤的思想”戰鬥，並以取得最終的勝利為目標。
不知不覺中，張老師將自己徹底站在了孩子的對立面。這不還是一種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嘛。歸根結底，是以一種專制代替另一種專制。現在的社會里，“二元對立”的想法依舊普遍，“好與壞”、“善與惡”依舊是認識一個人，評價一件事的主要標準。這是我們需要警惕的一個現象。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人和壞人，當我們談論一個人的善良，其實也在討論他的罪惡。要知道我們習慣於稱讚惡人偶爾做了一件善事，又常常揪住好人的一個小錯誤不放。這就是“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帶來的糟糕結果。
還記得今年上半年我寫過一篇有關《疾病的隱喻》的書評，裡面談到疾病和健康實為共生的關係，醫療和養生的目的都不可能是消滅疾病，而是更好的與疾病共存。其實揮之不去的惡意也是一種疾病，很多臨床心理學對它們都展開了豐富的研究。只有找到與惡意共生的生存方式，我們的未來才能有真正的希望。
所以——千言萬語，歸結成一句魯迅說過的，直到今天仍有現實意義的話，也是《班主任》真正的主題：
救救孩子。
【本期話題】你有沒有遇到過“謝惠敏”式的人物？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本文作者簡介
張九笙
文學博士，自由撰稿人，主要從事中國當代小說和影視文學的評論與研究。曾經從事過編輯和文秘工作。說話很慢，日常生活中比較嚴肅，習慣只用文字表達細膩的情感，所以經常被不熟悉的朋友視作一個沒有感情的打工人。
本文主播簡介
孫佔山
演播藝術家
中國廣播電視協會播音主持委員會理事。
演播作品《大國崛起》《晉商》《大三峽》《中國故事》等；代表影視作品《方糖》《長腿叔叔》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