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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當代中國史學，文風成為重要問題。這是因為史學著作體例固化，過多的材料引用，晦澀的文字表述都制約著史學作品走向社會化的舞臺。為了歷史學的長期發展，改變文風，刻不容緩！作者在文中提出了改變文風的三個角度，即形象思維、情感與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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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檢視當代中國史學，文風問題已經成為窒息史學生機、影響學術傳播的突出問題。如何使史學論著變得靈動而具有文采，僅僅侷限於提倡增加學者的文學修養，已經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出路在於理論上和觀念上的突破。形象思維是歷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歷史學家需要有高尚而飽滿的情感和豐富的想象力。如果沒有對歷史著作文風問題深刻的理論反省，還是固守歷史敘事的所謂實證性、客觀性等傳統觀念，排斥在歷史敘事中對形象思維、歷史想象等思維形式的運用，不承認情感因素在歷史研究中的正當地位，要從根本上解決史學著作的文風問題，則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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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史著風格；形象思維；歷史想象；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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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振宏，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河南大學黃河文明協同創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史學理論與秦漢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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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第113-120頁。
縱覽當代中國史學，文風問題已經成為史學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史學著述體例的教條死板，語言文字的佶屈聱牙，材料徵引的連篇累牘，文氣的窒礙不暢，窒息了史學論著的生命力，極大地影響了史學作品的社會化傳播。史學論著與論文的難以卒讀，是一種普遍性的現象，嚴重地敗壞著史學的聲譽。對於歷史學的發展來說，文風的改變，已是刻不容緩！其實，我們很早就發出過這樣的呼籲。2001年，《史學月刊》在創刊50週年之際，曾經發表題為《總結過去，開闢未來，為建設21世紀新史學而奮鬥》的編輯部文章，滿懷信心地展望21世紀新史學，並對新世紀史學的文風問題提出期望：
21世紀新史學，應該不再拘泥於著作形式的傳統模式，使其在體例、結構、語言風格等方面，變得更活潑，更生動，更具有文采……在語言風格上，為著客觀和真實，歷史著作總是擺出一副極其嚴肅的面孔，沒有詼諧和機智，沒有激情和幽默，似乎惟此才能顯示其作為學術著作的嚴肅性。在這樣的史學規範的引導下，我們看不到像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那樣的歷史著作，也看不到像馬克思的《資產階級和反革命》那樣的歷史論文，甚至也看不到像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那樣的史學文章。史學著作應該開放，應該有思辨的機智，飽滿的激情，清新的語言，鮮活的文風。21世紀新史學應該在史學論文的學術風格和語言風格方面進行大膽嘗試和創新。
但遺憾的是，這一改善文風的呼籲，絲毫沒有引起學人的關注或重視，史學著作體例死板、語言枯燥、文氣不暢、缺乏激情的狀況，依然沒有絲毫改變，甚至愈發嚴重。這個問題，需要從史學理論的層面作出探討。
史學論著如何才會有文采？除了一般性的強調史學研究工作者應該提升文學修養之外，筆者想從理論或觀念的角度提出幾個問題，以供研討。
01
史學研究也需要形象思維
在學術史上，人們曾經關注過形象思維的理論問題，有過承認或者否認其存在的不少討論。其實，形象思維的存在與否，不是一個理論性問題，而是一個事實性問題。人們透過對一種形象的把握去認識或感知事物的本質，是一種正常的認識方式；透過一種形象或者形象性的文字描寫，表達一種思想或觀念，也是一種正常的交流方式。這足以說明形象思維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存在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問題是，在承認形象思維之後，依然對這種思維方式存在著某種偏見，即在不少人看來，形象思維是文學藝術創作領域所特有的思維方式或表達方式，而在其他抽象性較強的或者實證性較強的學科（譬如哲學或歷史學）領域中，則並非適應。應該說這是一個頑固的偏見。
歷史學作為一種實證性學科，一種靠證據說話的學科，就不能有形象思維嗎？或者說形象思維就不重要或不能產生積極的思維成果嗎？《史記》其實就是大量使用了形象思維而成為不朽之作的最好例證，而《史記》作為中國古代歷史學的代表性作品，則是舉世公認的。譬如《史記·項羽本紀》對項羽烏江自刎的情節描寫，就是形象思維的一個很好例證。司馬遷將項羽的個性特徵展示得豐滿而鮮明：
項王軍壁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
項羽身臨四面楚歌時的纏綿悲歌，“天之亡我，非戰之罪”的悲天徒嘆，無顏見江東父老的慷慨赴死，以斯首付馬童的悲愴義德，一個高大且自負、敗亡而不悔、臨死而不屈、威武而多情、充滿複雜情感的英雄形象，得到了真實而生動的展現。這段歷史敘述，沒有倫理說教，沒有道德評判，沒有歷史分析，但傳遞給人們的關於項羽的認識，則是真實的，可以感知的。《史記·項羽本紀》的“太史公曰”評價項羽說：
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司馬遷這段從歷史理性出發所作出的歷史判斷，他所表達的歷史觀點，其實在前邊的具體敘事中，已經真實地傳遞給讀者。即使沒有這段評價，人們對項羽的看法，大體上也可以達到這種理性認知的程度。可以說，前邊所使用的形象思維，是可以達到一種比較準確的思維成果的。然而，這種形象思維比純粹的理性分析、邏輯思維，則要生動鮮活不知多少倍。在歷史研究中提倡加入形象思維，是不是可以成為改造陳腐學風的一條途徑呢？
當然，在歷史敘事中加入形象思維，是有許多問題需要討論的，譬如形象描述與客觀描述的關係，如何合邏輯地推測、刻畫歷史人物的心理活動，必要的心理描寫是否屬於歷史的真實，等等。其實，在這些問題的討論中，有些問題不是一個真偽的問題，不是一個是非對錯的問題，而是一個觀念問題。面對形象思維在史學研究中的合理性應用，人們是不是應該有一個觀念性的轉變呢？
歷史現象的存在，本來就是有形象的，是具化的，是有真實的樣態的，那麼對於歷史本真的探討，為什麼不能儘可能去恢復其樣態的生動逼真呢？這應該被看作是正當的，而這就是在運用形象思維。其實，歷史研究或歷史寫作，並不是能不能運用形象思維的問題，而是如何運用的問題，是如何將對歷史的理性認知變得更加具化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說，形象思維的運用，並不必然地違背客觀事物的真實性表達，而恰恰是在向真實的復歸。沒有形象思維的運用，沒有對歷史事物的具體樣態化描述而得到的歷史認識，充其量也只是理性的真實，本質的真實，而不是儘可能完全的真實。形象思維是復原歷史之真不可或缺的思維形式，歷史研究不能排斥形象思維。
02
歷史學家需要有高尚而飽滿的情感
歷史學研究中是否應該有情感因素的滲透，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傳統的歷史學研究，總是強調歷史評價不能滲透個人的情感和好惡，要人們摒棄情感因素，最大限度地排除情感因素的干擾。這幾乎是無須論證的問題。但是，人類是有情感的物種，做什麼事情都不可能沒有情感的動能。對於這個問題，許多偉人、甚至是終生從事高度抽象之哲學思考的人，也並不排斥人的情感因素，並都積極地加以肯定。譬如：
恩格斯說：“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
列寧說：“沒有‘人的感情’，就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人對於真理的追求。”
黑格爾說：“我們簡直可以斷然聲稱，假如沒有熱情，世界上一切偉大的事業都不會成功。因此有兩個因素就成為我們考察的物件：第一是那個‘觀念’，第二是人類的熱情，這兩者交織成為世界史的經緯線。”
恩格斯、列寧、黑格爾都是哲學家，他們對人類歷史活動中感情因素的強調，大概是自身從事哲學研究的真實體驗。的確，人類的一切歷史活動，包括科學探索和哲學研究這樣的理性思考，都是靠情感因素推動的，情感因素是人類歷史活動最本源的動力因素之一。歷史學研究和其他社會活動一樣，也是需要飽滿的情感來支撐的。
史學研究者需要的情感，是對現實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懷，是對民族未來的深切關懷。你深深地愛著這個民族，你對他的未來充滿期待，並因此而關注他的現實發展，關注他罹患的災難，為改變他而傾注你的全部精力與情感。於是，你就會深入社會而發掘選題，使你的研究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古今中外的史學史都可以證明，無論是歷史學家的學術選題，還是他選擇的研究領域，甚至他終生從事的歷史研究事業，都被情感因素所驅動。
在明清史研究領域，蕭一山的《清代通史》是公認的經典之作。1923年《清代通史》上卷出版，1963年《清代通史》下卷出版，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裡，蕭一山以一人之力完成這部三卷五冊四百多萬字的經典鉅著，憑藉的就是熱愛祖國的熾熱情感。陳捷先在介紹《清代通史》的文章中說：
蕭一山先生在20世紀20年代發憤撰寫《清代通史》時，就說他因看到日本稻葉巖吉的《清朝全史》“觀點紕繆”，而國人又無完善清史之書，他覺得這是“吾國士林之恥”。甚至到二十年後，他在出版簡明本《清史大綱》時，還強調《清代通史》早年問世後，“國人始有研究有清一代之典章文獻者，乃不致為鄰邦學人所姍笑”。可見蕭先生對清史研究以及著述清史，都是在一種強烈民族自尊心與時代責任感之下從事的。他自幼就在治公羊學的父親教導下，必然有儒家傳統的夷夏之防以及“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等觀念……到他就讀高中與大學的時代，正是辛亥革命之後，國家內則軍閥割據，外則日本侵略加劇之時，民族精神在他心中茁長，亦屬必然。研讀與撰寫清史的過程中，他遇到的又都是民族紛爭與中國不斷遭到列強凌辱的史實，哀國傷時與救國圖強之心難免會油然而生。《清代通史》上卷出版後，他攜書敬謁孫中山以及以後與蔣介石討論清史上若干問題，顯然是他想以歷史研究來闡發民族大義，實現他的經世思想。
蕭先生最初發憤著述《清代通史》，就源之於他要雪“吾國士林之恥”，要為中國學界爭氣，要撰著中國人自己寫的清代歷史的熾熱情感。而幾十年不能釋懷，要堅持以一人之力完成四百萬字的鉅著，在幾十年的寫作過程中，也都是把民族精神作為他強烈的支撐，“都是在一種強烈民族自尊心與時代責任感之下從事的”。情感因素是他幾十年持之不斷撰著清史的動力因素。
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享有盛譽的劉澤華先生，他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的開闢，更是被強烈的情感因素所驅使。根據劉澤華先生自己的說法，他之所以選擇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作為研究物件，主要是基於“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對中國社會王權專制主義強大惰性的深刻體驗，感受到中國古代專制主義對民族歷史造成的深重災難，必須把清算專制主義作為自己學術研究的主攻方向。“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劉澤華先生多次談到他對中國歷史的判斷：
或許有不食人間煙火的純學術，但我不是；也或許有不要思想的純學術，但我也不是……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就我們民族的整體觀念而言，還遠沒有從中世紀走出來。“文革”固然是有人發動的，但鬧起來後何嘗不是民族觀念的一次大展現。諸如“生為某某的人，死為某某的鬼”，“三忠於，四無限”等等，就是普遍認同的一種意識。更為悲慘的是，許多被打倒的、被折磨致死的“老革命”，最後竟是要“緊跟”之類的遺囑。這些思維方式在傳統文化中有深厚的根據。
傳統政治文化的價值主體仍然遺留在我們的民族意識和大眾心理之中，仍然左右著人們的基本價值取向和政治選擇。這就是為什麼帝制政治形式早已被歷史拋棄，而專制主義的種種政治弊端，諸如個人專權，個人崇拜，言論和思想專制，官僚主義及與之俱來的貪汙腐敗等等始終陰魂不散的重要原因。
劉澤華先生很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古代專制主義的本質，認識到傳統中國專制主義的政治餘緒在現實中國影響很大，而中國學者的根本使命，就是要幫助現實中的人們，認識古代中國的這個基本國情，從古代專制主義的陰霾中走出來。這是一種高尚的政治情懷，是一種民族之大愛。他就是為這種大愛所激勵，為強烈的政治情懷所驅使，選擇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這個充滿艱辛而在當時還有某種風險的學術領域。
2005年，劉先生在一本書的《序》裡說：
我有必要作一個自我表白：我並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是一個心地陰鬱的恨世者，一個否定傳統文化的虛無主義者；並不是專意要跟偉大傳統過不去，決意為中華文明抹黑。相反，我愛這個國家，愛我們民族所創造的所有偉大和美好之物。只是，我強調的是，在開始大規模的新文化建設時，我們還有太多的基礎性清理工作要做。我愛我們的國家，愛我們的民族，所以要對她衰頹的經絡痛下針砭，對她久痾的病灶厲加刀鉅。我希望她保持對現實的警覺，透過自我批判維持日進日新的健康機能，而不是在自我粉飾的輝煌裡沉溺不返。我相信，我們的看法離歷史事實不遠。即便天荒地老而世不我知，也無怨無悔：雖千萬人，吾往矣！
正是“我愛我們的國家，愛我們的民族，所以要對她衰頹的經絡痛下針砭，對她久痾的病灶厲加刀鉅”這樣偉大而崇高的情感，驅使劉澤華先生在長達幾十年時間裡，筆耕不輟，孜孜以求，撰著了數百萬字的鴻篇鉅製，出版了11卷本《劉澤華全集》。檢視劉澤華先生的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對祖國對民族的熾熱情感，對現實中國狀況的強烈關懷，對祖國未來的美好期冀，就是他的研究的全部動力！
情感因素支配自己一生學術研究的例子並不鮮見。著名學者黃宗智先生也曾經談道：
回顧自己過去五十多年的學術生涯，我自己都感到比較驚訝的是，感情，作為自己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的來源和動力，其實比理性的認識起到更根本的作用。我們習慣認為“問題意識”主要來自於一個學者的學術或理論修養，而在我的人生經歷之中，它其實更來自於感情。而且，感情的驅動，區別於純粹的思考，也許更強有力、更可能成為個人長期的激勵。
情感因素不僅支配著學術選題的開發，學術方向的選擇，支配著歷史學家整個的歷史研究過程，而且也可以說，歷史學家只有抱持飽滿的高尚的情感，也才可能使自己的寫作富有激情而文采飛揚。我們呼籲歷史學作品要有文采，而文采就源自於激情。只有當那些關乎民族前途命運的時代性問題成為我們的選題的時候，歷史學家才會被高尚的動機所激勵，被偉大的使命感所驅使，把自己的全部情感都傾注在研究中。而當歷史學家被某種偉大的動機激勵起來的時候，也才可能激情四射，才情飛揚，使在鍵盤上跳動的文字，充滿動感，流暢而富有文采。其實，歷史寫作也和文學創作一樣，是需要有激情的。
就筆者個人的研究、寫作實踐說，也是如此。筆者幾十年間所寫下的作品，真正能使自己有所回憶、聊以自慰的，也是那些充滿激情的寫作。我個人寫作經歷中記憶最為深刻的一次，是2001春寫作《當代文化建設四題》一文。當時是接到《文史哲》編輯部的邀請，參加他們於2001年5月舉辦《文史哲》創辦五十週年的學術會議，會議擬定的討論議題是“關於當代中國人文精神的失落問題”。看到他們定的這個議題，我真的十分驚詫。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了，對改革的非議之聲一直沒有歇息，對改革帶來的社會道德、文明的變化，更是一些人非議的重點。改革開放，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帶給中國社會的究竟是精神文明的墮落，還是精神文明的巨大進步，這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不容錯判。而編輯部擬定的討論題目本身，就是以判定“人文精神失落”為前提的，這使我無法接受。
那年我年近五十，無論是自己的人生經歷，還是對中國歷史的認知，都使我感到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很缺乏真正的人文精神。幾千年的中國文化，幾乎沒有個體人的一席之地。個體人的價值和地位，個體人的人格尊嚴，個體人追求幸福的天然權利，統統被政治的專制性和文化精神的社會性所抹殺，在這種文化體系中，“自我”是個否定性的概念。我們這些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經歷了狂熱的鬥私批修年代的人，對自身文化的這一屬性有著深刻的切身體驗。個體人的被扼殺，“私”字的被汙名化，使作為個體人存在之表徵的“私”“我”“個人”“自我”等字詞概念沒有存身之地。我們這個社會中本來就沒有培養起真正的人文精神，而又何來“人文精神的失落”呢？
傳統的中國文化，把作為個體人表徵的一切凝聚為一個“私”字而加以剿滅。從“存天理、滅人慾”到“狠鬥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鬧革命”，數千年間這樣的文化精神一脈相承。而正是改革開放才帶來了人的解放，使我們開始正視“人”（是個體的人，而不是集體的人，不是“民”）的問題，給“私”的正當性開闢出一席之地。有了“私”，有了人的解放，才釋放了創造的活力，才有了短短二十年間中國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怎麼就人文精神失落了呢？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接受這樣的判斷，我們必須為幾千年所貶斥的“私”字正名，必須去歷史地肯定和迎接改革開放所帶來的人的解放。
為“私”之正名，為改革辯誣，為中國歷史來之不易的進步而清理雜音，我被一種強烈的使命感激勵著。那段時間，思考這個問題使我激動不已，大概是三月份的一個早晨，思緒噴湧，在鍵盤上一氣呵成敲出了下邊的文字：
我們需要為“私”字正名。“自私”是人的天性，“慾望”是創造的源泉。正是在追逐財富的慾望，鼓起了人的生命的風帆。在追逐財富的過程中，生命的所有能量都最大限度地釋放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了生命的活力，看到了保護財富合法獲取的自由平等的要求，看到了享受財富的幸福，看到了人生的艱辛。正是追逐財富的奮鬥歷程中，充分地展示了生命個體的價值和意義……“私”字這個怪物，是最具活力的因素。它一旦被釋放出來，就加速度地膨脹，並永無止息。它要挖盡人的一切潛力，推動人去奮鬥，去創造，去攫取。社會的活力，社會的生機，社會的繁榮，都依賴它而出現奇蹟。私慾的膨脹，一方面褻瀆了一切古老的神聖的東西，摧毀了那個虛幻的集體人格，帶來了人的空前解放；另一方面，也帶動著社會財富的快速增長。這裡，正應了恩格斯那段名言：“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藉以表現出來的形式。”如此看來，“千百萬人活躍起來，奔向經濟大潮，奔向錢、性和財富”的“物慾橫流”，並不是什麼罪過，它一方面成為歷史進步的槓桿，一方面又真正促成了人的解放……實在說，筆者自己並不過分地崇尚財富，也並不情願過多地讚頌這些東西；但是，面對過去那個完全戕滅人性、戕滅人的慾望和創造力的時代，對於那個絲毫沒有人文精神可言的時代，我們的確需要有經濟的衝擊力，需要鼓起人們慾望的風帆。我們幾千年沿襲下來的傳統社會，實在太需要經受一個物慾、商品、經濟社會的衝擊和洗禮。如果不如此也能有民族的新生和進步，我寧願去詛咒人的不受遏制的貪慾。但是，從民族的發展出發，從歷史的觀點出發，我們目前對自私和貪慾，則不能不持這樣一種歷史的態度……我們不寄希望於透過口誅筆伐來革除人的貪慾，或者透過什麼改造世界觀來“淨化人的心靈”，而只希望透過法律的調節，來規範人們的行為。我們主張僅僅用法律作為社會活動和人的行為的調節器，至於人們的心靈領域，則應留下更為廣闊的自由空間。
這些文字的字裡行間，飽含著衝出千年束縛的衝動，也跳動著為改革吶喊的心聲。我不敢說這樣的文字就有文采，但被強烈的情感所驅使而一氣呵成的文字，其通暢而抒懷，則是達到了我個人的較高境界。
當然，情感也有不同的屬性。魯迅說：“‘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哪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飢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此話可謂至理名言。不同的人生體驗，決定了每個人不同的情感世界。在歷史學家的情感世界裡，應該湧動著歷史的情懷，即站在歷史的立場上，關注歷史進步的向前向上的運動，關注歷史程序中人民的福祉，關注現實人類的苦難和命運。歷史學家應該把對人民命運的關懷和對未來歷史的期待，傾注到研究實踐之中，使我們的歷史寫作成為真正的激情寫作，而不是利己主義的功利性活動。功利性活動會有動力而不會有激情，只有對現實社會運動強烈關懷的高尚情操，才可能激起充沛的情感，才可能盪漾起寫作的激情，才可能激起認知活動的火花或靈感，而使筆下生花。
筆者提倡激情寫作，重視情感在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中的作用，但並不忽視情感的非理性認知屬性。三十多年前，筆者曾經發表過《論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一文，認為在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結構中，情感要素屬於非理性因素，在肯定或張揚情感的認知作用時，還應該把它放在理智的基礎上。筆者寫道：
人類的情感世界是極其錯綜複雜的，而且情感的顯現又往往滲透著主體的社會性意識，並因而在歷史認識中發生消極或積極的影響。有時候，過於強烈的情感，會造成主體對客體不真實不全面的反映。因此，這種情緒色彩，並不是科學研究所需要的。情感是主體意識結構中內在的組成部分，情感在認識活動中潛在地發生作用是無法避免的，我們在主觀上的努力，只能是儘量把它放在理智的基礎上。
03
歷史研究需要有想象力
歷史學是一門求真的學問，所以，實證性是其基本特性，所有的結論、認識，都需要堅實的事實基礎。這一點沒有任何疑義。但是，充分實證性的學科，一種事實性的研究，是不是就不需要想象力呢？是不是就一定與想象相排斥呢？
答案是否定的。
科學想象是一切創造的基礎，歷史學也不能例外。
王爾敏在《史學方法》一書中討論歷史“解釋”，專門列了“想象”一目，論曰：
史學研究，學者自接觸史料起，即無時不以想象為其取材、選題、分析、判斷與解釋之工具。即使處理單純史料，亦必多少取借想象之力。甚至考證辨偽，亦不能完全擺脫想象。蓋凡為研究學問，如被發現其成為問題而須加以解決者，其啟念之始，即是依據想象而產生。就實質言之，所有學問，無不如斯。
按照王爾敏的說法，史學研究的各個環節都離不開想象。筆者完全贊同這種看法。試約略論之。
首先，對於歷史學研究選題的提出和確立，想象是一個誘發因素。史學研究是從想象開始的，只是以往我們沒有去正視這個基本的認識論問題。當研究還沒有進行，當資料還沒有佔有，我們憑什麼確定自己的研究物件，憑什麼認定這個選題值得研究？憑什麼確定要研究這個問題而不是另外的什麼問題？這其實就是我們對所選定的問題有了某種想象，在想象中判定它會有某種研究的價值，在想象中感覺到它可能會有什麼結果。正是這種想象指引我們開始自己的研究。儘管在研究的程序中，隨著所掌握的資料的變化，隨著對逐漸豐富起來的資料價值或資料內涵的判斷，我們可能會改變最初的想象，甚至會推翻最初的想象性判斷，得出和最初的想象完全不同的結論，但毫無疑問，這種研究是從最初的想象開始的。沒有想象，任何研究都不會發生。
其次，歷史學家要靠充分的想象力去填補歷史的細節，去完成事件發展的合邏輯的情節敘述。不少史學理論學者都談到過這個問題。杜維運說：
歷史上很多地方是割裂的，是不連貫的。資料的殘缺不全，促使這種情勢出現。所以一部上下數千年綿延發展不絕的連貫性的歷史，實際上不存在，其連貫是出於史學家的想象。這種想象，在史學上是一種建設。
英國學者約翰·託什也明確地談到過這個問題：
任何重建過去的嘗試都是以想象力的發揮為前提，因為儲存下來的資料不可能是完整和全面的。歷史學家會一再遭遇資料中的空白，它們僅能通過歷史學家非常熟悉地掌握殘存資料，以對可能發生的東西有一種“感覺”或直覺來加以填補。動機和心態問題經常在這類研究之中，所研究的文化越陌生和遙遠，用來理解它所要求的想象力作用也就越大。
可以說，這是一個史學常識。歷史留下來的資料總是殘缺不全的，不僅是遙遠的古代，即使是近代甚至現當代，材料的豐富性也總是有缺陷的，歷史留下來的可供研究所使用的材料，對於真實發生過的歷史本身的豐富性來說，總是有缺陷的。於是，有些歷史發展的過程和鏈條，就需要有合理的想象來填補；有些事件的細節，就需要有想象力將之豐富；有些歷史人物在關鍵事件或時刻的複雜心理，就需要有想象力去推測；有些歷史場景，就需要有想象力去做復原性描述。如果離開必要的歷史想象，歷史敘述將乾癟、枯燥到難以想象，甚至歷史事實也呈現出令人難以面對的千瘡百孔。
英裔史家麥克·史丹福在其《歷史研究導論》中，談到歷史研究中歷史想象所可應用的五個方面，說：
史家於五個方面需要意象。（1）為能於往昔景象有視覺感。（2）為了自固定點有所推論（……）。（3）為了放置反面事實（counter-factual），該者所涉及的包括擬想曾經發生何事，以及評估實發生事物的重要性（或非重要性）。（4）為了詮釋……（5）為有所洞識。崔渥－若帕（Trevor-Roper）曾說：“即是史家意象……乃能洞悉變遷的幕後動力。
這幾乎是涵蓋了史學研究的所有層面和這一認識活動的各個環節。但是，對於本文的主題，對於要解決史學著述的文采來說，歷史想象力的發揮，主要的是要解決填補歷史細節的問題，是如何讓歷史敘述變得更具體更生動也更圓滿的問題。離開了歷史想象，歷史敘述是無法生動起來的。古今一切優秀的歷史著作，其生動逼真的歷史描述，在運用想象力方面，都留下了經典性的例證。
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第一冊中的第一編《原始社會》，大部分文字都是以考古學資料為基礎而靠想象力完成的。請看作者關於中國猿人生活場景的描述：
中國猿人住在龍骨山的天然山洞裡，這裡可以避風雨、防野獸。他們在這裡住了很長的時期，隨著洞頂的不斷坍陷，洞底不斷被填高，他們還在洞裡找可住的部分；直到洞被填得不能居住的時候，他們才遷走了。山洞的東邊是一條小河，一年四季流著從山裡下來的水。小河的兩岸生活著水牛，偶爾有水獺和大河狸出現。河灘上的礫石，正是中國猿人制作石器的原料。中國猿人和生活在這裡的野獸都要到河邊喝水；他們就依靠群力，獵取來河邊喝水的野獸；河兩岸也就成了他們狩獵的場所了。
如果不是靠著想象力的發揮，這樣的歷史場景該如何描述呢？
《左傳·宣公三年》記載有晉靈公使鉏麑刺趙宣子事：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晉靈公君德有失，趙宣子多次進諫不聽，反而派鉏麑去刺殺趙宣子。結果，鉏麑看到恭敬勤政的趙宣子之後，有了激烈的心理衝突，最後放棄刺殺趙宣子的行動，自己觸槐自殺。文中鉏麑的內心獨白，當然是作者想象出來的。這段歷史記載，被著名歷史學家陸懋德先生作為案例，在其《史學方法大綱》中作出分析：
任何事實之起始、變化及結果，其過程及層次皆極為複雜，非人類之觀察考證所能完全窺見無遺，且有時多有遺漏（missingfact）。大抵吾人之觀察某事，不過只能得其重要關節數點，其餘皆是用自己的推理（reasoning）作用，以聯貫之及補充之。不然，只是片斷的事實，而不是完整的事實。舉例如下：
譬如左傳宣三年記晉靈公使鉏麑刺趙宣子……吾人試思此刺客既未被捕，又當場自殺，可知當時無人窺見。既無人窺見，則此刺客之一段言論，更不能有人聞知。此因作書者以為刺客既未刺人，而反自殺，其中必有一番心理變化，故不妨用自己的推理作用，代為補充數語，以完成此段史事……而無此則不能使記載圓滿。此例在史書內所在多有。如慎用之，尚無大礙，如濫用之，則流為失實。
陸懋德先生所言之“推理”，即本文所謂“想象”。《左傳》作者對鉏麑放棄刺殺趙宣子的心理分析，完全出自想象。但有了這樣的想象，不僅使歷史記載有了完整性，也使歷史敘述更顯得真實和生動。當然，陸懋德先生也指出了這種推理或者想象不可濫用。
那麼，像這樣出於一種歷史想象的記載，其真實性如何判斷呢？如果說它是絕對的客觀的真實，當然是不可相信的，像鉏麑的內心獨白，是不可能留下任何文字材料的，只可能是作者的想象性推理，最多是合乎邏輯的想象性推理。但是，如果作者理解當時的思想語言場景，瞭解當時的社會思想背景，也瞭解鉏麑個人的思想或人格，作出這樣的想象性推理，就會具有可以相信的真實性，符合一般思維的常理常情。這種真實，不是客觀真實，但卻是合邏輯的真實，既符合歷史邏輯，也符合思維邏輯。
羅素曾經談到對史學著作中這種想象力所發揮作用的看法：
不久前，我在《劍橋古代史》中讀到了有關芝諾比亞的事；很遺憾，書中把她寫得極其枯燥無味。我模糊地記起在吉本的書中有一段極為生動的描寫。我查到了這一段。這位專橫的夫人立刻變得活靈活現。吉本對她已經有了好惡之感，而且想象出了生活在她的宮廷裡會是一種什麼樣子。他是用豐富的想象力寫的，而不是隻懷著記述已知事實的冷靜的願望去寫的……但是不知怎麼，儘管有著這種侷限，吉本對他所論述的、貫穿了幾個世紀的事件的發展，卻使人有一種非常逼真的感覺。
羅素從理性出發，知道此類描寫有著種種侷限，但很是“有一種非常逼真的感覺”，他認為想象力的發揮是具有合理性的。
歷史學家靠著自己的想象力，填補了歷史敘事中的某些缺環，增強了敘事的完整性，也使敘事更顯流暢和生動，給讀者以歷史的在場感、真實感。但是，歷史想象卻在本質上區別於文學創作中的想象，歷史想象依託歷史學家豐富的歷史知識基礎和對歷史場景的理性認知，而保障歷史想象的合理性。這些依靠想象而填補的歷史缺環，所描述的歷史場景，有著合乎歷史邏輯的真實性。杜維運說：
以學術的基礎而言，歷史想象的悠然出現，需要頗為深厚的學術作基礎。不然，將流於詩人、戲劇家、小說家的幻想。想象魏晉南北朝時代玄學家的談辯之風，要對此一時代重要玄學家的生平與作品，有一番認識。想象明末清初有奇節之士的故國思想，最低限度讀過邵念魯的《思復堂文集》或全謝山的《鮚埼亭集》。
所言極是。所以，歷史想象絕不是脫離特定歷史場景的天馬行空，它僅僅是對歷史場景的合邏輯合理性的歷史復原，具有一般歷史認識的可靠性、真實性。歷史學家要真正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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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歷史學需要文采，這一呼籲成為學界共識應該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如何從根本上走出史學文風呆板的困境。一般性地強調史學工作者提高文學修養，提升語言文字水平，這不會有人提出異議。但問題是，如果沒有觀念上的突破，沒有對歷史著作文風問題深刻的理論反省，還是固守歷史敘事的所謂實證性、客觀性等傳統觀念，排斥在歷史敘事中對形象思維、歷史想象等思維形式的運用，不承認情感因素在歷史研究中的正當地位，要最終解決史學著作的文風問題，要想使史學作品變得富有文采而宜於傳播，怕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