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堂到地獄
十八世紀中國形象在西方的變遷
在十八世紀的歐洲
中國的形象經歷了戲劇性的變化
啟蒙初期的中國熱逐漸消退
開明、寬容而富庶的形象蛻變成黑暗帝國
這一切
在十九世紀的黑格爾那裡達到高峰
在他筆下
中國歷史已然成了“非歷史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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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西洋人筆下的清朝官員
這種轉變如何形成？
它又如何塑造了我們對於自身文明的認知？
今天的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十八世紀？
人民大學郭成康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清史研究叢書新編
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
作者：郭成康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郭成康，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已退休。1941 年出生，北京市人。現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文史館館員。主要研究清史。出版《18 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政治卷》《乾隆正傳》等專著，發表《康乾之際禁南洋案探析——兼論地方利益對中央決策的影響》《政治衝突與文化隔閡：楊名時案透視》《也談滿族漢化》《清朝皇帝的中國觀》《劉興祚論》等論文。與劉景憲先生合譯《盛京刑部原檔》（滿文）。
郭成康
作者簡介
千秋功罪：
從英國首次訪華使團對中國政治的觀感談起
文｜郭成康
導言：當即將結束對18世紀中國政治極其簡略而膚淺的敘述時，如何評價這一百年的中國政治，已不可迴避地擺在了我們面前。
兩三個世紀以來，有多少史學家、哲學家和政治家都曾試圖解答這一現實感十分強烈的歷史難題，幾乎所有接觸這一歷史領域，並做出價值判斷的人，都真誠地相信自己完全基於客觀的立場，是不帶有任何民族的或階級的或個人的偏見的。但如果加以認真的梳理和比較的話，就會輕易地發現，如同對任何重要歷史現象和歷史事件的解說一樣，對18世紀中國政治的評價也無不打上了個人經驗、意識形態，甚至民族國家利益的或輕或重的烙印。
從馬戛爾尼到黑格爾
18世紀末，馬戛爾尼率領英國首次訪華使團對中國進行了歷時半年之久的全面而細緻的考察，他們深入宮廷，覲見了乾隆皇帝，並與權傾一時的大臣和珅、福康安，以至負責接待的欽差、總督及其他地方官員有過頻繁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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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來朝圖
公正地說，這些來自西方、崇尚自由的有識之士並沒有完全否定中國古老文明及其社會政治制度，但他們在各自的訪華報告或私人日記、旅行記中，卻對中國的政治頗有微詞。諸如中國“這樣多的人口，在這樣廣袤的地面上，遵守著一個統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語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於君主一人的絕對統治之下。他們同世界其餘的人在許多方面有很大懸殊，他們閉關自守，同其餘世界無爭，但也不願同其餘世界有任何往來”；“中國政治制度上沒有代議性質的機構來幫助、限制或監督皇權”；“在中國的政治、倫理和歷史的文獻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論，他們認為這種理論最後一定導致犯上作亂”。
透過緊張的民族關係和階級對立的種種跡象，英國使節敏銳地覺察出中國正處於發生劇烈政治動亂的前夜，馬戛爾尼甚至做出預判：“這種叛亂或瓦解即使於我死前出現，亦不足為奇”，但他憂慮發動暴亂的奴隸們將遭到滿洲統治者殘酷鎮壓而致使其處境更加惡劣，因而這位英國勳爵斷言：“如不引導中國人以漸進方式，而是使之狂熱地追求解放，則是愚蠢的，只能使他們陷於週期性的發作中，從而與法國人、黑人一樣，都不能享有自由。”
馬戛爾尼不贊成1789年法國大革命，所以認為法國人沒有享受自由的資格；他所謂通向自由的漸進道路，不過是英國式的透過代表貴族的國王與資產階級取得政治妥協的君主立憲之路。
現代研究者普遍認為，馬戛爾尼及其同行者對中國的觀感改變了西方對中國的看法。中國學者許明龍指出，馬戛爾尼使華前，歐洲對中國的瞭解，主要依靠大陸國家尤其是法國在華傳教士的通訊和著譯。
馬戛爾尼使團成員們的訪華紀實，則將描述的重點放在中國現實的陰暗面上。這些著作直接取材於作者在中國的親身經歷和見聞，因而具有較高的可信程度。而當時在歐洲持續了百餘年之久的“中國熱”恰逢退潮之勢，隨著啟蒙思想的傳播和歐洲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人們對中國的關注逐漸從歷史轉向現實，從宗教、哲學轉向政治，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表明，曾受伏爾泰和魁奈等人熱烈頌揚的中國專制主義，並非歐洲國家仿效的典範。
正是在這一大的歷史背景之下，馬戛爾尼使團成員訪華紀實的發表（喬治·斯當東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發表於18世紀末），最終使歐洲的“中國熱”畫上了句號，中國在歐洲的形象從此由較好變為醜陋。許明龍還特別引證艾田卜新著《中國之歐洲》中的觀點，稱這位法國漢學泰斗“將馬戛爾尼使華列為促使歐洲人由頌華轉變為貶華的第二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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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西洋人筆下的清軍士兵
同樣生活在法國專制君主統治下的伏爾泰和孟德斯鳩，對英國的議會制度、民主精神以及自由觀念同樣嚮往，但伏爾泰希望走一條“開明專制”的改革道路，並幻想借助國王的力量實現這一政治目標，在華耶穌會士正好傳遞來了中國皇帝如何賢明、中國傳統政治如何有序的資訊，於是有意無意地美化了他並不真正瞭解的中國，而孟德斯鳩則寧肯相信來自商人及另外一些傳教士關於當時中國政治“黑暗面”的描述，加之他對法國的專制主義又懷有比較強烈的反對意向，因此，對當時的中國政治沒有像伏爾泰等人那樣的好感，中國被他列入了按“恐怖”原則統治的“專制政體”，是十分自然的。
著名哲學家黑格爾顯然也受到馬戛爾尼等人的中國觀的影響，在他的《歷史哲學》一書中他曾提到了以下一段細節：“英國使臣馬卡特尼見清朝皇帝時，皇帝已經六十八歲了，可是他每天還步行到他的母親那裡去請安，行孝敬之禮。”
這裡姑且不去深究這段細節的準確性。但黑格爾畢竟是一個思想深邃的哲學家，他對中國文化和政治的興趣，並沒有停留在對以家族關係為基礎的專制政體如何泯滅人性、如何阻礙了中國社會的演進，中國歷史如何是沒有任何“進展”可言的“非歷史的歷史。”
從哲學的高度，他概括了包括中國歷史在內的世界歷史的程序：世界歷史從東方到西方，因為歐洲絕對地是歷史的終點，亞洲是起點。東方人（包括中國、波斯、埃及、巴比倫等）不知道“精神”——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是自由的，因為他們不知道，所以他們不自由。他們只知道一個人是自由的，這個人就是專制君主。“自由”的意識首先出現在希臘人和羅馬人中間，因為他們蓄有奴隸，所以只知道少數人是自由的。各日耳曼民族在基督教影響之下，首先取得了自我意識，知道人類之所以為人類是因為其是自由的；知道“精神”的自由造就了它最特殊的本性；因而日耳曼世界全體是自由的。中國處於東方世界的最東端，是人類歷史最幼稚的時期，希臘和羅馬是人類歷史的青壯年時期，日耳曼世界則是人類歷史的“老年”的、也是最輝煌的高峰。
如果說馬戛爾尼使華開始改變了歐洲對中國的好感，那麼，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以及對中國文化和政治的評價則深深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西方的思想家、哲學家、史學家和政治家。
當代漢學家的故事
當代法國著名學者阿蘭·佩雷菲特自述早年“對於18世紀的中國，我幾乎一無所知，除了耶穌會士、萊布尼茲和伏爾泰曾經說過的：這是一個神奇的帝國，由一個歐洲人應該羨慕的‘開明君主’極好地統治著”。1954年，他從一個波蘭沒落貴族手裡購買了一套珍貴藏書，佩雷菲特說：“在所有這些記敘中，最吸引我的是跟隨馬戛爾尼勳爵的使團在中國與韃靼的旅行紀實。其中一篇為使團的第二號人物喬治·斯當東所著；另一篇的作者是使團的總管，曾經敘述過‘邦蒂號兵變’故事的那位約翰·巴羅。我承認，這12卷書對我來說完全是新發現”。
這些“新發現”改變了佩氏以往模糊而不準確的中國觀，他欣喜地對他的讀者們說：“您是否知道，正值法國大革命之際，英國人卻派遣了一個浩大的使團前往中國，以使它對英國開放？……您是否知道他們的使節發現的是一個完全不同於在啟蒙時期被理想化了的中國？您是否知道他們曾竭盡全力徹底摧毀這個神話，並指責天主教傳教士的書信為欺騙？您是否知道這個‘不可超越的榜樣’開始在禮儀上顯得僵化，並因虛榮而顯得做作？”
1993年秋天，改革開放在神州大地已進行了十幾個年頭，“中英通使二百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承德避暑山莊舉行，佩雷菲特向大會提交了題為《中國的保護主義與英國的自由貿易》的論文，這篇論文的結尾，再一次把人們關注的目光從歷史引向現實：“乾隆和馬戛爾尼沒有死；他們的精神仍然存在，各忠於自己的信念：後者致力於廣闊的大海，把大海混同於未來；前者則將全心全意注視著自己的領土，在他看來，領土完整是其穩定的主要保證。”上述觀點在佩雷菲特的《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據該書譯者介紹，《停滯的帝國》出版於1989年5月，一出版就進入暢銷書行列，半年內就售出20萬冊（該書《譯者的話》）。中有更詳盡的闡發，而該書扉頁黑格爾的一段話格外引人注目：“中華帝國是一個神權政治專制國家。家長制政體是其基礎；為首的是父親，他也控制著個人的思想。這個暴君透過許多等級領導著一個組織成系統的政府……個人在精神上沒有個性。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看來佩氏十分欣賞黑格爾上面的一段話，為強化它的不容置疑性，又在其下推出了另一位名叫艾蒂安·巴拉茲的先生的話：“要批駁黑格爾關於中國處於停滯不變的觀點很容易……然而，黑格爾是對的。”
重返十八世紀的中國
伏爾泰也好，孟德斯鳩也好，都把中國政治幻化了，他們只能像霧裡看花那樣觀察中國，其未能得出準確結論固無足深責；但他們的意識形態、政治理念，即所謂“歐洲人的準則”，最終決定了其各自對中國政治的褒貶，則是確定無疑的。
馬戛爾尼和斯當東有著與伏爾泰和孟德斯鳩大致相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但他們作為英王派遣的首次訪華使臣，還肩負著從英國的利益出發、最大限度地開啟中國市場的外交使命。因此，為歐洲國家遵循的、植根於歐洲的近代國際政治經濟關係準則——主權國家平等和貿易自由——就經常成為他們貶抑乾隆時代中國最冠冕堂皇的理論根據。面對這些“歐洲人的準則”，接待英國特使的清朝大臣們大多被描寫成一群愚昧無知、頑固不化、狂妄自大、猜忌多疑，自外於歐洲文明社會的小丑，而代表英國的外交使節則處處表現出彬彬有禮、通情達變的紳士風度。但是，就在他們侃侃而談，教訓中國人應該遵守主權國家平等原則時，其竟可以毫不赧顏地向中方提出“准許他們把舟山附近一個獨立的、非軍事區的小島給英國商人使用，以便英國商船到該處可以停泊，存放貨物，並當作他們居留地來管理。”
試想，乾隆皇帝如果以“歐洲人”發明的對等原則，向英方提出把泰晤士河口某個海島割讓給中國的話，馬戛爾尼將如何對答呢？“貿易自由”原則聽起來似乎也十分動人，但當時中國如果真的徹底開啟國門，讓實力雄厚的英國商人毫無限制地自由貿易，那麼，中國民族經濟的發展還有絲毫希望嗎？當代美國學者艾爾曼等說得好：“不少英國曆史學家堅信不疑地將鴉片戰爭解釋為‘自由貿易’之戰，而非對中國主權的冒犯。很明顯，一個一方迫使另一方參加的貿易有何‘自由’可言？”
要求人們在詮釋歷史時做到絕對公正、絕對客觀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的。歐洲人，以至整個西方在觀察、研究中國歷史時，站在西方民族國家的立場、以近代西方文明系統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做出自己的判斷，本來是無可厚非的。儘管帶有種種偏見，還是應該承認，許多西方人對中國抱有善良的願望，希望中國透過他們規劃的改革與開放之路，進入現代社會；他們對中國觀察之細膩，眼光之敏銳，視角之獨特，往往為我們所不及；他們對中國的批評，特別是在諸如天下以中國為中心的盲目虛驕和自我封閉，因循保守、拒絕改革，讓變化了的現實去適應儒家神聖教條等關鍵之處的批評，往往具有發人深省的震撼力量，令人不免掩卷長思。我們也必須承認，近代西方文明在社會政治理論，以及思想自由、社會民主與政治體制等方面，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借鑑之處，但是，像黑格爾那樣以歐洲為中心、以日耳曼種族優越論為基礎構建的歷史哲學，則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我們不能承認資本主義工業化、代議制民主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體系這一使西方成功地達到現代化目標的道路，是全人類必須凜然遵循的唯一之路；我們不能承認前近代以來，中國文明、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只有靠西方衝擊才能發生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外力論觀點；我們也必須揭露在“主權國家平等”“貿易自由”之類漂亮口號掩蓋下的強權政治的實質、民族國家的一己私利，以及令人厭惡的雙重價值標準。只有如此，在評價18世紀中國政治時，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不為某些西方作品中的偏見所蠱惑。值得欣喜的是，西方中心主義的中國歷史觀在美國學者中已受到批評，而中國中心觀在美國史學界正逐漸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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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點好書 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