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在歷史上雖然也以善於用人著稱，發現並提拔了大量人才，但在很多時候，她的用人原則是任用那些完全奉迎、順從其旨意，為她牢固掌握權力而奔走效力的趨竟之徒。
只要能為己所用，一概加以收買利用，嚴以駕馭，收其功用。這助長了諂媚、奔竟的不良風氣，甚至出現連酷吏都能高居相位的情況。由於“無問賢愚，悉加擢用”，導致武週一朝宰相之多，不僅創下唐朝之最，而且為歷代所罕見。
如此龐大的宰相群體自然難免良莠不齊、魚龍混雜，但武則天畢竟是少有的政治強人，尚能做到“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一旦其政治目的達到，那些作為政治工具又喪失了使用價值的宰相，便會立刻被處置掉。
而中睿時期則不同，皇權軟弱、貴戚專政，趨炎附勢、投機鑽營之風甚囂塵上而得不到遏制，當權者輕易就能把附己親信安插進宰相之則，並任其恣意妄為而不加管束，宰相集團隨之惡性膨脹且整體素質迅速下滑，政風亦更加濁亂。
玄宗力革前弊，堅決奉行少而精的用相原則。當然這本身也是開元前期宰相配置的一大特徵，其優點是顯而易見的。
其一，玄宗在審時度勢、深思熟慮之後，經過“淘沙取金，剖石採玉”似的層層篩選與步步淘汰，最終挑揀出來的必然是人才中最傑出的精英，由於宰相個體素質極高，整個宰相班子的資質及其施政能力，得到了強有力的保障。
東漢王符曾強調過，凡君主“將至太平者”，“必先審擇其人”思想主張。一心想要開創太平盛世的玄宗很好地踐行了這一用人觀。史稱“開元中，上急於為理，尤注意於宰輔”。
例如，姚崇和張說都是經文緯武的國之棟樑，但二人向來不和，不能同時在朝為相。結合開元初年險象環生，百廢待興的政治形勢，玄宗認為姚崇在應對和處理政治危機方面更勝一籌，再考慮到張說的功臣身份。便毅然選姚崇而舍張說。
可見宰相的選定確實是玄宗從國家實際政治需要出發，經過通盤考量，權衡各方勢力和各種因素後慎重抉擇的結果。這樣精選出來的宰相及其集合體自然能為，造就一個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最大限度地發揮和貢獻其政治能量。
同時任職的宰相減少並控制在兩人以內，使相權得到迅速集中與強化，宰相的地位與威望大大提高，這時的宰相才真正成為宰相，其“國之重器”、“君之股肱”的重要價值得以體現，姚崇和宋璟就分別以宰職兼任兵部尚書和吏部尚書。
宰相人數少，素質高，使中央最高權力核心的層次結構變得精幹、簡練，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宰相集團內部的紛爭與互鬥，有效地減少了一些不必要的人際關係矛盾與摩擦，從而使宰相班子精誠合作、和諧共事成為可能。
宰相由皇帝根據現實政治形勢變化、統治需要與政策的調整，經過精挑細選後親自決定，從根本上杜絕了中睿時期，皇帝放任寵貴權威為培植和壯大私人勢力，隨意選任趨炎附勢的小人為相的政治亂象再度發生，強力打擊了投機政治，消弭了奔走權門、諂媚取寵的趨竟之風。
無形中淨化、澄清了朝廷的政治空氣。這促使腐敗庸碌、渾濁混亂的宰相政治走向廉潔清明、強幹高效。宰相自身性質也實現了從替權貴效力的工具，轉向為國家服務的重臣的職能意義上的重新定位與轉變。
少而精的置相原則與特徵，可以從一個側面窺見玄宗排除各種干擾勢力，重振皇權、復興相權的信心、意志和氣魄，而這正基於他對武后晚期以來變亂頻髮根源的深入反思與追究。
總之，在玄宗主持下，宰相任用方式以人數大幅減少、名號逐漸統一、任職時間相應延長這三項形式上的變革及其相對固定化、常態化和制度化的趨勢為標誌，顯示出唐朝宰相政治體制的漸趨健全與完善，預示著唐前期處於不斷轉遷、變動中的宰輔制度開始走向成熟和穩定。
新體制為宰相個人才華的充分施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礎，使宰相在管理國家事務上發揮更大作用創造了有利條件，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宰相班子的協調一致、默契配合，對於維護中央政權的高度集中、統一和高效，增強中央權力中樞在國家管理和政治統治中的整體性、穩定性起到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