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百年來，還沒有一個人作為純粹哲學家的聲望能夠超過康德（1724—1804）的。而在今天，不論是在國外還是在中國，康德思想的魅力還有愈來愈強烈之勢。兩百年來，一個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哲學家，早已經被無數的人宣佈批倒批臭了，卻仍然如同巨大的山峰巍然高聳，雖然並不見得“可信”，但卻如此“可愛”，這到底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從康德那裡究竟能夠獲得什麼樣的教益？我想從如下幾個方面來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康德哲學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號稱
“批判哲學”
，康德明確宣稱
“我們的時代是批判的時代，一切東西都必須經受批判”。
批判精神的提出是西方理性精神的一次飛躍。西方理性精神從古希臘以來經歷了四次大的飛躍。首先是赫拉克利特和巴門尼德的“邏各斯”的發現，它導致西方人對“一”即普遍規範的追尋，從而為理性精神（邏各斯中心主義）奠定了第一塊基石。然後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反思精神，促使邏各斯精神進入了一個從低向高層層遞進、不斷超越的無限有序系統。第三是近代笛卡爾的懷疑精神，使理性達到了能動的主體即自我意識。第四就是康德的批判精神，它使理性的主體能動性開始發揮其
自我批判和自我建立
的作用，從而首次使理性成為人類一切認識、道德和歷史活動中的最高原則。
正是憑藉同一個批判精神，康德哲學在黑格爾和馬克思那裡遭受到了最深刻的批判，但也正因為如此，康德的批判者也恰好都是康德的繼承者，康德的理性批判成為了康德哲學永恆的功勳和榮耀。自從康德以後，人類社會、特別是人類思想就進入了“批判的時代”，直到今天還是如此，以後也不會喪失批判精神。批判不再只是個別人或某個時代的特徵，而成了人類精神生活中必要的基本素質。
其次，康德哲學具有強烈的
理想主義
傾向。近代以來，人類越來越走入了科學技術所造成的精神迷宮，真善美的價值越來越讓位於經濟實用的現實需求，上帝已死，宗教信仰只剩下休謨所說的“習慣”的意義。康德在兩個世紀之前就提出
人類出於自己的道德本性必須對上帝加以“懸設”
，認為這不是什麼自我欺騙或自我安慰，而是從人的自由這一“事實”所作出的推論。這是對人性的深刻洞見。人的本性就在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懸設一個“理念”讓自己去追求，不管這個終極理念叫做“上帝”還是別的什麼，否則人就跟其他動物沒有什麼區別。
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都證明，人的創造性就在於把原先認為不可能甚至不可思議的事透過自己的不懈追求實現出來，因而人的本質並不能僅僅歸結為他所創造出來的現實事物，而在於他的不斷創造的精神力量。人類終極目的的懸設正是激發他的無窮創造力的必要條件，只有在這一條件之下，人的本質潛能或人的本質力量的全面豐富性才能得到最充分的發展，人才能日益完善自身、擺脫自己受（自然界和他人）奴役的狀態。兩百年後回頭反觀康德的理想，我們更是深感這種理想主義的缺乏乃是現代社會一切病症的癥結。
第三，康德的
“先驗哲學”
歷來為我們所詬病，但在今天看來也仍然有其合理的成分。胡塞爾現象學透過“先驗還原”把現實世界還原為一個理念世界，一個“應然”和“可能”的世界，是對歐洲人性的拯救。因為在這樣一個“本質世界”的平臺上，人們就可以超越日常世俗生活的狹隘眼光而意識到自己的真正本性之所在，懷著一種真誠的信念去追求那合乎人性的生活。
先驗哲學並不是一種思想的矇昧，而是對經驗的超出；但也不是完全脫離經驗，而是對經驗之所以可能的前提的清醒意識。
沒有這樣一種先驗的眼光，一切對崇高理想、聖潔人格、神聖信念、惟微天道的追尋都會成為世俗考慮的一種工具、一種應付現實問題的經驗態度甚至權宜之計。當然，先驗哲學不能解決任何現實問題，但它提供了一種生活境界，我們憑藉先驗原則可以在自己心中辨別偽善和鄉愿。這一點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是“啟蒙中的啟蒙”。
第四，康德的
人本主義
儘管已經遭到現代哲學（胡塞爾、海德格爾等）的批評，特別是受到“後現代”的猛烈抨擊，但它的基本精神仍然是支配當代社會時代精神的主幹。雖然有理性主義和形式主義的侷限性，但
“人是目的”
，人的一切活動最終都是為了人自身的完善和完成，康德的這一原則直到今天還有普遍的效力，並且是一切文明社會所奉行的最高原則。當代唯一能對這一原則造成衝擊的是自然原則，它體現為“環境保護”原則。但自然和人的對立並不是康德的過錯。勿寧說，把康德的人本主義理解為與自然主義相對抗的，這只是一種誤解。康德認識論中固然有
“人為自然立法”
一說，但他並不認為認識和科學就是人對待自然的最高態度，而是認為必須透過審美和自然目的生態鏈而向人的道德過渡，自然是向人、向人的道德生成的。人的道德素質表現為全部自然歷史的最終成果。
康德對人類實用性地宰制自然界是瞧不起的，認為這種實踐技術的活動並不屬於人的自由本質，人的真正的自由體現為人的道德素質，而具備了這種道德素質的人就會情不自禁地欣賞大自然的壯麗和美，珍惜大自然，把大自然對人類的好意看作一種應該感激的“恩惠”。康德道德化的人本主義不是與自然毫無關係的，更不是威脅自然界的，而是包含有環境保護意識於自身中的。把人和自然看作一體的這一立場在馬克思那裡發展為
“完成了的人本主義就是自然主義，完成了的自然主義就是人本主義”
的觀點。保護環境就是保護人自身，因為如黑格爾和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界是人的“無機的身體”。
第五，康德的
“不可知論”
對於人類知識的進步也許是一個必須克服的障礙，在這方面它已經被馬克思的實踐論所超越；但對於人類道德的進步和完善卻是一個可以而且應當保留的前提。因為知識所探討的是必然王國，而道德是基於人的自由。把自由還原為必然是人類道德墮落的根源。
既然談到自由，就永遠會有“不可知”的成分。
所謂自由，根本說來就在於人的行為的無限可能性，我們既不知道究竟有哪些可能性，也不知道我們在這些可能性中將會選擇哪一項。自由誠然也有自己的必然原則，在康德看來這就是“自律”。一個人違背了自律就會感到慚愧，感到不自由；實踐了自律則會感到自由的尊嚴。但正因為人是自由的，所以在他選擇的一念之間究竟會選擇什麼，是服從道德律還是服從感性需要，這是不能透過外在的必然手段預先保證的，因而是不可知的。
康德把道德從人的知識中割裂開來，這固然使道德成為一種抽象的形式，脫離了現實生活和歷史；但這一方面使人在道德上擺脫對自然規律的依賴，不至於以為只要按照所認識了的必然規律（自然規律和歷史的“鐵的必然性”）去做就是道德的，為達目的甚至可以不擇手段；另一方面也破除了對自己的過分自信和驕傲，自以為可以完全把握自己、認識自己，自以為出於“誠心”就什麼事都可以幹，就可以犯下了滔天罪行還不知懺悔。在康德那裡，“不可知”並不是放棄道德責任的藉口，恰好相反，它正是承擔道德責任的前提，因為“不可知”是排除了一切客觀和主觀知識對人的行為的規定，而只以“應當”作為行為的唯一衡量標準，
只以人自己的自由或任意作為責任的承擔主體。因此“不可知”為人對自己的道德反省留下了無限的餘地，
為道德上的“可持續發展”、揚棄舊道德而建立新道德開闢了道路。在今天我國社會發展的轉型階段，必然也會並且已經向我們提出了
“道德轉型”的歷史任務
，康德的“不可知論”在這方面對我們具有特別重要的探討價值和啟發意義。
第六，康德的
世界主義
和全球化觀點對我們的時代也具有特殊的參考價值。畢生不願意邁出哥尼斯堡的康德卻具有
“世界公民”
的眼光，這種眼光與當前流行的“文化相對主義”不同，是以歷史從野蠻到文明的發展進化為線索的。只有從這一立場出發，康德才能預測人類由惡向善的前進和“永久和平”的實現，否則我們就不可能指望現實世界的弱肉強食有一天會停止。但康德的世界主義又不是一種溫情而無奈的期待，他清醒地意識到人類全球化歷程的艱難，戰爭的血腥和民族矛盾的不可調和，他把唯一的希望寄託於在巨大的災難和痛苦中人的道德意識的覺醒。
在“文明衝突”的今天，康德的這些觀點特別值得我們深思。當代恐怖主義和霸權主義的衝突雖然包含有野蠻與文明對抗的因素，但整個卻是原始野蠻的“叢林法則”在文明時代的重演。霍布斯當年所描述的“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今天正在各國之間、各種文化之間以世界規模進行，卻不再有一個世界君主來充當裁判。我們甚至可以預料，將來即使世界各國在經濟上消除了貧困，但在文化上的鴻溝卻仍然難以填平，經濟的發達並不能減少戰爭的危險。地球資源的耗盡和移居外太空的滯後就足以使人類傾向於互相摧毀。我們至今還看不到人類避免自身這種悲慘結局的方法，除了康德所指出的人類道德上的提高。
我們以往的道德並沒有告訴我們，當人們遇到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其他人類時應當如何與他們打交道。我們只是出於利害和臨時的考慮才和其他社會的人群結成暫時的聯合，一旦觸犯自身利益，馬上原形畢露。
但也有些跡象表明，一種全球化的道德正在悄然形成。“9。11”事件後，即使在那些實際受害或可能受害的國家，反對“以牙還牙”的呼聲也在日益高漲。由於環保意識的普及，跨國公司的企業也不得不考慮所在國的環保問題，以免給自己的聲譽和銷售帶來損失。歐洲聯盟的建立顯然促使人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種族和民族的偏見及歷史恩怨的阻力，而走向一個更為合作與和諧生活的時代。全球化肯定不只是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全球化，而同時應當是文化心態和道德意識提高到可以互相寬容、互相協作的結果；
也不應當只是“多元並存”，而是誰最先意識到並且最能夠做到文化寬容，誰把自己的道德意識提高到能夠寬容其他文化，誰就能在多元中佔據主導地位。
由此可以看出，“近世第一大哲康德”（梁啟超語）的這些思想即使在兩百年後的今天也完全沒有過時，而是一個還有待於我們去挖掘的思想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