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桐
清朝晚期，內憂外患不斷加劇，作為清朝當時的京官來講大多生活水平低下，有的甚至是窮困潦倒，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常常因為貧窮而揭不開鍋。他住在郊外，找到一座廢棄的舊房，帶著老婆孩子居住，“敝衣破褲，若乞人子。”造成劉光第極其貧困的原因有主要兩點，一是出身就非常貧寒，二來作為京官工資非常低，加之其個性耿介，不願混跡官場的各種陋規和潛規則，所以最終常常是衣衫襤褸，成了光緒時期最破落的京官。
與之相對的是京官那桐，他可算得上是京官中最會活的一個，因為是滿洲人出身，所以在當時的仕途顯得非常順暢。
那桐，歷任戶部尚書，外務部尚書，總理衙門大臣、軍機大臣、內閣協理大臣等要職，他的家族是內務府世家，資產豐厚。光緒順天鄉試舉人，滿洲人在當時有才學的人非常少見，那桐算是一個。慈禧稱他“頗能辦事”，與端方、隆慶並稱“旗下三才子”。其個人一生政治建樹不大，倒是其做京官的整個過程被他用洋洋灑灑的90萬字的日記全面記錄下來，還原了清王朝岌岌可危之下，京官只顧自己享樂的官場醜態。
從日記來看，那桐幾乎是天天都在吃喝應酬、唱戲聽曲子取樂，生活富足滋潤。他結交的官場人物逐年上升，從34歲開始，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光是拜訪就走了260多家，到了1891年的春節，竟然達到拜訪330餘家。在從未間斷的35的日記年裡，那桐很少有失望、煩躁、不安，經常是興奮、昂揚、心滿意足。除了傳統享樂外，那桐在當時就已經逐漸與世界接軌，第一次吃西餐、喝洋酒，讚歎“甚佳”、“甚酣”，第一次乘火車時，讚歎“星馳電掣，爽快輕穩”，第一次看到天津租借，面對“洋樓林立、燈火輝煌，與星斗爭光，儼然一副洋畫，恍如身在太西。”《那桐日記》此外，他的小妾就有八位，光記錄這些瑣碎竟然就寫了90萬筆記，堪稱大觀。
這次的天津旅行，讓那桐徹底迷戀上了西方事物，此後“那家隔三差五吃西餐，買洋貨。……坐汽車、安電話，甚至買汽車，反正什麼東西時髦，那家便很快擁有。”《從那桐看清末權貴心態》
那桐為人圓滑，辦事大方。在光緒二十四年他躍升為二品大員後，到處送禮感謝，送給榮祿銀子一千兩，送給慶親王女兒結婚“大裁江綢二套，九件荷包二匣，宴席二桌，紹酒兩壇，茶葉百斤，羊燭百斤，喜分白金。”
那桐生活水平如此之高，交接如此之廣，幾乎延伸到當時清朝最有權勢的大臣，他的錢從哪來的呢？
第一他出身非常有錢，他的長輩們均出任內務府官員，內務府眾所周知，那是宮廷的大管家，控制著整個宮廷生活的所有收支開銷，是清朝不能再肥的衙門。
那桐與清代高官合影
第二個因素是那桐的工作非常好，都是肥的流油的差事。從仕途開始，那桐就“充戶部恭辦皇帝大婚典禮處派辦司員”、“充恭辦皇帝萬壽慶典總辦”，這些都為他日後會做官發財打下了豐富的基礎經驗。
此後長期出任戶部官員，“各部之中，以戶部為較優”，各種款項雁過拔毛非常容易。載濤曾在回憶錄中說：“那桐平日貪得無厭”，“只認得錢”，“亦是著名的大貪汙者”。
第三那桐善於經營。從擔任銀庫郎中開始，他就在當時北京城最繁華的地段給自己開了當鋪：“餘託孟麗堂買被新橋北大街東增裕當鋪作為己產。計佔項一萬二千餘金，架本三萬金，存項一萬金，統計領去五萬三千餘金。”《那桐日記》
僅僅是第二年，那桐就再次購買當鋪，可見其非常盈利：“餘託孟麗堂價買燈市口北，東廠衚衕外，路東元豐當作為己產，改字號曰增長。總管為孟麗堂，價本市平松江銀三萬兩，佔項市松一萬七千兩，存項京松二萬五千兩，統計市松七萬二千餘金。”加之擅長理財，那桐“經營商鋪、置田產、地產、買房產、出租房屋，把自己家的經濟搞得有聲有色。《從那桐看清末權貴心態》
那桐日記
其仕途順了，經營暴發，這些都讓那桐感到開心，就算出門也會寫上“不覺累，真樂事也”，從後來的照片來看那桐屬於典型的心寬體旁的外向型性格，加之身體很好，對於超負荷吃喝玩樂能夠承載的起。
那桐的一生把巨大的精力用於吃喝玩樂，升官賺錢上，就是在清朝整體陷入巨大危險時，他也依舊宴飲應酬，忙於各種禮尚往來。甚至在國難當頭之際，遇到紅白喜事也從未草率，各種喜分，奠分一絲不苟。他一生的失眠只有在八國聯軍攻陷京城的之時，那桐當時在外地回家之路已被切斷，只好繞道去岳父家避難。在當天的日記裡寫到：“是夜火光四起，槍炮不斷，動魂驚心，夜不成寐。”這或許是那桐一生最不開心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