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世盜名，最早典出於《荀子·不苟》篇。文中荀況舉例“衛國大夫史魚以自己死後不要入殮來勸諫衛靈公重用遽伯玉、罷免彌子瑕”和“齊國田仲寧肯種菜也不願做官”兩件事情，指出史魚和田仲“盜名於暗世者”所帶來的危害。
原來王衍出身琅琊王氏，是曹魏幽州刺史王雄之孫、平北將軍王乂之子，家世上佳，在當時九品中正制的選拔模式下可謂佔盡上風。不僅如此，他年輕時就長得一表人才，舉止文雅，又對老莊哲學頗為精通，在京都洛陽非常出名。如此名門望族、玄學領袖，就連晉武帝的丈人楊駿也仰慕其名望，希望將自己的另外一個女兒嫁給他。奈何王衍對外戚楊家不屑一顧，佯裝生病、滿口胡言，楊駿只好作罷。
自此以後，王衍更加自命不凡，整天清談空論，對世俗事務絕口不提，更不願沾染與錢財相關的東西。一次，他的妻子待他入睡以後，故意將許多銅錢鋪設在床前，等他醒來下床踩到銅錢之後，滿臉皺容的叫婢女取走，言語間甚至沒提“錢”字。這件事情後來傳遍洛陽，成為一段美談，王衍的名望也就更高了。
此後，朝廷注意到了王衍的存在，他也憑藉這些清高的表現而官運亨通、步步高昇，後來更升任成為尚書令，其女兒也被選到宮中做了愍懷太子的妃子。只是好景不長，晉惠帝司馬衷能力低下、智商有問題，不能處理朝政，於是大權逐漸被皇后賈南風把持。很快賈后就派人處死了楊駿，後又設計誣陷並非她親生的愍懷太子司馬遹謀反，並將其廢為平民。此後，西晉朝局大變，外戚賈家獨攬大權。
愍懷太子出事以後，王衍為怕連累自己，趕緊向賈后上表請求解除自己女兒與愍懷太子的婚姻。自此，朝野上下才看清了他並非標榜的那樣清高。蘇洵在《辨姦論》中直言“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在蘇洵看來，即便王衍稱得上是一位欺世盜名之徒，但若非晉惠帝昏庸無能，即便有千百個王衍也難以禍亂天下。
那麼，作為北宋著名的文人的蘇洵，他究竟為何要在《辨姦論》中闡述王衍等人的“欺世盜名”之舉，其所以古論今的物件又是當時北宋朝堂中的何人呢？這就需要從蘇洵創作《辨姦論》的時間背景分析了。
北宋中期，土地兼併之風愈演愈烈，農民抗爭不斷，冗官、冗兵、冗費導致中樞朝廷持續處於財政危機之中，加之北方遼國和西夏的威脅，統治基礎鬆動。為此，宋仁宗時期，范仲淹曾主持慶曆新政，透過整頓吏治對緩和社會矛盾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時間太短作用不大。進入宋神宗時期，在皇帝的支援下王安石入朝推行更為全面徹底的改革，即王安石變法。
相較於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積貧積弱局面，然而由於他用人不當、對實際情況瞭解不夠深入等原因出現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現象。尤其是包括青苗法等圍繞理財、耕種的政策，在地方上均遭到了大官僚大地主的惡意破壞或利用。正因如此，後來宋神宗死後，王安石的變法措施也旋即遭到廢除。
相較於王安石等新黨人士，以司馬光、蘇洵為首的舊黨一派一方面並不認同其“廢除祖制”的做法，畢竟“祖宗之法”正是宋朝文人制衡皇權的一把利器；更為重要的是激進的變法活動導致的一系列亂象（包括朝堂上排除異己、地方上政策傷農）引發了士人不滿。蘇洵的《辨姦論》事實上就是代表舊黨發出攻擊王安石的第一聲。
當然，蘇洵的《辨姦論》通篇筆鋒犀利，卻多論斷而少事實依據，雖說是“見微知著”，但有牽強附會和強詞奪理之感。他的兒子蘇軾就對其中語句不以為然，認為言過其實了，更不可能認同王安石乃欺世盜名之人。畢竟，相較於王衍之流，王安石變法的初衷的確是為了鞏固宋朝統治、改善百姓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