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縱觀上下五千年歷史，商人的角色其實是最為尷尬的，不事生產，油嘴滑舌，四處流串，在中國農耕文明的自然經濟面前，純粹就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鉅富豪商一般都是政府打擊的物件，甚至商人被視為賤民。
白居易《琵琶行》：“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樑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
直言商人的薄情寡義。似乎這個印象由來已久，先秦時期，韓非子將商人視為“五蠹”，秦朝將商人群體發配邊疆戍邊，漢朝法律規定商人不能穿絲綢騎馬，商稅也很重，子孫後代不能科舉為官，漢武帝將豪富統統遷往茂陵放在眼皮底下監視；甚至兼收幷蓄的大唐對待商人也是歧視政策，不能做官，不得騎馬……
歷朝歷代的防商融商限商抑商辱商的政策，或多或少都是政府認為農為本商為末，勸農輕商，農民才是創造價值的人，商人沒有任何價值，反而是拖累國家經濟的累贅。自然經濟下的中國，自給自足，似乎也不需要商人去運轉物資，平衡國內供給需求。
但是，真的不需要商人麼？恐怕不見得，應該還有別的什麼考量。在封建統治者眼裡，商人就是待宰的羔羊，養肥了殺一茬，商人的命運就是這樣悲催。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古代的商人即使身處這樣的惡劣環境裡，仍然自強不息，即使卑微的活著，也要努力追逐利潤。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終於到了宋朝，商人的春天馬上就要來了。
（一）大宋官家下詔“恤商”，社會功利化色彩愈發濃厚
北宋佔盡中原膏腴之地，經商環境得天獨厚
大宋巍峨的城池讓經商更加有安全感
《清明上河圖》的一角，繁忙的門市，街頭人來人往
宋朝時期，地處中原之地的大宋必然需要鼓勵商業，加快建立物資中轉的樞紐物流中心，集結天下物力，構建大宋強大的綜合國力。當然，順帶培養的大宋豪商也是國家強大的建設者和推動者，應該得到國家認可和鼓勵。
宋朝統治者很早就認識到，對於追名逐利這種人性本能只能順勢而為，不能逆流而上。儒家提倡的君子恥於言利在現實的宋人面前，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太祖詔令：“榜商稅則例於務門，無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
太宗詔令：“自今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算。”
明確規定官府在職官員胥吏不得勒索刁難商賈，甚至法律明確規定官吏觸犯後的處罰。宋代自上而下的政策法規使得宋朝營商環境大大改善，政府不得與民爭利的思路被貫徹落實，進一步促進了民間商業的繁榮興盛。
（二）宋朝商人才能優異者可以做官，商人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
宋代統治者基於維護統治的考量，也意識到民間商人之間藏龍臥虎，為了補充戶部和三司的精幹力量，使國家財政運轉更加順暢，並不計較提拔商人做官。
宋神宗朝，“國家開貢舉之門，廣蒐羅之路……如工商、雜類人等，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亦許解送。”
可見，商人從政的制度性障礙在宋朝已經形同虛設，道德性障礙也被務實的宋人忽略不計。商人參與政府工作，極大地改善國家政府經濟運轉良性迴圈。同時也使得政府和市場有了“潤滑劑”，很好的找到二者之間的平衡點，避免了國家過多幹涉自由經濟執行，也避免了國家對經濟執行放任自流的不負責任。
宋太宗朝，三司使陳恕制定茶法的時候，為了查漏補缺，儘快完成律法條文的草本，就邀請了當時茶商行會的各位大佬前來衙門共同商討利害條文，商人的意見是收益盡歸自己所有，政府的意見是國家專營壟斷茶行，因此爭議很大，經過屢次磋商討論，雙方最後妥協，折中方案透過，“公私兼濟”使得政府和茶商的利益平衡得到維持。
（三）宋代“四民皆本”，官員士子敢於言利，破除恥於言利的虛偽
北宋鄭至道一針見血的指出“古有四民：士農工商。士勤於學業，則可以即爵祿。農勤于田畝，則可以聚稼穡（se）。工勤於技巧，則可以易衣食。商勤於貿易，則可以積財貨。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
葉適也附和“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
由此可見，宋代的社會精英分子已經早於明代王陽明、黃宗羲提出了振聾發聵的“四民皆本”的主張，商人的價值被宋人發現，並將商人的地位和農業相提並論。
北宋蔡襄（宰相蔡京的族叔）在回憶錄裡寫到“自少入仕，於今三十年矣。當時仕宦之人，粗有節義者皆以營利為恥，雖有逐錐刀之資者，莫不避人而為之，猶知恥也。今乃不然，紆朱懷金，專為商旅之業者有之；興販禁物茶鹽香草之類，動以舟車懋遷往來，日取富足。”
王安石在變法前也做過一番調研，“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資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yu）乞丐，無所不為。”
宋朝的官員紛紛下海經商，或者掛名或者指使親戚做買賣生意，社會風氣皆是如此，大宋的精英們也基於這樣那樣的原因為重商主義背書。
北宋李覯（gou）就直言不諱提出“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he）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為不可言。”
陳亮也附和“人生何為，為其有欲。欲也必爭，惟曰不足。”
官員都沒有下海經商的道德障礙，士子這些準官員就更加積極的投身到大宋的商業建設中去了。
當時的民間有諺語“若要富，守在行在賣酒醋。”
許多士子迫於生計，紛紛棄儒經商。務實的宋人士子一旦經商，發現商業競爭的鬥智鬥勇和爾虞我詐，雖然四處奔波很辛苦，但是比起枯燥無比的讀書科舉有意思多了，也就樂此不疲了。
士子章望之“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
（四）先富起來的宋代商人積極謀求更高的社會政治地位
寬鬆的政治環境，工商業的繁榮刺激了經濟的發展，同時也順帶讓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京城富商巨賈比比皆是，財產家資富比王侯，出行穿戴，奢侈至極。
豪奢無比的江南別墅宅院
富商除了讓錢生錢，擴大自身財富實力，他們也漸漸意識到自己身份的尷尬，士大夫群體普遍對暴發戶的商人是持鄙夷態度的。於是，為了提高自身地位，富商巨賈真的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人和皇室聯姻直接就是外戚；有的人榜下捉婿，挖掘潛力股；有的人攀附投獻權臣宰相，淪落為跟班傀儡；有的人提前栽培家鄉學子，投資未來的人脈資源；有的人直接買學區房，鑽科舉考試的漏洞，讓自家子孫後輩佔便宜，從安徽江西福建這些科舉艱難的地區跳到陝西河北山東等科舉分數低的地區……不一而足。
富商的財富和官員的權力發生奇妙的化學反應，官商勾結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些有背景的豪商的生意路子也就越來越寬廣，越來越有錢有勢，可以說，權錢交易的尋租行為在大宋已經存在，難怪有人說權力財富本來就是孿生兄弟，不分彼此。
（五）宋新社追評：
宋朝的重商主義，其實是社會發展的歷史慣性推動下，社會各色人等在自覺不自覺的過程中，充當了社會發展進步的助推器，宋代的經濟發展，商業繁榮，當然隨之而來的是拜金主義、享樂奢侈主義思潮的盛行，物慾橫流，追名逐利被宋人理所應當的推崇。
商人在京城汴京開封的豪宅，真的是富比王侯，氣派非凡
人之本性，就是追逐更高品質的生活，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這是人類發展的必然內在要求。我們只有順應潮流，順勢而為，在物質豐富的同時，不能忘卻精神滿足的需求。
上學期間曾經熱衷於金庸的武俠小說，就會發現一個現象。高超的武藝如果沒有精深的佛法或者道法相佐配，輕則走火入魔，重則身死道消。雖然只是小說，但是道理是相通的。現在的社會為什麼會浮躁？大眾為什麼沒有信仰？就是因為物質豐富的同時精神需求沒有得到滿足，精神家園沒有及時跟進建設，導致“快餐式”文化大行其道，大眾都喜歡走捷徑，這是很危險的，要不得的。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初心使命是什麼？我們不能忘卻、丟棄，這是我們的最初信仰。
宋朝的重商主義就是這樣，泥沙俱下，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問題。大宋給外夷的感覺就是“富而不強”，高麗就曾經評價過大宋，經濟資料很好看，文化軟實力也十分強大，但是軍事國防一塌糊塗，這就像一個娃娃抱著金子走在鬧市裡，沒有實力保護自己，最終惹來了四方的覬覦窺伺。
大宋的重商主義只是在重文輕武的大背景下的一種嘗試，“坡腳”走路的大宋能不能走得遠，將重商主義貫徹到底，讓我們拭目以待。
（文/編輯公子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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