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許多中國讀者來說，有關佛朗哥的認識其實是從瞭解西班牙內戰史開始的。作為戰勝共和派的叛軍領導人，佛朗哥的反派形象在國人腦海中定格。不僅如此，關於此後佛朗哥在西班牙長達36年的統治，儘管我們知之甚少，但給人的感覺似乎同樣是令人厭惡，不堪回首。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國外雖然有關佛朗哥的著述很多，但同樣呈現出一種極端化傾向，要麼是絕對正面的謳歌，要麼是極端反面的譴責，常常缺乏一種比較客觀中性的認知立場。
正因為佛朗哥如此富有爭議性，美國學者斯坦利·G。佩恩與西班牙學者赫蘇斯·帕拉西奧斯合著的《佛朗哥傳》，在前言中開門見山地表明態度，“有別於以往作者們對佛朗哥的譴責或歌頌，本書試圖對佛朗哥的生平給出更為全面、更為客觀、更為平允的描述。”確實正如作者所言，“對於佛朗哥，現在已經到了重新努力描述和分析的時候了。”在筆者看來，本書最成功之處在於重現20世紀西班牙現代化的艱難歷程，從中勾畫了一位保守主義政治家佛朗哥的豐滿形象。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出生於海軍軍官家庭，1936年發動西班牙內戰，推翻第二共和國。從1939年起，擔任西班牙國家元首、大元帥、首相等職。
撰文 | 嚴泉
（上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佛朗哥傳》
作者：（美）斯坦利·G。佩恩
（西）赫蘇斯·帕拉西奧斯
譯者：李永學
版本：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年1月
內戰後的政體選擇
二戰時期，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儘管一度出現過政權的法西斯主義化，但很快隨著納粹德國的戰敗而改弦更張，建立起一種西班牙式的權威主義政體。在有限的政治多元化方面，佛朗哥意識到，必須有某種轉變，才能在西歐戰後的民主世界中生存。
1945年7月，在他的授意下，西班牙議會批准了《西班牙人憲章》，以1876年憲法為基礎，明確規定了一些基本的公民權利。同年10月又頒佈了後來在民主化程序中具有重要影響的《全民公決法》，強調在國家利益需要時必須舉行全民公決。加上此前頒佈的《勞工憲章》《議會構成法》，這些國家基本法至少在形式上明確了主權在民原則。佛朗哥同時又命令報刊不得再稱自己為“領袖”，而改稱“國家元首”，這樣從稱謂上使佛朗哥政權去法西斯化。1947年7月西班牙舉行全民公決，多數民意贊成西班牙是君主制國家，佛朗哥於是承認了這一結果，並頒佈了《國家元首職位繼承法》，宣佈西班牙是天主教的、社會的、代議制的立憲王國。
此外，這一時期西班牙意識形態模糊化、社會文化多元、自由市場經濟得到迅速發展。正如書中引用佛朗哥去世10年後《紐約時報》一篇文章的觀點，“他取得的實際成就，是讓西班牙實現了初步現代化……佛朗哥給西班牙留下了技術專家治國的經濟管理制度和一個現代管理階層，這讓一個曾在內戰時期飽受貧窮困擾的農業國家得以崛起，取得了生產資源以及與它的南歐鄰國大致相當的生活水平。”
應該說，身處二戰前極權主義興盛的年代，又在經歷第二共和國民主化失敗後，佛朗哥沒有選擇法西斯主義，而是構建一種非極權主義的權威主義政體，這對於剛剛結束內戰災難的西班牙來說，其實是所有選擇中的最不壞的一種。事實證明，在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西班牙已經是一個位居世界第九的工業強國，一個絕大多數人口的‘有機團結’得到了相當大增強的民族，一個對於和平共存與推行下放權力的民主新計劃做好了令人驚歎的準備的社會。”
1936年9月初，西班牙科爾多瓦前線，戰壕裡的三名保皇黨民兵正在瞄準。羅伯特·卡帕 攝
1937年5月，西班牙畢爾巴鄂，空襲警報響起，民眾逃往防空洞。羅伯特·卡帕 攝
經濟現代化與對歐美開放
像二戰後許多權威主義國家領導人一樣，經濟現代化是佛朗哥堅定不移的目標。“佛朗哥也相信，發展更強大、更現代化、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經濟，具有生死攸關的重要性，因為它能夠提高生活水平。”與戰後東歐國家普遍建立計劃經濟體制不同的是，佛朗哥政權在經歷一段中央集權經濟管理之後，最終選擇的是一條市場經濟導向的西歐國家普遍現代化之路。“佛朗哥政權的最後25年，從1950年至1975年，是整個西班牙歷史上，國家經濟取得最大的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一個時期。”
1959年是西班牙經濟現代化歷史程序的關鍵轉折年，“因為它帶來了決策性的經濟政策自由化，結果造成了社會轉型與現代化西班牙的加速發展。”在經歷20年的“替代進口”戰略，並且初步實現自給自主的經濟目標之後，至1950年代中期，由於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不完善，西班牙企業的創新能力、生產效率、經濟效益與國際競爭力開始下降，政府當局的財政赤字年年激增，國家預算的赤字超過了20%，1955-1958年外貿入超達15億美元之巨。通貨膨脹加劇，外匯短缺，使工業面臨動力不足的威脅。在嚴峻的經濟形勢面前，佛朗哥意識到為了實現經濟現代化的目標，只能進一步改革經濟體制，採取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儘管這不是他偏愛的政策，“即並非佛朗哥自己希望的，卻是他所接受的。”
1959年6月，佛朗哥決定接受“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共同制訂的“穩定計劃”，開始經濟現代化道路的轉型程序。“穩定計劃”目的在於透過取消統制經濟和自給自足，恢復市場經濟原則和對外開放局面，實現國家經濟的全面振興。其內容要點包括：一、放寬乃至取消對外資的限制，積極引進外資及國外新技術；二、逐步取消對外貿易數量上的限制，用關稅調節進口，讓更多的外國商品進入國內市場；三、使比塞塔貶值併成為可兌換貨幣；四、緊縮銀根，減少財政赤字，逐步取消國家對經濟的行政干預，使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在結束三年的“穩定計劃”之後，又連續實施三個“社會經濟發展計劃（1964-1975）”，開始全面推進經濟現代化建設。
有研究指出，自1960年起，政府逐步放寬以至取消對外資的限制，先是將1939年“民族工業保護法”規定的外資比例不得超過25%提高為50%，後來又將它提高到100%，亦即取消限制；且允許外國投資者自由匯出利潤或將投資匯回本國。這樣外資的流入逐漸增長，1960年為1。07億美元，至1973年累計達59。8億美元。與此同時，還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逐步更新其落後的機器裝置。由於取消了對外貿易的數量限制，加上比塞塔貶值，使瀕於窒息的對外貿易重新活躍起來。1961年，西班牙進口額僅有10。93億美元，至1970年增至47。47億美元，增長三倍多；同期西班牙出口額由7億美元增至23。88億美元。
1959年以後，西班牙經濟現代化的成就是非常顯著的，被一些經濟學家稱為二戰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奇蹟”。有統計資料表明，1960至1973年，西班牙經濟平均以每年7%的速度遞增，工業產值年均增長率高達11。4%。14年間無論是國內生產總值還是人均產值均翻了兩番多。1961至1972年，耐用商品產量增長14倍，汽車產量增長10倍。1972年西班牙建造的船舶總排水量達107。9萬噸，在西方國家中居第五位。1973年，鋼產量已突破一千萬噸大關，從此西班牙由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跨入了中等發達的工業國行列。平均國民收入也從1959年的人均269美元，增加到1975年的2750美元，增長9倍多。到佛朗哥執政晚期，西班牙已基本上實現工業化，開始步入歐洲發達國家行列。
發展與開放是密不可分的，對歐美開放的“重新融入戰略”，是佛朗哥最為重視的外交方向。二戰結束後，在打破國際孤立與制裁的過程中，佛朗哥把積極追隨美國與融入西方作為自己的首要外交目標。1953年9月，經過兩年的艱苦談判，西班牙與美國簽訂了《馬德里條約》，這一條約事實上確立了美西同盟關係。對佛朗哥政權而言，這種同盟關係保證了西班牙能在西方世界合法生存，是西班牙外交不可動搖的基礎，對美國而言它增強了對蘇冷戰的力量，捍衛了自身在歐洲的利益。正因為如此，1963年該條約期滿後經雙方協商又再次延長五年，1968年則第二次延長。
西班牙對外開放的第二個重要目標，就是透過與西歐國家的經濟融合，最終開啟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大門。因為西班牙國內市場規模有限，只有把本國市場與不斷擴張的歐洲市場融為一體，才能保證本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動力。1959年，西班牙加入歐洲經濟合作組織，1962年和1964年兩次提出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1970年簽署西班牙與歐共體之間的最惠國協定，最後直到1985年終於完成加入歐共體的目標。開放市場使西班牙經濟發展成效卓著，有效地縮小了西班牙與歐洲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差距，為西班牙最終融入歐洲併成為世界發達國家一員奠定了基礎。
1974年5月26日，西班牙馬德里，佛朗哥（右）與其繼承人胡安·卡洛斯。
作為保守主義者的佛朗哥
佛朗哥的政治思想無疑是保守的，從本質上看，他是一位西班牙傳統的君主主義者。正如本書評價所說，“他的原則基本是君主主義的，因為他相信，君主制是最正統的政府形式，儘管他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最喜歡它。”佛朗哥從未構建任何屬於自己的政治理論，是一位缺乏政治原則和意識形態的領袖，當然作為虔誠的天主教教徒和職業軍人，他敬仰上帝，熱愛祖國西班牙，這些是他一生都堅持到底的原則。
作為一位溫和右派，他對第二共和國的態度始終如一，一直強調政府要遵守法律，直到最後關頭才參加叛亂。此時民主與自由在西班牙已經壽終正寢。當然，佛朗哥對民主共和制同樣沒有好感，1957年他接受法國《費加羅報》記者採訪時，再次重申了反對自由主義的立場，“我們的現行制度絕對源於西班牙歷史、我們的傳統、我們的體制、我們的心靈，並以之為基礎。自由主義正是丟失了、汙染了這些源泉，忘記了西班牙心靈的需要，使我們在世紀和世紀大部分時間裡受到折磨，使我們付出了丟失帝國和災難性的衰落的代價。”
其實，對於贏得1939年內戰勝利的佛朗哥來說，在政治體制選擇方面，作為現代極權政治的法西斯主義，在當時無疑最具有吸引力。這不僅是因為在內戰期間，佛朗哥集團得到德、意法西斯國家大量的軍事援助，更重要的是西班牙極右勢力業已成立法西斯政黨長槍黨，該黨是前軍事獨裁者德里維拉將軍的兒子何塞·安東尼奧於1933年正式組建的，完全認同法西斯主義，在組織形式上實行領袖原則的獨裁製。作為反對共和派的堅強的力量，長槍黨是佛朗哥不可或缺的支持者。然而讓人大跌眼鏡的是，佛朗哥政權雖然在二戰時期採用了一些法西斯主義的做法，一度出現政權法西斯化的傾向，但是很快就扭轉了這一趨勢，開始去法西斯化。待到二戰結束後，正式蛻變為戰後非常流行的權威主義政體。
內戰後西班牙政體的選擇，雖然是二戰後出現的一種新型的政治制度，然而對於佛朗哥來說，並不是標新立異的做法，而是比較類似於歐洲傳統君主制國家的開明專制。畢竟對他來說，最熟悉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制。只不過在20世紀中後期的西班牙，君主是沒有皇冠的國家元首佛朗哥，而不是來自波旁王室的王子。所以說權威主義政體的選擇，是對佛朗哥保守主義政治立場最好的寫照。
其次，作為一位保守主義者，其執政風格始終是實用化的。二戰期間，在共和派有蘇聯、共產國際、各國左派極端勢力支援的情況下，佛朗哥不得不求助更有戰鬥力的德國納粹和義大利法西斯的支援，這使得他輕易地被歸入法西斯軸心國一方。但是出於對國家利益的現實考慮，佛朗哥巧妙地周旋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間，但就是不真正投向納粹的陣營。“佛朗哥一直是個實用主義者。只要絕對必要，他總是願意做出根本調整。有時他可能會非常固執，如1943-1944年他的外交政策；但只要必須，他遲早會調整的。”果然在1944年5月，佛朗哥與英美達成“中立協議”，開始倒向同盟國。這種實用主義外交政策，最終避免西班牙加入戰爭，並使西班牙奇蹟般置身於二戰戰火之外。
保守主義者並不反對變革，只是反對激進的變革，較為喜歡穩妥漸進的方式，如同保守主義之父埃德蒙·伯克所言：“無法接受改變的國家是無法生存的。”在經濟政策方面，佛朗哥最初提倡自給自足的中央集權經濟，並不熱心自由市場經濟，“佛朗哥一直在追求經濟現代化，儘管這種現代化偏重工業與國家安全，而不太注重消費產品和出口，當然也沒有導向市場資本主義。”1959年西班牙的經濟體制轉型，以及之後的經濟自由化，雖然並非佛朗哥所希望的，但是為他所接受。經濟發展產生的社會日趨多元化，工人和知識分子的抗議日益增多，佛朗哥也沒有表示強烈的反對，而是順應時代變遷的潮流，允許大學生組織並參加非官方組建的學生會，承認工人進行經濟罷工的權利，特赦部分政治犯，放鬆對報刊控制檢查等。
在培養繼承人問題上，1948年佛朗哥選中前國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孫子，9歲的胡安·卡洛斯為培養物件，招其回國接受教育。在佛朗哥的刻意安排下，王子從小接受的是與歐洲其他君主立憲國家王室成員相似的教育，包括歐洲的歷史、法律、政治學等，導師米蘭達是著名的憲法學專家，流亡在外的父親亦是君主立憲制度的堅定支持者，而佛朗哥更是從來不把自己的執政理念灌輸給年輕的卡洛斯，也不願意直接指導王子進行治國理政。在這種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未來國王具有強烈的民主傾向，早在佛朗哥去世前就公開表示，他將放棄手中絕對的專制權力，未來西班牙是君主立憲的民主體制。
佛朗哥政權雖然是從軍政府起家，但是他卻出於務實的考慮，始終保持軍隊力量的相對非政治化狀態。他和軍隊高階將軍們一直保持著特殊的關係，但同時也與他們保持一定的距離，操縱他們，對高層職務進行調換與輪轉，避免權力集中。雖然在執政初期，軍人佔據了非常多的部長職務和其他高層管理職務，但是佛朗哥卻不準軍隊干涉政府，禁絕了軍人在其職務範圍之外結成獨立社團或扮演體制內角色的可能性。擔任民事職務的軍官只是國家機構內的行政官員，而不是軍方的代理人。“與政治程序的相對去軍事化同時，國家預算的去軍事化也在持續增加，這一點的重要原因並不是佛朗哥對於教育的重視，而是因為他不願意在武裝力量現代化上花費大量資金，因為這可能會改變它們的內部平衡。”這種軍政分離的務實主義做法，無疑保證了西班牙政局的長期穩定。
最後，佛朗哥是一位堅定的、傳統的天主教徒，虔誠的宗教信仰是決定其保守主義立場的重要因素之一。與同時代的獨裁者相比較，“他是唯一完全忠誠、盡職盡責的丈夫和父親。而且他也是其中唯一的基督徒，儘管他的仁慈和靈性有限。”正如作者在書中不時地提到，佛朗哥的宗教觀念是傳統西班牙式的，晚年經常懺悔，在禮拜形式和禮儀方面十分注重正規做法，而不過分接受從個人冥想或者宗教研究方面得到的資訊，也不太注重教義的實際應用。在教會的長期支援下，其統治的合法性無疑得到加強，政權基礎也得到了擴充套件。
“他懂得國家的發展與福祉需要有文化的人民與更為先進的教育制度，儘管他希望這些都在新傳統主義天主教文化的指導下出現。他追求社會的發展，但是在基本福利與愛國主義全國動員意義上的發展，而不是在個人主義與物質主義意義上的發展。”
然而一個弔詭的現象是，佛朗哥生前可能沒有意識到，現代化本身就意味著傳統社會文化結構的巨大變遷，到了他生命的暮年，隨著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目標的完成，一個不同於傳統天主教國家的現代西班牙社會已經形成，他的文化保守主義目標無疑是不可能實現的，“在某些方面，佛朗哥可以被視為西班牙傳統主義的最後一位大人物。如果從這一角度觀察，佛朗哥和他的政策及價值觀，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而不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本書對佛朗哥本人的歷史評價較為中肯，並不否認他的歷史侷限性，強調他是一位過渡性的歷史人物，代表著西班牙從卡洛斯三世王朝到1975年間，跨越兩個世紀的傳統與現代化的漫長衝突的高潮與終結。“佛朗哥的政權和他的時代，標誌著西班牙歷史上一個漫長的動盪時代的結束，並以一種矛盾的方式，為更有希望的下一個時代鋪平了道路。但就像摩西一樣，佛朗哥也只能站在歷史的岸邊遙望彼岸，而永遠無法踏入其中。他無法創造下一個時代，因為他受到了他的基本特點、性格和價值觀的阻礙。他是保守社會的軍事元首，甚至在他去世之前，這個社會基本上就已經不再存在。”
不過通讀全書，筆者以為本書最大的問題還是對佛朗哥權威主義統治的歷史影響反思不足。西班牙權威主義政體作為一種過渡體制的合理性，以及向民主政體和平轉型均是值得稱讚的，但是，與戰後沒有經歷過權威主義統治的西歐、北歐民主國家相比較，西班牙民主化之後的政治社會問題堆積如山，積重難返。當代西班牙被稱為歐洲最腐敗的民主國家之一，人們為此常常將原因歸咎於民主化本身。但是，從路徑依賴的角度來看，佛朗哥的權威主義統治時期的政治腐敗、官僚主義、貧富差距等負面遺產，對當代的影響是確實存在的。
正如西班牙著名女性作家阿爾穆德納·格蘭德斯所說，當前西班牙的很多問題都源於獨裁時期。雖然我們不能苛求佛朗哥，但是，作為持續統治國家近四十年的最高領導人，他的歷史責任同樣也是不容迴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