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五千年的歷史程序有二十四個朝代更替，每個朝代都有其獨特的特點。
縱觀歷史，歷朝歷代對中央集權和朝堂管理基本都大同小異，對文臣壓制輿論，整頓內務，對武將實行兵權收繳，部隊重現編制政策以保證皇權的穩定性。
可並不是所有的朝代都實行這樣的政策，在唐朝後期，藩鎮割據，社會動盪不安，皇權也更替頻繁，相比較政治而言，武裝力量才是皇權的根本，擁有軍權也就擁有了皇權。
當趙匡胤黃袍加身之後，對整個國家的統治政策區別於任何一個朝代，直接導致了宋朝的歷史地位也頗受爭議。
一、黃袍加身，對武人的警惕
1。多次見證禁軍擁立
唐朝末期，皇帝的影響力越來越低，各地強大的藩鎮將領開始割據勢力，自立為王。最後唐朝皇帝被迫禪讓帝位，唐朝盛世結束，開始了五代十國的混亂統治。
自五代以來，各地強大的藩鎮勢力不斷以兵力滲透中央，導致皇城的禁軍規模不斷壯大，實力也空前強大
。
從這個時期開始，後唐明宗李嗣源、末帝李從珂、後周太祖郭威等皇帝都是由於得到禁軍的擁立登上皇位的。
在各勢力爭奪皇位的時間，趙匡胤還是軍中一個低階的軍官，因協助郭威奪取政權有功，被提升為殿前都點檢，由此開始掌握了禁軍的最高指揮權。
取得了禁軍的指揮權後，趙匡胤的勢力開始逐漸擴大，最後因周恭帝年幼即位，根基不穩，在禁軍擁立之下，趙匡胤令周恭帝禪位，自己做了皇，改國號為宋，自為太祖。
宋朝建國的初期，趙匡胤對當時禁軍的九名高階統帥非常的忌憚。這些統帥都跟隨趙匡胤多年，大部分都是趙匡胤稱帝前的結拜兄弟，其中還有一部分是禁軍的中堅人物，他們在趙匡胤的奪權活動中均有極大貢獻。
2。杯酒釋兵權
趙匡胤雖然在這些功臣的推舉下成為了皇帝，但他見證了太多次皇權更替，對禁軍也是非常的忌憚，尤其是這些位高權重的禁軍親信將領。這些將領畢竟手握兵權，又功勳卓著，所以趙匡胤並沒有採用極端手段，而是顧及的多年的兄弟情誼。
趙匡胤在趙普的建議下采用了懷柔的政策，解除這些禁軍大將的兵權
。關於釋兵權的形式，是不是設宴杯酒釋兵權，雖然學界還沒有形成統一認識，但是最後的結果是確定的，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韓重贇、羅彥環、張令鐸等開國的禁軍大將被解除了兵權。
這一措施顯示了趙匡胤結束五代以來武人干政風氣的決心， 開啟了宋代偃武興文的時機。也為宋朝後世將帥各守外藩，武人不得干預中央政治的局面奠定了基礎
。
趙匡胤收回了高階將領的兵權，又力圖透過制度改革來從根本上防止武人專權。趙匡胤在中央建立樞密院和三衙，而從太宗以後朝廷又以文臣統兵， 而形成了以皇帝為最高統帥，直接掌握軍隊的建制、調動和指揮大權。
天下軍權三分， 即樞密院、三衙和率臣相互制約的軍事領導體制。這樣，
統治者巧妙地將兵權一分為三，“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率臣有作戰指揮權而“不得專其兵”,使軍權高度集中於皇帝，從根本上將武將專權的可能性被遏制
。
二、重文輕武
1。文臣上位，武者沒落
宋朝的樞密院是中央掌兵機構，在宋代以前的朝代，掌握兵權的機構基本都由武將擔任，但趙匡胤稱帝后對武者的忌憚太深了。
為了平衡武將的權利，他在樞密院中安置了大量的文臣，其數量基本與武將持平，
不論正副職，武將都略多於文臣，還能基本保持武將對國家軍隊的基本排程；但從宋太宗時期開始，樞密院的文臣數量逐漸超過武將，而武將的職位也多為副職，沒有實權。僅僅經過幾十年的更迭，宋朝的武將便退出了權力中心。
武將在統兵體制中的地位下降其實並不影響整體的軍事實力，但隨著宋代歷代皇帝對重文輕武的愈演愈烈，武將對軍隊的指揮權也逐漸喪失。
淳化五年，為鎮壓四川王小波、李順起義，特命參政知事趙昌言出任川陝兩路都部署，節制當地所有的統兵武將和宦官，至此開始參用文臣充任各地統兵將領。
澶淵之盟以後，文臣獲得最高指揮權，以文馭武的方針貫徹於各地統軍系統之中。
不僅如此，從趙匡胤開始，取消了藩鎮領有支郡的權力，在對地方的行 政管理方面逐步起用文人取代了武人。
到太宗時期，地方藩鎮的人事任免權也被完全剝奪。
藩鎮賴以生存的地方財賦大權也被委之於文官，並收歸中央直接控制。地方藩鎮的財權被削弱了，中央的財權得到了加強，藩鎮割據的物質基礎不復存在。
宋朝初期，透過對藩鎮和節度使得這些限制性措施，從根本上解決了長期以來的藩鎮割據問題，中央集權強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以文制武的體制下，武將也逐漸被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這也導致了宋代後世軍事部署能力降低，軍事行動過於繁雜，從而出現了屢戰屢敗的局面。
2。猜忌與縱容並存
宋朝初期另一項獨特的政策是對武將的猜忌和縱容，這兩種完全相反的政策結合在一起
。趙匡胤在位期間，武將的地位相對較高，除了一些具有重要兵權的將帥外，大部分的普通將領都沒有變化，趙匡胤對他們也比較相信，尤其是地方將領，還給予了一定的自主權，只是將軍權的歸屬收到中央。
這就造成了一種奇怪的現象
，
在中央的進軍將領受到嚴格的監管和限制，但在中央之外的地方軍事將領卻擁有非常大的許可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宋太祖對武將沒有猜忌。
因為中央對武將的猜忌，導致對武將的誣告成風，趙匡胤一手提拔起來的猛將張瓊因得罪奸佞文臣，遂被誣告私養部曲等罪名，結果太祖不經取證就將張瓊拷打致死。事後才知道張瓊僕從不過三人。雖然張瓊冤死獄中，但趙匡胤沒有覺得自己的做法有錯，可見其對帶兵將帥的警惕和猜忌。
宋朝初期的統治者在政治上猜忌遏制武將的同時，又在物質上乃至刑罰上姑息寬縱武將，看似矛盾的政策實際也是抑武政策的一部分。
趙匡胤就對許多高階將帥的行為非常寬容，諸如欺壓百姓、剋扣糧餉、搶掠民女、借錢不還等行為還採取了容忍和姑息的態度。
三、重文輕武的歷史原因
1。膨脹的武將集團
宋朝初期，統治者面臨的最大威脅來自勢力膨脹的武將集團，趙匡胤就親歷了多次軍事政變，自己也是擁兵自立，對軍隊的重要性比常人有更深的認識， 對軍隊的威脅也有更深的警惕和戒備。
雖然趙匡胤已經登上皇位，但降低武將集團的威脅，維持皇權的穩定才是統治者憂慮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
為了改變五代以來驕兵悍將威脅中央集權的局面， 矯正社會風氣， 統治者遂全力強化中央集權，“懷黃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確立了重點防範和限制武將的政策和崇文抑武的導向。
由於五代時期武將的勢力已發展到頂峰，所以要徹底扭轉局面就不得不“下猛藥治頑疾”，但是矯枉過正也往往產生於此。
2。歷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宋朝初期，抑武政策的確立還有著更深刻的背景
。封建社會建立以來，皇權的強化是一個總體趨勢。
自秦漢建立起集權帝國取代了殷周之際的部族聯合，門閥階級站上歷史舞臺，成為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種政治體系。到隋唐時期門閥逐漸衰落，但是藩鎮節度使的勢力又逐漸強大，軍閥代替門閥成為左右政權的力量，並且在五代時期極端膨脹，皇權受到嚴重挑戰。
可是，恢復和鞏固封建秩序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統治者維護自身利益的要求。所以，加強皇權的力量，削弱權力集團的勢力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
總結
宋朝初期的“文武政策”雖然達到了統治者防止武將叛亂的目的，但綜合來講，這其實並不是一件好事，畢竟抑武政策還使武人地位空前降低，素質下滑，也使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發生了畸形的扭轉，尚武精神嚴重缺失，世風日趨文弱，並且一直影響到後世。
參考文獻
1.《資治通鑑》
2.《宋論·卷2》
3.《宋論·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