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曾國藩(67)

不一樣的曾國藩(67)

(文接上文)

第八章 恩師妙計成佳偶 沒齒難忘第一塹(六)

學臺“懸牌”沒齒難忘第一塹

說起子城的求學受辱之事,確實較一般人艱難一些。除了被人詬病笨小孩外,被陳雁門師辱罵斥責,還為汪師羞辱為“趕牛屁股”之人,且被同學欺負嘲笑等,可謂是忍辱負重。可這些,都讓子城默默忍過,唯獨一事終生放不下,被其稱為“四大塹”之第一塹!

這是怎麼回事兒?又是哪個所為呢?一起先看看應考之事:

對於銳意功名的學子來說,最在意的肯定是科考,最痛苦的莫過於看榜時名落孫山,以及那時他人的嘲笑譏諷。

曾國藩自幼自尊心就很強。頭兩次赴考雖然失利,但他並未感到特別難堪,一兩次不中也很常見。然而第四次、第五次的落第,使曾氏父子漸為湘鄉科場所知,這讓他如芒在背,如坐針氈。

因此在第六次赴試時,曾麟書父子都要背水一戰一樣,若是再考不中,兩人實在無顏再見江東父老。壓力越來越大,但壓力也是動力。縣試和府試,父子倆居然都順利透過。

接著就是院試,父子倆都感覺發揮得不錯。出場後,雖覺極為疲倦,但精神都極為亢奮。

院試發榜這天,一大早父子倆就滿懷期待地趕去看榜。

這次,曾麟書的大名赫然在榜!曾麟書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簡直堪比范進中舉。此年,曾麟書已經四十有三了。

老曾家破天荒,五六百年,終於出了一個秀才!“五六百載,曾無人與於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創穫。”

可是,曾子城在榜上卻沒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六次落榜了。

煞是失望的曾子城垂頭喪氣,也就再無希望地隨意觀望。此時的曾麟書雖然心中滿滿地興奮,但當看到兒子的神情時,也努力地壓制著自己的心情。正想著如何安慰兒子時,父子幾乎同時看到榜單邊上的另一張告示牌上,有曾子城的名字。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曾子城不僅落了榜,還被學臺“懸牌批責”。按照慣例,每次考試後,主考官都會挑幾篇文章,作為範文。當然,既有正面,也有反面的典型。曾子城的考卷就被當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批示:”此文是文理欠通,文筆尚可,道理沒通,要引以為鑑。”

按照大清順治九年(1652)的規定,給考試定了“六等黜陟法”。“文理平通者列為一等,文理亦通者列為二等,文理略通者列為三等,文理有疵者列為四等,文理荒謬者列為五等,文理不通者列為六等。”

“文理欠通”是很嚴重的批評。所以被“懸牌批責”為“文理欠通”是一件很難堪的事情,相當於被全省示眾。這下,曾子城不僅在湘鄉出了名,更是在全省出了名。

雖然文理欠通,但透過文字亦能看出基本功還比較紮實。為安慰曾子城,主考官讓其“發充佾生”。按說,給予佾生也是一種榮譽;祭孔時的充當樂舞生致禮,且在下次考試時可免考縣試和府試。所以,其門生黎庶昌後曾氏編年譜時,乾脆不提主考批語,只說:“公從應試備取,以佾生註冊。”

曾國藩於同治六年(1867)三月十二日,在給其胞弟曾國荃的信中,回顧了自己平生遇到的“四大塹”:“…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發佾生(沒考中但還算成績不錯),學臺懸牌,責其文理之淺。…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從磨鍊後得來。”

將“壬辰年發佾生排在第一位,可見受辱之深、之痛。所謂“發佾生”這段公案,另有《星廬筆記》記述:“學使廖某斥曾生‘子城文理欠通,罰充佾生……”

學臺?此學臺何人呢?

所謂“學使廖某”,“學使”是真,“廖某”是訛。史載嘉道年間湖南學政無廖姓,所謂“廖某”,可能由《星廬筆記》作者口音而誤。

道光十三年(1833)湘鄉縣試時的湖南學政是誰?是:嶽鎮南。嶽鎮南從道光十一年(1831)八月上任,到道光十四年(1834)八月離任,中間沒有第二個湖南學政。

嶽鎮南(1787-1844),字文峰,號衡山,山東武定府利津縣北嶺莊(今屬東營市利津縣鹽窩鎮)人,岳飛後裔,道光二年(1822)壬午恩科第二甲第五名進士。道光十一年(1831)五月,以江西道監察御史出任湖南鄉試副考官,八月留任湖南學政,道光十四年(1834)八月離任。道光二十四年(1844),卒於雲南布政使任上,享年58歲。

而“嶽”姓,山東利津方言中讀作“yào”。或許嶽鎮南自稱“yào某”而被聽成了“廖某”,關鍵是道光十二年(1832)的提督湖南學政(學臺、學使)就是嶽鎮南。這在《曾文正公年譜》中也得到印證:“〔癸巳〕道光十三年(1833),公二十三歲。本年科試,入縣學。時公名子城,提督學政為嶽公鎮南。”

按說,被安排擔任“佾生”還是對高分落榜生的一種關照呢;但,這次安排,是通常情況下的關照,還是有意的羞辱?從曾子城這邊講,肯定就是對他自尊心的無情踐踏,這就是令他終生難忘的奇恥大辱!由此,他知恥而後勇,更加孜孜不倦、夜以繼日,愈挫愈奮、屢敗屢戰,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第二年以一篇題為《何謂也,子曰不然》贏得考官“理直氣壯,色正芒寒,衍一脈之薪傳,喪千秋之奸膽”的高度評價,順利進學。第三年,更以全省第36名的成績高中舉人。

曾子城被罰充當佾生,而次年《何謂也,子曰不然》的考題偏偏出自《論語·八佾》,這是一種機緣巧合呢?還是一種用心良苦的暗示?我們不得而知。“好人”“壞人”全讓嶽鎮南一人做了。

在曾子城眼中,嶽鎮南是恨鐵不成鋼的伯樂?還是尖酸刻薄的“毒舌”?從此後的曾氏成名成家,以及與之交往的人員來看,顯然是將此視為羞辱而刻骨銘心了,否則,也不會有四大塹之說了。

《曾文正公年譜》是他人後來所作,作者看似輕描淡寫的一句“時公名子城,提督學政為嶽公鎮南”,把許多過往輕輕帶過,實在是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至於後來,又傳這位“嶽衡山”者,是徹底改變“大界曾氏”家族的命運軌跡、成就曾家的數代繁榮興旺的大貴人之說,就顯得越發有”調侃“之意了,至少在曾氏一門是不認同這個說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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