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們幾乎對馬都十分的重視，在冷兵器時代，馬是國防建設、驛傳交通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的養馬業早在商代就有所發展，《世本》載“相土作乘馬”，可見從商代的相土時期就開始飼養馴化馬匹。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內，馬的作用也有所區別，在商代之前，人們養馬主要是為了滿足食用和祭祀的需要，商以後，馬的作用逐漸轉化為一種動力，為國家的交通、軍事等方面提供資源，在戰爭中的地位也日漸重要。據記載，周武王時馬就被用於戰車“武王戎車三百輛，虎責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當時也出現了許多與馬有關係的官職。據《周禮·夏官》記載，當時有馬質、馭夫、校人、趣馬、巫馬、牧師、瘦人、困人等與馬有關的官職，說明當時國家已經擁有一定數量的馬匹。
唐高祖李淵很早就意識到了騎兵對戰爭勝敗的重要意義。
他認為突厥的厲害之處在於他們精通騎射，利用弓箭和戰甲武裝騎兵，見利即前，知難便走，太原起兵之前，突厥進犯太原境內，李淵下令設兵埋伏，等突厥騎兵進入埋伏圈內，抄掠他們的馬群，充以軍用。在後來太原起兵的準備期內，起義軍隊已經全部召集完畢，但是軍中缺馬這一嚴重的問題沒有解決。在“胡馬待之若渴。”的緊急情況下，唐高祖李淵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以屈辱的姿態向突厥始畢可汗臣服，以換來突厥“送馬千匹來太原交市”。
反隋戰爭勝利後，唐王朝統一海內，社會內部局勢開始安定下來。內憂雖除，可邊患卻依然存在，唐王朝邊域周圍，從東北到西南，存在著許多少數民族政權，日益成為唐王朝邊關安全的隱患，其中突厥勢力最為強大，對唐王朝的危害最深。尤其在東突厥領利可汗繼位後，他繼承了父兄留下的所有資源，正是兵馬強盛的時候，遂有“憑陵中國之志”。突厥在勾結梁師都等一些割據勢力作亂的同時，直接出兵直指唐邊域地區，多次進犯唐之內境，雙方時常發生軍事摩擦。武德五年劉黑撻引導突厥進犯山東，武德六年“秋七月，突厥、頡利寇朔州。”武德七年八月“突厥寇幷州，京師戒嚴。”八年六月“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幷州。”防備突厥騎兵。從《舊唐書》記載的情況來看，從武德五年到武德八年間，突厥年年進犯唐王朝邊境。到了武德九年突厥頻頻聯合其他少數民族政權進犯唐之都城附近。已亥，突厥進犯武功，威脅都城長安。更有甚者，聯合頡利、突利十萬餘兵馬深入到渭水之北，瀕臨國都長安。此時唐建國不久，國家剛剛經歷過隋末之戰爭，百廢俱興。現面臨強虜壓境，國都危在旦夕，唐政府只得採取約和的方法，“卷甲韜戈， 啖以金帛”，以這種屈辱的方式，來換得突厥退兵，解除京師之困。用高祖李淵的話來說，這樣做是因為“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的緣故，但追究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兵馬不強。
為消除邊關隱患，保障國家安全，唐王朝不得不重視馬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從而大興馬政。
唐建國之初剛剛經歷隋末戰亂，國家經濟遭受嚴重破壞，有一些破壞嚴重的地區甚至荒蕪到了“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之境地。國家百廢俱興，養馬業也是一片凋敝情況，國有馬匹蕩然無存。《唐會要》中詳細記載了當時的情況“大唐承周隋離亂之後，貞觀初，僅得牝牡三千。”太宗下令將這些馬匹移牧於隴右水草豐茂適於牧馬的地區，用於繁殖馬匹，這一舉措可以看做是唐代官營養馬業的開端，一直到後來的麟德時期，官營養馬業一直有著良好的發展勢頭，馬匹數量較開國之初有很大的增長。《唐會要》中記載了貞觀到麟德時期國家官營養馬業之養馬數量，短短四十多年時間裡馬匹數量增長至“七十萬六千匹”，數額如此龐大的馬匹需要更為廣闊的棲息地，這一時期，國家養馬的牧監佔地橫跨隴右道，設定四十八監用以掌管馬匹。短短四十年的時間裡，馬匹數量由原來的三千匹增長到七十多萬，速度不可謂不快，數量不可謂不多。官營養馬業之蓬勃發展，也帶動著民間養馬業的發展，“於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
唐代前期國家官營養馬業的蓬勃發展離不開國家官營養馬業發展。
唐初的太僕卿張萬歲就是官營養馬業的馬政官員。張萬歲很有才幹，他十分精通養馬，在任期間，成績斐然，使國家官營養馬業發展迅速。據《新唐書》記載，國家任用太僕少卿張萬歲統領群牧後，從貞觀初到麟德四十年時間裡，國家官營牧監飼養的官馬數量迅速增長至七十萬六千匹。張萬歲不僅得到朝廷的重用專掌國家養馬大權二十四年之久，同時也得到了隴右地區勞動人民的信任。
據《唐會要》記載，張萬歲家中三代人都曾領職於群牧使，在隴右道一帶十分有威望，當地人尊敬張萬歲，稱馬的歲數為“齒”，就是為了避諱他的名字。宋神宗也對他稱讚有加：“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群牧，恩信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為能吏”。他的後人張思廉、張順景也都是唐代傑出的高階馬政官員。唐代著名詩人杜甫曾在《天育驃騎歌》一詩中稱讚道：“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
太宗李世民非常重視馬在戰爭之中的作用，史載唐太宗曾對諸將領說：“朕不指望爾等修池建苑，僅望精於弓馬，戰場之上無橫敵。”從太宗貞觀年間起，唐朝廷非常重視對騎兵的建設，據《唐六典》載：“ 凡差衛士征戍鎮防，亦有團伍，其善弓馬者為越騎團，餘為步兵團，主帥已下統領之。”
唐初時的馬政機構承接了隋朝時的設定，以隋製為基礎，根據現實情況做了一定的最佳化，調整修改隋時馬政機構不良之處，在中央組織、完善了馬政機構與馬政制度，在地方上配套建立起了規模巨大的養馬基地。並且慎重選拔任用馬政官員，改變了隋朝時馬政機構內部部門繁多，職務責任不清的缺陷，推行使職差遣制，使官員職務清明，專人專用，專才專用。這樣的舉措極大的提高了馬政機構內部的執行能力與效率，對唐初的官營養馬業的良態發展也是有著一定的促進意義的。除過在隴右地區繁育馬匹外，這一時期引進國外品種優良的“胡馬”數量也很多。胡馬的來源主要為朝貢、戰爭掠奪、與少數民族政權的“互市”。
唐初官營養馬業良性發展的原因存在著多樣性，總體來說離不開統治者的重視與在馬政上的正確決策，在此基礎上，改變馬政機構，選拔專門人才飼養馬匹，引進胡馬等舉措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唐初的官營養馬業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輝煌後，開始逐漸進入了一個衰落的時期，高宗時頗重視馬政，太學生魏元忠提出“彼胡虜恃馬力以為強”的觀點，然而，從高宗後期開始，政局動盪，外敵侵擾。可謂是內憂外患兼有。張說所撰《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概括這一時期馬政衰敗的原因“……張氏中廢，馬官亂職，或夷狄外攻，或師圉內寇，垂拱之後，二十餘年，潛耗大半，所存蓋寡。……（開元）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據《唐會要》中記載，張萬歲“至麟德元年十二月。官免。”自從張萬歲被免官之後，馬官亂職，唐代馬政暫時走向衰落。這一時期馬政衰微，可謂是在“或夷狄外攻”的外患與“或師圉內寇”的內憂雙重作用下的結果。
唐代管理國家官營養馬業的馬政系統由兩部分組成，一是中央管理機構，二是地方各牧監。地方牧監負責馬匹的繁育，中央管理機構負責統籌決策。唐代馬政管理機構由太僕寺、駕部、尚乘局三部分構成。太僕寺主要負責馬匹的生產，是地方各牧監的領導單位，《唐六典》記載，太僕寺是全國馬政最高機關，掌管國家廄牧和車輿之政令。駕部也掌部分車輿，與太僕寺不同，駕部負責的是“諸司備用之車”和“諸衛承職之馬”。尚乘局主管唐王朝皇室馬政，其制度依然遵循周人的“閒成十二、合月之道”的設定構想，設定“飛黃”、“ 吉良”、“ 龍媒”、“ 騊駼”、“ 天苑”左右六閒，“總十有二閒為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繁飼之”。到了武后時，因祥麟、鳳苑二廄空間狹窄，不能滿足需要，又新增設“飛龍廄”。在唐朝初年，祥麟與鳳苑二廄隸屬殿中省，且直屬於殿中省的尚乘局。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公元 696 年）以殿中丞檢校仗內閒廄，任用宦官為內飛龍使，掌管飛龍廄。聖歷三年時設定閒廄使以殿中監受恩寵之人擔任，分領殿中省、太僕寺的事情，專門掌管輿輦牛馬之事。到了開元初年，國家將尚乘局之事物歸於閒廄，“其左右六閒及局官，並隸閒廄使領之也”。這一時期尚乘局只是儲存個空名而已，閒廄使成了各閒廄的實際上的最高領導者。
唐代重視國家馬政建設，這一點在唐代的法律體系中也有所體現。
唐代擁有一套系統健全的法律體系，是我國封建法制發展日趨成熟的標誌。唐代的法律形式有律、令、格、式這四種形式，共同組成了唐代國家周密而森嚴的法律系統，這其中有許多關於馬事法律條文。這些法律條文的內容大致都是以保護、保障馬匹為主，可分為四類：保障牧監繁育馬匹效益、保護國家使用部門馬匹、保護公、私馬不受侵害、官馬調教。
為了促進馬匹的繁育，保障國家官營馬匹的數量，國家對牧監每年馬匹的增長率和死亡率做了硬性的規定，每年新生的馬駒數量必須達到 60%，馬匹的死失率不得超過馬匹總量的 10%。馬匹的丟失比死亡判處更為嚴厲，若失馬一匹，相關人員會被笞責四十，丟失馬匹數量過多，相關人員將面臨“流三千里”的嚴重懲罰。
唐代統治者重視馬，相關的馬事法律也是十分嚴格的。唐代與馬有關的法律條文中很多是對馬匹的保護以及對傷害馬匹的人作出的處罰，雖具有一定的嚴酷性，但同時也具有周密性和科學性，它的貫徹執行對唐代養馬業的大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和保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