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編經典中國通史之《秦漢史話》連載26，歡迎收看。
我國古代史學的發展，到西漢時期，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這就是司馬遷以他的史學鉅著《史記》，開創我國古代紀傳史的體例規模，在史學史上立下了不朽的豐碑。
《史記》產生在漢武帝時期，除了司馬遷生當西漢全盛時期的時代條件之外，還有司馬氏的家學淵源，以及司馬遷本人對我國古代文化事業的獻身精神。
01、誓承父志
司馬遷字子長，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人，大約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
司馬遷的先世，是周朝的太史。後來家境變遷，中斷了史職。他的父親司馬談，繼任漢武帝的太史令，是一位著名的學者。司馬談博學多才，精通天文學、易學和黃老學。他寫過《論六家要旨》，對於陰陽、儒、墨、名、法等學派，進行過學術思想的總結。
司馬談對道家思想推崇備至，與當時“獨尊儒術＂背道而馳，是一位敢於堅持己見的思想家。這種家學淵源，對司馬遷影響很大。
司馬遷自幼學過耕牧，後來隨父遷居長安，刻苦攻讀各種典籍，並從師於名儒孔安國、董仲舒等今古文學家，積累多方面的學術知識。
武帝元朔年間，20歲的司馬遷，開始他的遊歷生活，實地考察許多史蹟。他南遊江、淮，到過會稽山（在今浙江），考察夏禹的傳說；又渡忨、湘，探尋舜葬九疑山的遺蹟；北涉汶、泗，到過齊魯之都，蒐集孔子和孟子的軼事；還遊豐沛、彭城，採訪秦漢之際的人物事蹟。
司馬遷透過遊歷訪間，調查各地風俗民情，實地考察名山大川，蒐集遺聞軼事等等，為後來《史記》的著述，積累了大量寶貴的資料。
司馬遷回到長安不久，即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的侍從官。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漢王朝開發西南地區，司馬遷奉命出使今四川、雲南、貴州一帶，為他了解西南各少數民族的情況，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司馬遷出使西南迴來，隨即趕赴洛陽探視病危的父親，但是司馬談只留下“勿忘吾所欲論著＂的遺囑，便與世長辭了。司馬遷悲痛欲絕，表示要繼承父業，完成父親的遺志。
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正式繼任父職為太史令，並整理漢廷所藏的史籍，開始為著述《史記》蒐集大量文獻資料。在此期間，司馬遷又扈從漢武帝巡行各地，行蹤甚廣。
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因當時所用顓頊歷與天象多不合，司馬遷與公孫卿、壺遂等人建議改歷。五月，漢武帝詔令更制新曆，以春正月為歲首，這就是《太初曆》。它比舊曆法精密準確，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司馬遷是更制《太初曆》的主持人之一，對我國古代天文曆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司馬遷完成改歷之後，同年開始他的史學鉅著《史記》的著述，但是他的壯志未酬，一場意外的橫禍竟使他身陷絕境。
02、慘遭腐刑
武帝天漢二年（前99），漢武帝派寵妃李夫人之兄李廣利與李陵出擊匈奴。李陵率步卒5000人，轉戰千餘里，殺敵數千人，因遭匈奴8萬騎兵圍攻，兵敗被俘，投降了匈奴。
訊息傳來，朝中一片震動，群臣紛紛歸罪李陵。當時漢武帝詢問司馬遷對此事的看法，司馬遷直言不諱，舉述了李陵的為人及其擊破匈奴的功績。結果漢武帝認為，司馬遷有意貶損李廣利的功勞，而為李陵開脫罪責，因而觸怒了漢武帝，司馬遷遂被下獄論罪。
他在獄中，受盡了種種折磨。隨後，又以“誣罔主上”的罪名，將他判處死罪。司馬遷面對黑暗的暴政，想到“草創未就”的著述，因“惜其不成”，又無資財贖罪，最終受到了被視為奇恥大辱的腐刑。
司馬遷出獄之後，在內廷任中書令的職務。這是內廷一般的辦事官員，地位低下，司馬遷曾自稱為＂掃除之隸＂。
司馬遷蒙受奇冤大辱，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摧殘。他以為“訴莫大於宮刑”，想過“引決自裁＂，但又認為“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
為了“草創未就＂的不朽事業， 這位為流俗所鄙薄的史家，忍辱負重，堅忍不拔，並以古聖賢命運坎坷、發奮著述的事例激勵自己，用“身殘處穢＂的生命，去完成那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紀傳體通史。
大約武帝徵和三年（前90），司馬遷最後完成《史記》的 著述，前後用了18年的時間。《史記》完成之後，當時並未刊行。直至漢宣帝時期，司馬遷的外孫平通侯楊惲，才將它整理問世。
關於司馬遷的卒年，王國維《太史公系年考略》認為，“史公卒年雖未可遽知，然視為與武帝相終始，當無大誤也。”據此，則卒於武帝后元二年（前87）前後。
司馬遷的史學鉅著問世之後，當時人稱為《太史公記》，或稱 《太史公書》，或只稱《太史公》，現用名稱《史記》，大約是魏晉期間才出現的。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歷史鉅著。全書130篇，分別由本紀12篇、表10篇、書8篇、世家30篇、列傳70篇組成，共526500字。
《史記》記載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帝天漢年間（前 100—前97），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少數民族和外國曆史等內容。
03、史家絕唱
司馬遷的偉大歷史功績，在於他對我國古代史學的發展，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首先，他開創一種新的歷史編撰體例，即後世史家所推許的“紀傳體”。這種編撰體例由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五部分組成。“本紀”記載歷代帝王的興廢，並按編年記述各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表”分世表、年表、月表，以表列人物、事件、爵位、世系等內容；“書”記述各種典章制度及其演變；“世家”記載諸侯國史，也包括開國勳貴、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蹟；“列傳”則以傳記的形式，記載社會各方面的人物事蹟。
其中，“本紀＂記事簡要，是紀傳史的“綱”，“世家”、“列傳”記事詳細完整，是紀傳史的“目”。所以，紀傳體是以歷代帝王為序，以人物傳記為中心，以記載各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 文化發展的情況，構成一代完整的歷史。
《史記》問世之後，紀傳體遂為歷代史家所沿用，成為我國古代主要的歷史編撰體例之一，可見《史記》對我國古代史學影響之大。
其次，司馬遷以進步的歷史觀，總結古代以至秦漢的歷史，使《史記》成為一部富於批判精神的歷史鉅著。他在《報任安書》曾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他著述《史記》的出發點。這在西漢“天人感應”思想盛行之時，無異宣佈與這種神學思想分道揚鑣。
《史記》確實體現了這一旨意。司馬遷圍繞天人關係問題，指出鄒衍的陰陽學“作怪迂之變”，又“論著終始五德之運”，是造成戰國末年以來符應、機祥和鬼神之事氾濫的根源，實際上道破了“天人感應”思想之荒誕。
與此同時， 司馬遷專門寫了一篇《封禪書》，記載歷代帝王所搞鬼神之祀。其中以將近半數的篇幅，記述漢武帝“尤敬鬼神之祀”，諷刺性的文辭婉轉微妙。
在《封禪書》的篇末，司馬遷留下一段更加意味深長的話，即表示他因職務的關係，曾經扈從漢武帝巡行封禪，祭祀天地諸神，又目睹漢武帝、方士祀神求仙的活動，於是寫下這類祭祀鬼神的事實，“具見其表裡，後有君子得以覽焉”。
這裡，司馬遷表明將它公之於世，是為了揭露這類鬧劇的內幕，使人們瞭解事 情的原委。這在漢武帝時代，確實膽識不凡。
對於鼓吹“天人感應”的神學大師董仲舒，西漢時即被人視為“群儒首”，甚至譽為“有王佐之材”，而司馬遷對他則持貶抑的態度。有關董仲舒的生平事蹟，《史記》並無專傳，只用寥寥五百餘字，載於《儒林列傳》之側，位置極為次要。代表董仲舒思想的《天人三策》，《史記》不僅只字未加提及，相反卻詳細記述他因著《災異之記》下獄一事，稱董仲舒出獄之後，“竟不敢復言災異”，字裡行間深寓嘲諷之意。
與揭露“天人感應“神學思想同時，司馬遷更多強調人事的作用。比如在論述楚漢勝敗時，他著意記載項羽失民心的大量事實，以批判項羽所謂“天之亡我”的觀點。
在論述秦王朝敗亡時，他引賈誼的《過秦論》，強調秦敗於嚴刑酷法，賦斂無度，是“民危＂的結果。而且對秦末農民起義大書特書，不但將陳涉與湯武 等列，而且將他的事蹟列在“世家”，予以特殊的歷史地位。
司馬遷一再肯定陳涉推翻秦王朝的歷史功績，實際上等於說明朝代的更替是取決於人與事，而非“天”或者鬼神的意志，這與他的天人關係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司馬遷的“通變”思想，在《史記》中多次論述。如“略協古今之變”、“終始之變”、“通古今之變”等等。從發展變化的歷史觀出發，司馬遷以“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考論史事，使《史記》各組成部分，都充分體現了這一思 想。他不僅停留在“變”的觀點上，還試圖從中找出變化的原因。
他在《鄭世家》說：“變所從來，亦多故矣。”在《平準書》也提出“事變多故”。原因何在呢？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利誠亂之始也”，認為政治上的動亂，是根源於經濟物質利益。這種思想在《史記·平準書》裡，就表述得更加清楚了。他說：“作《平準書》，以觀事變”，即試圖從物質經濟生活中，探求社會歷史變化的原因。
通篇《平準書》， 先記述漢初的社會經濟情況，然後敘述漢初積累大量的財富，引起了漢武帝時期內外政策的變化，以及由此而帶來的政治經濟的變化。
類似的觀點，《史記》不乏其例。如論述齊桓公建立霸業，是由於“通輕重之權，微山海之業“的結果。魏“盡地力，為強君”。記述吳楚叛亂時，吳“即山鑄錢，富垮天子，其後卒以叛逆”，認為劉濞發動七國叛亂，與其經濟力量的發展密切相關。
在西漢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封建神學全盛的時期，司馬遷圍繞天人關係和歷史發展諸問題，大膽提出與這種封建神學思想相對立的見解，使《史記》成為一部具有鮮明歷史觀的史學鉅著。
最後，《史記》打破地域、時間和內容的限制，擴大了歷史記載的範圍。秦漢以前的史籍，所記載的範圍，有的侷限於某些地區，或者限於某一個時期；有的侷限於政治、軍事方面的內容；有的限於按編年排比史事，或者以對話形式敘述史實。
而首先打破先秦史籍的侷限性的，就是司馬遷的《史記》。《史記》記載上起傳說的黃帝，下至漢武帝時期，既記載中國的歷史，又涉及外國史， 還記載社會各階層的生活，以及少數民族史，內容則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成為一種規模巨大的綜合性的史書。
《史記》所具有的上述的特點，使我國古代史學發生劃時代的轉變。《隋書·經籍志》說：“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 我國清代以前，歷代編修本朝史或前代史，無不仿照它的體例。《史記》為我國古代歷史學樹立了良好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