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帝在《唐代宗論》中已露出剷除和珅之心,但過度縱容其餘黨

嘉慶帝在高宗訓政的3年中,用他的機智和謀略,總算保住了嗣皇帝的地位,贏得了爭取最後勝利的機會。積之愈久,恨之愈切。嘉慶帝與和珅間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嘉慶帝無時無刻不在做著清除和珅的準備。

這一點,我們從他所作的《唐代宗論》中看得很清楚。嘉慶帝在親政前所作的《唐代宗論》中有這樣一段文字:“代宗雖為太子,亦如燕巢於幕,其不為輔國所讒者幾希。及帝即位,若苟正輔國之罪,肆誅市曹,一武伕力耳!乃舍此不為,以天子之尊,行盜賊之計,可愧甚矣!”

嘉慶帝在文章中所說的是唐代這樣一段歷史。安史之亂後,李輔國因擁立之功,益為肅宗所親近,被任為判元帥行軍司馬事,地位僅次於著名的忠貞才智之士李泌。李輔國“外謹密而內賊深”,在唐軍進入西京,唐肅宗返京後,專擅用事。寶應元年(762年),肅宗朝宮廷內部的鬥爭愈演愈烈。唐肅宗皇后張良娣欲謀殺李輔國和另一宦官程元振。事機洩露,李輔國先下手殺張皇后等,隨即擁太子李豫(即李俶)稱帝,即為唐代宗,唐肅宗驚恐而死。

代宗即位後,李輔國被尊為尚父,進司空,封博陸郡王,位極人臣。李輔國恃功跋扈不臣,代宗忍無可忍,遂派遣一俠客深夜潛往李輔國宅邸,將李輔國刺死。

嘉慶帝在《唐代宗論》中,對唐代宗清除李輔國深表贊同,只是對唐代宗“遣俠夜刺”的做法深為反感。嘉慶帝認為,唐代宗身為一國之君,本可以行天子之權,光明正大地宣佈李輔國的罪狀,然後堂而皇之地將他肆誅市曹。誅殺一個李輔國,“一武夫之力耳”!

嘉慶帝在《唐代宗論》中已露出剷除和珅之心,但過度縱容其餘黨

李豫

明明是這樣輕而易舉的事,而代宗卻舍此而不為,以堂堂天子之尊,竟行盜賊之計,偷偷摸摸地幹掉了李輔國,“可愧甚矣”!嘉慶帝的這篇文章,一方面說明了他清除和珅的決心,同時也說明其“睿謀久定於中”。嘉慶帝心中不僅早有誅滅和珅的打算,而且就連清除和珅的具體辦法也已醞釀成熟。嘉慶帝在當時需要的只是時機,一個苦苦等待,夢寐以求的機會!

清除和珅的步驟

機會終於來了。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帝龍馭上賓,嘉慶帝即刻由一個毫無實權的傀儡皇帝成為真正的皇帝。他不再作須臾的等待。一旦大權在握,嘉慶帝立即對和珅及其黨羽採取行動。嘉慶帝對和珅興師問罪,在乾隆帝死後的第二天就開始了。

1、從乾隆帝遺詔下手

據《李朝實錄》載:三月三十日戊子,書狀官徐有聞進聞見別單,其中有云:“正月初四日,既褫和珅軍機大臣、九門提督等銜,仍命與福長安晝夜守值殯殿,不得任自出入。”顯然,嘉慶帝是用守值殯殿的差使把和珅及其黨羽福長安軟禁起來。

在乾隆帝駕崩後第二天嘉慶帝頒發上諭。上諭表面上是對在鎮壓白蓮教起義中大小領兵官員的譴責,實際傳達的資訊遠不止於此。

首先,以上諭代替太上皇遺詔,表明了嘉慶帝對出自和珅等人之手的遺詔中報喜不報憂內容的強烈不滿。

嘉慶帝在《唐代宗論》中已露出剷除和珅之心,但過度縱容其餘黨

愛新覺羅·弘曆

乾隆帝駕崩時,有沒有遺詔?在官書《清實錄》、《東華錄》中均無記載,而在《李朝實錄》中卻有記載,說明當時曾有遺詔頒發給了屬國。另外,在乾隆帝去世之日嘉慶帝頒發的一道上諭中,亦兩次提及“皇考遺詔”。

由此可見,太上皇遺詔是存在的。那麼,官書上為什麼不加記載呢?嘉慶帝甚至在第二天頒發的上諭中,特別說明,太上皇“追至彌留”,嗣皇帝並未“別奉遺訓”,表明“皇考遺詔”並非是太上皇親筆、親口的“遺訓”。“皇考遺詔”確實不過是按慣例出自顧命大臣之手的官樣文章。如果這樣的官樣文章,能得到嘉慶帝認可,官書當記載無疑。然而,遺詔中關於白蓮教起義的內容,與現實完全背道而馳,引發了嘉慶帝強烈不滿。

遺詔中關於鎮壓白蓮教起義“功在即”的預言,對於清朝統治者來說,是一個完全無視現實的美妙謊言。事實是,白蓮教起義當時正以烈火燎原之勢,迅猛發展,席捲數省。清廷勞師糜餉,損兵折將,葳事之日正遙遙無期。在嘉慶帝看來,和珅等人捏造吉祥之語入遺詔的伎倆,無補於挽救危急局勢,對於剿辦白蓮教有害而無益。嘉慶帝因而沒有對內公佈遺詔,後來也沒有將其收入《實錄》,而以一道在鎮壓白蓮教一事上與遺詔大唱反調的上諭代替了它。

其次、透過譴責“各路帶兵大小官員”,表明了對乾隆末年“聖壽日高,諸事多從寬厚”的否定態度,發洩了對和珅等人“自以皇考年高,惟將吉祥之語入告”的不滿。

第三、上諭以“勿謂幼主可欺也”結束,寓含深意。36歲的嘉慶帝自稱“幼主”,其激憤之情溢於言表!既是對太上皇晚年簡任和珅之輩凌駕其上表示不滿,亦是對和珅之輩的嚴重警告,任何以太上皇舊臣相凌相欺的伎倆,都是不會得逞的。

嘉慶帝在《唐代宗論》中已露出剷除和珅之心,但過度縱容其餘黨

愛新覺羅·顒琰

嘉慶帝親政後的這道上諭,是其決心革除乾隆弊政,開始新朝新政的宣言。嘉慶新政首選的目標就是誅除和珅勢力。

2、鼓動大臣揭發和珅

正月初五日,嘉慶帝頒發求言之詔。詔求直言,是嘉慶帝親政後,革新朝政的一項重要措施。嘉慶帝在軟禁和珅後所下求言詔,同時也是一紙動員令。號令王公大臣、九卿科道,參劾和珅試圖透過糾劾,獲得懲治和珅的充足理由,並獲得和珅更多的罪證。

同時,以科道糾劾為由,革大學士和珅、戶部尚書福長安職,下獄治罪。嘉慶帝當時指稱的“科道糾劾”。係指吏科給事中王念孫、御史廣興,在其詔求直言號令下,“援據經義”對和珅的糾劾。但他們的奏疏,並沒有載於官方史書,故具體內容不得而詳。

其實,對嘉慶帝來說,科道糾劾的內容無關緊要,只要有人參劾,他就可以籍此為開端,對和珅及其黨羽發動一連串攻勢了。

3、抄家與人事部署

嘉慶帝在《唐代宗論》中已露出剷除和珅之心,但過度縱容其餘黨

劉墉

對和珅、福長安的行動,由儀親王永璇、成親王永瑆前往宣旨,武備院卿、護軍統領阿蘭保監行。永璇、永瑆及額駙拉旺多爾濟、親王綿恩、大學士劉墉、董誥、兵部尚書慶桂等負責對和珅、福長安家產的查抄。同時,令諸王大臣會同三法司鞠審。為了穩定政局,嘉慶帝又及時作出一系列人事上的部署。

命成親王永瑆、大學士署刑部尚書董誥、兵部尚書慶桂在軍機處行走;命儀親王永璇總理吏部,成親王永瑆總理戶部兼三庫,調兵部尚書慶桂為刑部尚書,以工部右侍郎盛住兼署工部尚書,睿親王淳穎管理理藩院,定親王綿恩管理步軍統領,調戶部左侍郎傅森為刑部侍郎,以戶部右侍郎那彥成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兵部左侍郎布彥達費、上駟院卿永來為總管內務府大臣,以刑部尚書慶桂為御前大臣,儀親王永璇為鑲黃旗領侍衛內大臣,貝勒綿懿為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兼鑲白旗滿洲都統,成親王永理為鑲黃旗滿洲都統,禮部尚書德明為鑲藍旗滿洲都統,定親王綿恩為正白旗滿洲都統,武備院卿阿蘭保為正紅旗護軍統領,乾清門行走喀喇沁公丹巴多爾濟為鑲紅旗護軍統領,兵部左侍領布彥達賚管理鑾儀衛事。

4、定罪

正月十一日,嘉慶帝就和珅被革職拿問一事,公告中外。上諭中,嘉慶帝首先為在先帝大喪之日,即將先帝簡用重臣褫職下獄的行為作了一番解釋,來維護自己傳統道德所要求的“仁孝”之名。

嘉慶帝將正月初八日下令將和珅革職下獄治罪時,羅列和珅罪狀,公佈於眾。主要包括和珅飛揚跋扈,目無君上,貽誤軍國重務,貪默營私,僭侈逾制等罪行。嘉慶帝在上諭中指出,和珅的這些罪狀,都已經過王大臣等公同鞠訊,和珅俱供認不諱。

嘉慶帝在《唐代宗論》中已露出剷除和珅之心,但過度縱容其餘黨

鈕祜祿·和珅

嘉慶帝在公佈和珅的罪狀時,不忘為乾隆帝開脫,把乾隆帝長期寵信和珅的責任推給了下面,是因為廷臣因畏懼和珅,竟無一人奏及的緣故。在和珅罪行已昭示天下後,嘉慶帝在上諭中要求各直省督撫,“將指出和珅各款,應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款跡,各行據實迅速復奏”。

其後,各省督撫復奏嘉慶帝。直隸總督胡季堂奏稱:

“和珅喪盡天良,非復人類。種種悖逆不臣,蠹國病民,幾同川楚賊匪。貪默放蕩,真一無恥小人。喪心病狂,目無君上。請依大逆律凌遲處死。”

胡季堂還報告說,查出和珅薊州墳瑩僭妄違制,及附近州縣,置有當鋪資財。

胡季堂對和珅的大加撻伐,其實有許多言過其實和不倫不類之處,但其慷慨激昂之態深合嘉慶帝之意,故而在上諭中加以引用釋出。

正月十五日,嘉慶帝根據各省督撫、科道的糾劾及對和珅家產的抄沒清查,再次公佈和珅罪狀。其罪狀達20款之多。

嘉慶帝在宣佈和珅罪狀的同時,將胡季堂參劾和珅的原折,發交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員,並翰詹科道閱看,“即著悉心妥議具奏”。有自抒所見者,不妨“另折封陳”;如意見相同,可“連銜具奏”。

嘉慶帝所公佈的和珅20大罪狀,其中大多和珅供認不諱。

5、處死

親政後的嘉慶帝,面臨各種嚴重的社會問題,尤其是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的迅猛發展,對清王朝的統治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嘉慶帝在《唐代宗論》中已露出剷除和珅之心,但過度縱容其餘黨

愛新覺羅·顒琰

於是,嘉慶帝明智地決定迅速了結和珅案。因此,嘉慶帝在公佈和珅罪狀的同時,要求有關官員就如何處置和珅發表意見。內閣大學士、九卿文武大員、翰詹科道等的處分意見很快呈報上來,“請將和珅照大逆律凌遲處死”。有關官員依據嘉慶帝公佈的和珅罪狀,擬定了最嚴重的罪名“大逆”,建議實行最嚴重的處置辦法。

然而,嘉慶帝並沒有完全按照他們的意見來辦。其時,“皇妹和孝固倫公主屢屢懇請全其肢體,大臣董誥、劉墉也以其曾任先朝大臣,請從次律”。嘉慶

決定對其從寬處理。

正月十八日嘉慶帝宣佈了處分決定,賜和珅自盡。

在諭旨公佈之日,嘉慶帝即派大臣至和珅囚禁處,宣讀諭旨,賜白練一條,令其自盡。

和珅隨後即懸樑自盡。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的和珅終於不得不用自己的手為50年的生命歷程畫上了休止符。

處置和珅餘黨

1、處置和珅親族

在處死和珅的同時,嘉慶帝對和珅家族中的重要成員進行了相應的處置。

和珅的弟弟和琳,自筆帖式累遷至湖廣道御史,因糾劾兩廣總督福康安利用運糧船帶運木材而得乾隆帝賞識,不斷被提拔重用。

自吏部給事中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不久又授兵部侍郎,正藍旗漢軍副都統,後來又被擢升為工部尚書。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

,授雲騎尉世職。第二年授四川總督。此後,和琳多次參與鎮壓農民起義和邊疆少數民族起義,被封為一等宣勇公·爵。

和琳後來死於軍中,乾隆帝對其大加卹典,晉贈一等宣勇公,諡忠壯,命配享太廟,祀昭忠、賢良等祠,準其家建專祠。

嘉慶帝在《唐代宗論》中已露出剷除和珅之心,但過度縱容其餘黨

鈕祜祿·和琳

和琳和和珅一樣,因獲乾隆帝殊遇而飛黃騰達。嘉慶帝將和琳功跡一筆勾銷,認為和琳本無功績,只因參奏福康安木植一案以屢邀擢用。而這個案件並非和琳秉公劾參,實系聽受和珅指使,為傾陷福康安之計。

如今將和珅家產籍沒,查出其家所蓋楠木房屋妄逾制,這與福康安託帶木植之咎哪個大呢?

且和琳在與福康安一同用兵湖南時,只因和琳從中掣肘,致使福康安不能將事辦竣。

嘉慶帝確認和琳有罪無功,斷然將和琳公爵革去,撤出太廟,並將其家所立專祠一併拆毀。

和珅之子豐紳殷德因娶了乾隆帝最為鍾愛的女兒和孝公主為妻,嘉慶帝不得不對他“曲加體恤”。嘉慶帝在革去了和珅因拿獲白蓮教起義首領王三槐後所得的公爵銜後,加恩留下了其他爵銜,令豐紳殷德承襲。

但規定,豐紳殷德只准“在家閒住,不許出外滋事”。

但豐紳殷德的伯爵頭銜沒能保留多久。一個多月後,綿恩等官員在繼續清查和珅家產時,發現和珅擁有正珠朝珠一褂。當它被送到嘉慶帝眼前時,嘉慶帝殊為駭異。因為正珠朝珠為皇帝用珍物,是臣下不應收藏之物。

嘉慶帝由此斷定和珅“竟有謀為不軌之意”。宣稱這件事如果敗露於正月十八日賜令和珅自盡前,對和珅的處置即便不照叛逆凌遲處死,亦當予以大辟。一個月前,已賜令自盡,讓其“幸逃顯戮”,姑且免其碟屍。其子豐紳殷德,“若知有此物不行舉發,即當照大逆緣坐律辦理”。

後經綿恩再四訊問,豐紳殷德實不知情。嘉慶帝雖加恩免其追問,但認為其不應世襲伯爵,令“革去伯爵,停其世襲,賞給散秩大臣銜,當差行走”。

這樣,嘉慶帝在乾隆帝駕崩後十餘天時間裡,即將狂傲不可一世的和珅送歸地府。與此同時,曾仗勢作威作福的和珅親信、黨羽也相繼被囚被黜。和珅勢力頃刻間土崩瓦解。

2、處置和珅黨羽

與和珅同時被軟禁和被逮下獄的是和珅同黨福長安。

嘉慶帝在《唐代宗論》中已露出剷除和珅之心,但過度縱容其餘黨

富察。福長安

福長安,滿洲鑲黃旗人,為親貴名臣之後,其姑母為乾隆帝孝賢皇后富察氏。其父傅恆在乾隆朝歷任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大學士,封太子太保。

在乾隆朝征伐大小金川戰役中建有殊功,被乾隆帝稱為“社稷臣”。其兄福隆安、福康安皆為乾隆朝重臣。

有的還娶公主為妻成為額駙。福長安也備受乾隆帝青睞,自藍翎侍衛累遷至正紅旗滿洲副都統,武備院卿,領內務府。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

,乾隆又命其在軍機處學習行走。嘉慶三年

1798年

,又被封為侯爵。

福長安在與和珅長期共事中,與和珅意氣相投,聯成一黨,在朝廷裡排斥異己,貪贓營私。

因此嘉慶帝在親政後著手誅除和珅的同時,也對福長安採取了軟禁和職下獄的措施。但是福長安所抄資產究不及和珅十分之一二。

和珅現已從寬賜令自盡”,福長安自然就不能即行正法,嘉慶帝決定“福長安亦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福長安雖然逃脫了“斬立決”的厄運,一個足以令他喪魂失魄的場面正等待著他。

因為嘉慶帝“著監提福長安前往和珅監所跪視和珅自盡後,再押回本獄監禁”。福長安之子錫麟,原來承襲其伯父福靈安雲騎尉世職。嘉慶帝在嚴懲福長安時,雖仍令其襲爵,但斥退其侍衛,不準在乾清門行走。

正月十八日,在處分和珅、福長安的上諭中,和珅的一些黨羽亦列名其中。根據各自的罪行及當時的實際狀況,嘉慶帝宣佈對他們進行處分。

嘉慶帝在《唐代宗論》中已露出剷除和珅之心,但過度縱容其餘黨

吳省欽

吳省欽、吳省蘭兄弟,皆系和珅引用之人。他們都曾當過和珅的師傅,後來只因為他們在考進士時,和珅是讀卷官,二人竟恬不知恥地反過來認和珅為師傅,死心塌地為和珅效勞。

吳省欽為了取媚於和珅,甚至不惜出賣自己的同鄉和朋友。

吳省蘭系和珅引用之人,在查處和珅案過程中,雖無人列款參劾,“但未便列卿貳”,被降為編修,令撤回學政,不必在南書房行走。

侍郎李潢、太僕寺卿李光雲,二人俱系和珅引用之人,嘉慶帝令李光雲以原品休致,將李潢降為編修。

和珅在乾隆中晚期,柄政長達20餘年,所管衙門幾乎涉及清政府的所有部門,在政府各部門及地方大員中,由其保舉升擢者甚眾。在和珅當政時,奔走和珅門下,逢迎行賄輸誠者更不計其數。嘉慶帝誅滅和珅後,那些因見過和珅而感到無上光榮,以與和珅有或多或少的關係而沾沾自喜的人,這時不免惴惴不安起來。他們惶惶不可終日,坐臥不寧地等待厄運的來臨。

為了穩定政局,妥善地了結和珅一案。嘉慶帝在處決和珅的第二天,鄭重宣佈:和珅一案“業經辦結”,除重治和珅之外,“不肯別有株連,惟在敬戒將來,不復追究既往”。

對於那些與和珅有關連、瓜葛又不思悔改的官員,嘉慶帝自然也對他們提出嚴厲警告:“經此一番訓飭之後,尚不知改悔,勉立脩名,則是自甘暴棄,不齒士類,必當嚴加懲治,毋謂教誡之不豫也。”

此諭一下,平日趨附和珅者,始無疑懼之心,人心乃大安。

綜觀嘉慶帝對和珅案的處理,除了在對和珅餘黨的處置過於寬容而外,其餘值得肯定的地方是很多的。論其手段不乏果斷論其處理過程,也頗具智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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