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很早以前就有稅賦的概念《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上記載：“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夏朝的貢，殷商的助和周朝的徹，都是指用私人的勞動去耕種公田，以此來當作稅賦，即勞役地租制。
周代的徹就是把一塊九百畝的土地分為九塊，每一塊百畝，分授八家耕種，其中一塊即為公田由這八家人公耕，這塊田的產出作為稅賦上繳國家。
不過後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農業上出現了鐵製的農具，牛耕也開始推廣，因此在公田之外出現了許多私田，土地私有化從而出現新興地主階級，他們以分散的單一家庭進行耕種，其勞動產出效率是井田制無法比擬的，這使得井田制成為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無法再實行下去。
於是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魯國首先做出了改革實行了“初稅畝”就是按照田畝的多寡來實行徵收，就是不管是公田還是私田都按照相同稅率繳稅，這個制度實行使得國家財政的收入增加也更符合當時社會環境。這也被認為是我國農業稅的起源。
秦朝時候因為修長城，建宮殿，以及修建陵墓等大型工程的施行，使得老百姓們承擔了極為沉重的負擔，《漢書·食貨志》中記載：“秦收泰半之賦。”所謂泰半就是三分之二的意思，即當時的農民要將自己收穫的大部分交給國家。就是因為繁重的徭役，使得秦朝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滅亡了。
秦朝滅亡，漢朝建立以後，當時的皇帝面對的是一個百業凋敝，民不聊生的天下因此統治者們實施了修生養息，輕徭薄賦的政策，劉邦時期實行十五稅一的徵稅制度，漢文帝時期更是將稅率減到了三十稅一，不僅如此漢文帝還曾下詔書免除文帝十三年一整年的田租，這個制度一直延續到了西漢末年。
東漢初年時，戰爭不斷，征伐不止田租又恢復到了十稅一，不過隨著戰爭的平息稅率又恢復了三十稅一，雖然兩漢時期實行輕田租的制度，但是這對底層農民根本沒有太大的好處，真正得到好處的是那些擁有大量田地的地主們，而底層農民要面對的是政府按照人口為徵收物件的口賦、算賦、軍賦、更賦等名目繁雜的稅目。這使得他們依舊承擔著巨大的壓力。
三國時期，曹操對漢代賦稅制度作出了改革，實行了租調製。以戶稅代替人頭稅，以定額田租代替定率田租。即，將每年要交的賦稅額度定一個固定數額，就算農民獲得大豐收也不增加，按戶交稅，這樣就算家裡人口增加也不用多繳稅。
北魏孝文帝時期為了解決大量土地無人耕種，以及土豪劣紳兼併土地的問題他決定在全國推行均田制，即按照人口分配土地，十五歲以上男子分給露田四十畝，女子二十畝，如果擁有奴婢或者耕牛的人還可以獲得額外的土地，這些田地不許買賣，授田之人在死後官府會收回。除此之外，初受田者，還能獲得額外的桑田，這些田地稱為世業田，終身不還可以進行買賣。為了監督授田者的耕作情況，他還是推行了三長制，即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
隋唐時代，統治者在均田制的基礎上施行租庸調製，允許百姓用勞役來代替繳納賦稅。馬端臨在 《文獻通考 ·田賦考二》中說：“凡授田者 ，歲輸粟二石謂之租 。丁隨鄉所 出，歲輸絹、綾、帛各兩丈 ，布加五分之一，綿二兩，輸布者麻3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20 日，閏月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 。有事而加役，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 。”這種辦法緩和了階級矛盾使得統治者能夠直接控制農民，又保證了財政收入，是利國利民的好主意。
宋朝時期，承襲了唐朝末年與五代時期的制度實行兩稅法，即全額累進稅制，按照貧富分為九個等級，所有人按照相應等級繳稅，分夏秋兩季上繳，夏季以絲、棉，紡織品和錢幣為主，不過錢大多折成交納，秋稅則以糧食為主，這樣繳稅適應了農作物的收穫季節，減輕了百姓的負擔。
明朝時期，張居正上臺推行一條鞭法，把田賦、附加稅和徭役合併，簡化手續，方便了群眾，先由各縣計算出賦稅與徭役的數額，然後再各自合併折算成賦銀和役銀，最後再一起徵收，如果官府要徵收力役只需花錢僱傭就是，這次稅賦改革具有重大意義，為以後清代實行攤丁入畝打下了基礎。
清朝入關後，在明朝制度的基礎上實行了攤丁入畝制度，它廢除了實行了近兩千年的人頭稅，將其併入土地稅中，康熙時期推行“滋生人丁用不加賦”的政策，將人口稅固定下來，於是到了雍正時代就順便將定額的人口稅一併合如土地稅中，這樣使得那些無地少地的農民減少了負擔，促進了經濟發展。賦稅的簡化還能有效的避免官員從中牟利。
新中國成立以後，為了確立農業作為第一產業的基礎性地位，十六屆五中全會上提出了“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的方針。”
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了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的決定，自此，壓在農民頭上幾千年的皇糧國稅終於退出了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