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沒有不死的大樹，沒有不滅的王朝。
當一個王朝氣數已盡的時候，它的肌體就會腐敗。腐敗的病因首先是政治腐敗，進而導致社會風氣敗壞，黃賭毒盛行。
而晚清社會已經走入了中國封建王朝的末世，政治腐敗導致的社會糜爛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最直接的體現，就是“黃賭毒”的空前氾濫。
晚清時期，政府財政困難、入不敷出，不得不放鬆對色情業、賭博業、製毒吸毒者的控制。
1899年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即為1300餘萬兩白銀，而到1910年已猛增到約8000萬兩。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節流而急急開源，適便於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
那麼，清朝時期的黃賭毒，到底嚴重到了什麼地步？
色情業繁榮“娼”盛
娼妓是一個古已有之的職業，她是國家經濟的晴雨表，跟百姓生活處境有關。
換言之，當一個國家民不聊生的時候，娼妓也就會興旺發達。
中國有句話叫“逼良為娼”，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清朝前期，對色情業零容忍，將它列為社會之“四惡”（盜賊、賭博、打架和娼妓）進行大力整治。
乾隆即位便釋出上諭說：“此四惡者，劫人之財，戕人之命，傷人之肢體，破人之家，敗人之德，為善良之害者，莫大於此。”
對於色情業，清政府在制度和法律上都採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在順治16年（1659年），清廷下令停止教坊女樂，改用太監代之。
至此，北京的官妓消滅，全國各地的色情業也一蹶不振，轉入地下。
但是隨著政局動盪，經濟不景氣，百姓生活艱難，朝廷日子也不好過，色情業死灰復燃、開始氾濫。
為了創收，清光緒31年（1905年）先是設了巡警部，後來設內外城巡警廳，開始向娼妓收捐。
按月上繳妓捐的話就能合法營業，成為官妓，不然則為私妓。
這樣一來，等於將娼妓合法化。
北京地方政府劃定了所謂的“紅燈區”：“樂戶營業者以巡警廳圈出之地段，並已經允許開設、在衛生局註冊者為限。”
“政府將妓院分為四等，分別是清吟小班、茶室、下處和小下處，各有一定的數額限制，總數不得超過373家，准許頂開而不許添開。”
（民國學者王書奴《中國娼妓史》）
娼妓氾濫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席捲大半個中國，時間長達十餘年的太平軍起義，喪失大量勞動力，導致中國南方地區男女比例失調。
學者何炳棣指出，1776-1850年間江蘇的男女比例大約為128。1：100，湖南的男女比例為135。1：100；在浙江的一些地區竟然高達144。7：100，雖然上述數字準確性存疑，，但在晚清時期男性人口遠多於女性人口是不爭的事實。
尤其是到了近代，農村人口大量湧向城市，城市的性別比例失調問題更加嚴重。
這麼多男子很多不能透過婚姻建立家庭，他們的性需求，客觀促進了色情業的發展。
俗話說笑貧不笑娼，當百姓生活舉步維艱的時候，道德就會淪喪。
很多人認為，官員可以用手中權力巧取豪奪、包養二奶；百姓為什麼不能靠自己“勞動”賺錢，為什麼不能用錢做性交易？
一旦喪失道德底線，性交易就會被社會接受。
民國學者王書奴在他的《中國娼妓史》中寫道：由於民不聊生，人民的道德底線下滑，在某些地區竟出現“人們唯一謀生的手段就是靠婦女用這種方法所掙來的錢。有些鄉村竟然沒有一個乾淨女人。”
賭博氾濫成災
清朝前期，政府對於賭博也是零容忍，對官員涉賭處罰更為嚴重。
官員涉毒，都會被枷責，不準用錢減罰。
晚清時期，同樣因為經濟緊張，李鴻章、張之洞等紛紛建議政府對賭博業徵收捐稅以充實國庫。
晚清時期，廣州賭博業捐稅收入，每年高達500萬兩。
這樣一來，賭博業也和色情業一樣合法化。
上自王公貴族、省部官員，下到小商小販、平民百姓甚至閨中女子、監獄囚犯無不參賭，形成成一道奇特風景。
賭博成為一顆毒瘤，侵蝕著整個社會。
官民不務正業，喪失了理想追求。
讓富者傾家蕩產；讓貧者走投無路。
製毒、吸毒蔚然成風
眾所周知，鴉片戰爭之所以打起來，是因為清廷意識到鴉片對國人的毒害。
可是到沒過多久，我們自己則張開雙臂擁抱鴉片。
晚清事情，英國和中國的鴉片貿易量逐年減少。
不是控制住了鴉片，而是我們可以自力更生種植罌粟了。
鴉片戰爭後，鴉片貿易合法化，大清有識之士覺得，既然中國人對鴉片有嗜好、也戒不掉，為什麼不自力更生，讓洋人賺我們的錢？
1847年初，經歷流放重回政壇的林則徐就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嗜洋菸而不嗜土煙。”
於是清廷在1859年頒佈《徵收土藥稅釐條例》，開始向鴉片徵稅。這一條例的頒佈實施，將罌粟種植和鴉片買賣以及消費合法化。
在經濟利益驅使下，各地農民紛紛響應大清政府的號召，爭先恐後種植罌粟。
他們放棄了農作物種植，把最肥沃的田地用來種植罌粟。
四川、雲南、貴州一帶走在全國前面，浙江、江蘇、山東、山西、甘肅以及直隸紛紛跟進，掀起全民種植罌粟高潮。
以山西為例，“按吾晉土田志舊書所載四十九萬五千九百三十四頃，今自罌粟盛行，每縣之田，種罌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計之應占十五萬頃。”——《溫洗馬戒吸食鴉片栽種罌粟》
山西巡撫曾國荃曾不無憂慮地說：“小民因獲利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種罌粟，而五穀反置諸磽瘠之區，此地利之所以日窮也”。
1873年，英國傳教士理雅各在中國各地觀光，沿途所見都是罌粟——“黃河和長江之間的土地上都佈滿了罌粟田”。
1894年，澳大利亞年輕人莫理循在他的“西行漫記”中寫道：“（從湖北、四川到雲南）整整1700英里的旅途中，罌粟種植園從未從我的視野中消失過。”
罌粟種植大大擠壓了農作物的種植空間，影響到清朝的糧食安全。1877-1878年發生的“丁戊奇荒”，釀成1000餘萬人餓死的人間慘劇，不能說跟罌粟種植、導致農作物種植面積大大縮減無關。
到了1906年，中國自產鴉片為58。4萬擔，當年進口數量是5。4萬擔，清朝鴉片的自給率已經達到91%。
這麼多的罌粟製造的毒品，當然不是賣給了外國人。
鴉片產量激增伴隨的，是吸毒量和吸毒人數的增加，是各地大煙館如雨後春筍般開張，是舉國吸毒。
據有關史料統計，清末大概有1200萬人成為癮君子。
上自王公貴族、政府官員；下到底層百姓、三教九流。譬如溥儀的皇后婉容，就是一個不可不扣的癮君子。
國之將亡必有妖孽，這個妖孽就是政治腐敗、道德淪喪、黃賭毒盛行。而中國的國家命運，幾乎被這些腐敗風氣給徹底斷送。如果沒有新中國扭轉乾坤，清朝留下的惡習更是不知道要侵蝕國人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