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眾所周知，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拐點，大唐帝國不僅人口損失慘重，財源也已經接近枯竭。在此後的百年裡，唐朝只能算是苟延殘喘。不過，這百年裡，有一些政治手腕還是可圈可點的，比如宰相楊炎推行的“兩稅法”，雖然飽受爭議，但卻在一定程度上為唐朝續了壽命，今天，咱就說說“兩稅法”的利弊得失。
“兩稅法”推行的歷史背景
一項制度的革新，往往是因為舊的制度已經難以滿足現實需要，“兩稅法”也未能擺脫這個歷史規律，究其歷史背景，筆者總結了以下幾條。
第一，以“均田制”為依託的租庸調製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社會根基。推行“兩稅法”之前，唐朝一直實行的是租庸調製，可以說，這種制度成就了唐朝的鼎盛國力，但到了唐朝中期，這種制度已經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唐朝初年，經過多年的戰亂，閒置土地較多，男丁又少，於是國家就推行了均田制，按照人丁的數量授田，你只要接受了政府的田地，就要以實物的形式繳納賦稅，還要為國家義務勞動，這就是租庸調製。可是，社會經濟向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如果個別家庭出現經營不善，或者出現了變故，家中的田產就被逼無奈要變賣，但是，稅賦卻是按照人丁收取的，你即使失去了土地，國家照樣得找你要賦稅，於是，大量農民開始逃亡，土地兼併規模越來越大，形成了惡性迴圈，均田制名存實亡。既然均田制都沒有了，以均田制為基礎的租庸調製也就面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問題。
繁華的盛唐
情況更加嚴峻的是，安史之亂對社會的破壞是非常嚴重的，人丁急劇減少，而朝廷所需賦稅無從徵起，原先倖存的農戶負擔更加沉重，於是，逃亡現象達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再不改革稅制，恐怕社會將引起更大的動盪。
第二，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形勢嚴峻，各軍閥不聽朝廷命令，橫徵暴斂，中央財政幾近枯竭。這個問題由來已久，李隆基時期就已經變得不可收拾，要不然也不會有安祿山和史思明的反叛。隨著募兵制的推行，國家的財政支出數量大幅度增加，為了國防的需要，朝廷允許各個節度使在本地收取賦稅。這麼做，初衷是好的，畢竟，藩鎮遠在邊關，如果財權都控制在中央，遠水解不了近渴，會大大限制邊關軍隊的戰力。但是，誰也沒想到，這種財權的放任，居然給後世帶來如此頭疼的弊端。安史之亂後，藩鎮做大之勢已經難以遏制，唐德宗的許多敕令形同廢紙，藩鎮根本不執行。這麼一來，很多藩鎮的勢力範圍，中央根本就收不上來賦稅，而那些武將向來都比較粗魯，又對文官缺乏信任，一味地橫徵暴斂，全國各地賦稅徵收一片混亂，社會矛盾非常尖銳。
安史之亂
第三，唐德宗有意做一番事業，尤其對削藩頗有意向，可惜，朝廷實力不允許武力削藩，只有另闢蹊徑，於是，透過稅制改革的辦法也就成了一條比較溫和的、行之有效的“削藩”之策。一個曾經萬邦來朝的帝國，任誰去做帝國的皇帝，都會有一個復興的夢，而唐德宗此人多愁善感，更是有一個躁動的心。眼看著國家糜爛如此，連政令都難以統一，他有意削藩自強，可是，動刀動槍的事，可不是磨嘴皮子那麼簡單，國家剛剛經歷大亂，元氣大傷，想動兵革，實力也不允許，當時，國家財政困難到什麼程度，看看《舊唐書》是怎麼描寫的吧：
其始也，去無名之費，罷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嬪嬙，放文軍之馴象；減太官之膳，誡服完之奢；解鷹犬而放伶倫，止榷酤而絕貢奉。
武將專權示意
什麼意思呢？中心思想只有一個：皇帝也要勒緊褲腰帶過日子了。如此財力，還想著組建大軍與藩鎮軍閥們一決雌雄？去哪裡有這個實力呢？武力解決不了的事，也只有從文治上解決了，所以，稅費改革，實際上是一種溫和的治理方式。此細節，後面再詳論。
“兩稅法”帶來的積極意義
第一，大大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與藩鎮相比，朝廷再次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優勢。原先的租庸調製，到了唐德宗時期，難以推行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以人丁徵稅，富人是以人口數量來徵稅，窮人也是按照人口數量來徵稅，加上很多富人本身就是貴族，又有稅賦的豁免權，於是，稅賦又變相轉嫁給了窮人，這種做法，不僅使徵稅的根基變得很不穩定，徵收上來的稅額也越來越少，朝廷自然就沒錢。而兩稅法不同，是以財富多少來徵稅的，無論是貴族還是富人，都沒有豁免權，這樣，徵稅的物件從人轉向了財富，朝廷的收入當然會大幅度增加。
貴族示意圖
第二，兩稅法推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往的稅法，都是以實物的形式繳納，程式還是非常繁瑣的。兩稅法不同了，統一折算成錢，或者折算成布匹，如此一來，田賦也都需要進行商品轉換。不用說，這一來二去，商品經濟自然也就活躍起來了，而且，繳納賦稅的程式也簡化了很多，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的繁榮。
第三，兩稅法實際上是一種“溫水煮青蛙”式的削藩良策。既然各個地方各自為政，不聽中央調遣，而中央又沒有武力解決藩鎮問題的能力，那麼，採取一些文治手段也就非常必要了。
（一）削弱了藩鎮武力對抗的經濟基礎。其實，藩鎮最令人頭疼的就是財政自主權，他們可以在自己的領地裡隨意徵收賦稅，有些藩鎮甚至敷過了中央。兩稅法推行後，無論是中央控制區還是藩鎮控制區，一律都要按照此法執行，以往，朝廷在藩鎮控制區無法徵稅，如今，藩鎮的錢也被徵收到了中央。中央的財力得到了加強，而藩鎮的財力則逐漸得到了削弱。有些人肯定很奇怪，難道藩鎮不會反對嗎？當然會，但不敢因此而與中央翻臉，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你領著兵來滅我，我給你魚死網破，但你來收點錢，我總不至於拎著腦袋拼命。況且，藩鎮的頭領普遍是武將出身的大老粗，對此等溫和政策的危害，很多人也是渾然不覺的。
胡人邊軍
（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藩鎮對抗的人力基礎。根據“兩稅法”的規定，“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也就是說以實際居住地的人口進行徵稅，那麼也就不難明白了，人口稠密的地方，人均稅率自然也就偏低了，人口稀少的偏遠地區，反而稅賦更重，因為地方的稅負總額是朝廷攤派的。這就造成了一個結果，大量處於邊遠地區的農民，為了降低自己的納稅量，選擇逃到人口稠密區生活。恰好，人口稠密區幾乎都在朝廷的控制之下。直接減少了藩鎮地區的人口數量，使他們的兵源受到了影響。
雖然這種辦法在削弱藩鎮方面效果不是特別大，但總體上還是增強了中央的權威。
人力是根本
“兩稅法”的弊端和危害
興一利必生一弊，利弊往往是相伴而行的，“兩稅法”作為一種制度，自然也難逃自然法則。其實，這種制度的弊端還是非常明顯的。
第一，貨幣交易，傷農而利商。古代的中國，向來以農為本，因為我們是農耕民族，萬事都需以農業生產為根基的。可是，兩稅法的推行，要求農民上繳賦稅，必須都換成貨幣，而朝廷並沒有推行配套的金融政策，這麼一來，物價飛漲，錢貴而物件，農民繳納的賦稅，實際上大大超出了以往的數額。改革前，農民只需要經歷國家的盤剝，改革後，農民還要經歷一層商人的盤剝，自然也就出現了傷農的惡果。
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第二，量出而入，為揮霍無度創造了制度便利。以往的財政制度都是“量入為出”，通俗點說就是看鍋下飯，根據收入的多少，來確定朝廷的開支。財政收入多了，就多花點，收入少了，就少花點。但兩稅法不同，產生了一種“預算”思想，就是根據朝廷的需求，核算出一個數額，然後將此數額攤派到各地徵稅，而這個數額的上限是多少，卻沒有做出說明。這就等於說，朝廷想花多少錢，就給地方上要，地方上就想辦法徵收。皇帝揮霍也就算了，身邊的權臣、宦官也揮霍，而徵收稅賦的制度也為他們的揮霍創造了便利條件。
奢侈的八稜金盃
第三，資產審查制度沒跟上，造成了“竭澤而漁”。“水無常心”，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人的財產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有些家庭，經營得好，家庭資產得到了很大的擴充，而有些家庭的資產卻嚴重縮水。朝廷徵稅是以資產多少為依據的，但缺乏及時的資產審查，家庭資產擴充的人家還好一些，但資產縮水的人家卻依然要按照原先的標準交稅，惡性迴圈，由富轉貧，不得不逃亡。這麼一來，制度也就變成了惡政。
總體上來看，兩稅法雖然弊端叢生，但還是為唐朝的財政收入帶來了轉機，也是唐朝在安史之亂後能夠續命百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是，它的主導者楊洋，是一個出色的財政專家，卻不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因得罪了太多人，最終被朝廷拋棄，慘死於前往海南的路上，令人唏噓。
其實，關於兩稅法，筆者還有很多想法，只是限於篇幅，也就不多贅述了，留給網友們一起討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