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世看來，嚴嵩、張居正分別代表了明朝的權臣、能臣，但卻都沒得到好下場：一個被剝奪一切、在貧病交加中死去；另一個則是死後被抄家，家人飽受摧殘。
涇渭分明的倆人，為何看似殊途同歸？如果站在明朝那個時代背景下來看，這才是他們兩個的角色：嚴嵩是標準的奸臣，而張居正才叫如假包換的權臣。
張居正的改革為明朝續命70多年，可謂利國利民的大功臣，但他行使權力程式卻是不合明朝法度的。直白點理解：他確實在做事，但按照明朝的遊戲規則，這些事不該他做；他手上事實掌握的權力，也不是他的崗位應有的。
而反觀嚴嵩，他行使權力的程式符合明朝法規，是一個成年的、腦子清醒的皇帝賦予的。但從結果來看，他乾的大多是壞事，這是他品德的問題。
這種程式和結果完全倒掛的現象，是明朝特殊政治下的獨有產物，那就是宰相的廢除。
從漢到唐，封建王朝的具體政治制度一直處於變化之中，但基本的框架是既定而穩固的：皇室與政府、皇權與相權之間，分離開來而又形成了制衡與補充。
在這種模式下，王朝雖然是皇室的，但維持其執行的政府組織中，宰相才是首腦、並對皇帝負責，政府組織中的其他人員、機構，比如漢朝時的九卿、唐朝的六部，在制度上都是宰相的下級。
這有點像如今的現代企業，公司是董事長的，但總經理負責日常運營、並對董事長負責；董事長家族內世襲，但總經理是職業化的，可以隨時被替換。
跟企業一樣，當然也會出現某些皇帝越過宰相、直接指揮朝廷的情況，但這屬於個別現象，不符合一般的規則。
一般的執行規則是啥樣的呢？
以唐朝為例，由於實行了群相制，中書省的長官中書令、門下省的長官侍中自動等同於宰相，其他凡是頭銜裡帶了“同中書門下三品”字樣的也是宰相。
遇上軍國大事，宰相們在政事堂坐下來討論、商議，形成普遍認可的意見，隨後由中書省的中書舍人們撰寫詔書，形成好幾篇不同的稿子，然後由中書令（或者中書侍郎）挑選一篇、略加修改，提交給皇帝簽字同意後，再傳送給門下省；門下省稽核（可以駁回）確認後，加蓋“中書門下之印”，其後發給尚書省，由尚書六部中對應的部門執行。
也就是說，對於重要的政治事務，並不是皇帝獨裁，而是宰相們集體商議決定；皇帝的詔書其實中書省之手，他本人只是簽章批准。凡是未經宰相們蓋章確認的詔書，理論上都是違法、不合規的。
當然了，也有越過宰相、直接下命令的皇帝，但都要為之付出代價。
女皇武則天打破傳統，越過宰相下達敕令，被劉禕之怒懟“不經鳳台鸞閣何名敕”（鳳台鸞閣即中書門下），即：“沒有經過中書省起草、門下省稽核的文書，能叫詔令嗎？”武則天隨後將劉禕之賜死在家中，而她的專權、對政治規則的踐踏，則是被後世詬病的最主要黑點。
唐中宗李顯不經過宰相簽章就自行任命官員，但出於心虛，他用黑筆而非硃筆批示，裝敕令的袋子不敢按照用標準方式密封、而是改成斜著的，由此得名“斜封墨敕”，等同於告訴人們這些詔書是特殊處理、沒經過宰相批准。因此，“斜封官”在當時成了官場上的笑話，得不到人們的認可。後來李隆基掌權後立即擼掉了這種不經合規程式任命的官員。
元明之前，所有朝代的政治運作基本都按照上述流程，宰相可以被視為“副皇帝”，他對上向皇帝負責，對下是百官的領導。遇上混不吝的皇帝，他可以隨時把某個宰相撤職、換個更聽話的，但不能直接廢除宰相這個職務，也不能一直越過宰相、自己幹活。
但朱元璋改變了這個傳統規則。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胡惟庸為由將其誅殺，隨後廢除了宰相這一崗位，並且下令子孫後代永遠不準立宰相。
在這之前（宋至明初），門下省已廢，尚書省只幹活，宰相出自中書省。此時廢除宰相後，中書省也沒了，尚書省也不再設定尚書令這一長官，戶、吏、禮、兵、刑、工這六個部分別設定尚書，直接聽從皇帝調遣。這些尚書都是二品官，在當時已經是最高“職稱”。
也就是說，明朝皇帝兼任了以往的宰相，皇室、朝廷合而為一了，這是中國古代政治領域的劃時代改變。
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即使像朱元璋、朱棣這樣的工作狂，想要事無鉅細、大小政務一手抓，也是力有不逮，於是就找了一些書生給自己打下手；這些人的辦公地點位於內廷的中極、建極、文華、武英四殿，以及文淵閣、東閣，於是得名“內閣”。
當時的內閣學士，只是根據皇帝的口頭吩咐寫稿子、整理檔案，等同於如今的秘書，沒有參政、決策的權力，官階只有五品；所有事務的決策權，自然由皇帝本人掌握，他們起早貪黑、累得半死，歷史上跟他們在勤快這方面與他們不相伯仲的，也許只有秦始皇。
但在這以後，那些子孫後代們可沒朱元璋、朱棣這份精力與體力，他們樂得當個甩手掌櫃，把議政、決策權交給了內閣學士們。
但是，以下兩個特點，決定了內閣並不等同於以前的宰相。
第一，有明一朝，甚至直到崇禎帝上吊、明朝滅亡，內閣大學士的官階都是五品，在朝廷裡是沒有話語權的，說白了只是皇帝的顧問而已，聽從皇帝的命令、協討論政事。
但中國人歷來善於變通，當時最高階的官員是啥？六部尚書。那好，所有的內閣學士，都由某部尚書兼任。於是我們在史書中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的明朝內閣成員，頭銜都是“某部尚書兼某殿（閣）大學士”。
也就是說，即使牛掰如內閣首輔，最高階的官階也只是六部尚書之一。
從法理而言，他沒有指揮六部以及其他部門的權力，跟以往的宰相不可同日而語
。
其二，內閣成員可以參政議政，但方式受限。對於某一項事務。他們寫在一個小紙條上跟奏章貼在一起，隨後交給皇帝；皇帝看過後，可以採取內閣的意見，也可以加以修改，隨後撕掉條子，自己用紅筆在奏章上籤下意見，由於用的是紅色墨水，所以得名硃批、批紅。
由此可見，與過去漢唐不同，明朝的敕令出自皇帝之手，即使可能是他抄別人的。
後來的皇帝越來越懶、體力精力越來越差，於是把披紅工作交給了身邊的太監處理，所謂的司禮監秉筆太監由此成了皇帝的代理人。
上述情況，註定了明朝不存在能夠指揮各個朝廷部門的宰相，更加難以產生像霍光、楊堅那樣的權臣，皇權自然是更加穩固了。
但任何事情都有兩面，由於皇帝大權獨攬、文官權力分散的模式，除了皇帝本人外，很難出現能夠力排眾議、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官員。如果皇帝躺平擺爛，容易出現兩種情況：
第一種宦官專權。那些掌握了批紅權的司禮監宦官，等同於事實上的皇帝。如果皇帝放手不管，加上這些人本身道德敗壞、水平低劣，隨之而來的就是閹黨亂政、禍國殃民，如王振、劉瑾、魏忠賢。除了明朝，任何一個朝代都沒出現過這種密集而不間斷的宦官亂政現象。
第二種，奸臣當道。既然皇帝兼任了宰相的職責，下面的朝廷高官理論上就不用為政權負責了。他們如果沒什麼責任心，不追求啥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抱負，完全可以混日子、以權謀私。這一群體的代表，嚴嵩當仁不讓，還有周延儒、馬士英等等。以嚴嵩為例，他陷害同僚、結黨營私、貪贓納賄，可謂禍國殃民；然而，他的權力都來自嘉靖帝的授權，而且未超出內閣大學士的範圍。他確實壞事做絕，但說到底是權術厲害，但並沒有違背制度。說他是權臣，其實並不準確。
直到張居正的出現，才堪稱明朝政治圈的另類。
張居正是什麼身份、職務？明穆宗期間，他最高官職是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的身份出任內閣次輔；十歲的明神宗即位後，他取代高拱擔任內閣首輔，官方職務是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
按照常理，這種身份並沒有突破明朝制度的限制，不足以讓張居正大權獨攬；如果沒有絕對權力，中央政權大機率還是一副推諉扯皮、各不負責的狀況，吏治腐敗、冗員嚴重、國庫空虛、外有強敵（倭寇，蒙古）……重重危機下的大明王朝搞不好會提前步入末日。
為了實現自己的雄心壯志，張居正以非常規手段突破了制度的限制：皇帝年幼，而且是自己的學生，對自己心存尊敬（畏懼）之心；而自己首先要搞定的，就是皇帝的代言人——掌握了批紅權的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
因此，依靠皇帝的尊敬、與馮保的關係，張居正成了明代權力最大的內閣首輔，他以六科（六部的給事中，負責稽察六部事務）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以強力實現了上行下達。執掌權力期間，他大刀闊斧地進行全面改革，包括整頓吏治、增強邊備、整改漕運、清丈土地、裁卻冗官、推行一條鞭法，幾乎挽狂瀾於既倒、以一己之力幫助大明王朝續命七十年。
對於張居正的功績，有人稱讚“除卻伊、周只此人”。從結果來看，這誠然不錯，屬於至高無上的讚譽；但放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卻恰好是張居正的罪狀。伊、周是誰？伊尹、周公，都是帝王的輔政大臣，比宰相還要宰相。
但在明朝是沒有宰相的，九卿（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院）上面的直接領導是皇帝，內閣只是皇帝的顧問；而張居正則要求各部門彙報工作時必須提供兩稿子，一份給六科給事中，一份給內閣，等同於所有事務都交給他總攬，一個部門的尚書、皇帝的顧問，憑啥提這種要求？
因此，在張居正掌權期間，對他的攻擊從未間斷過，但面對這些指責，他卻百口難辯。沒辦法，誰讓他確實違背了明面上的制度？其實，這就是張居正死後被抄家的主要原因。
從結果出發，證明了張居正高尚的初衷；放在整個古代史上，他也無愧為傑出的政治家、偉大的改革家。若在漢、唐等朝代，他值得百官讚揚、萬民歌頌，是當之無愧的名相、賢相；然而在明朝，他卻被視為一個“僭越”的權臣，即使他的目的是好的。以張居正的聰明才智，也許早就預測到了自己的身後事，也許支撐他的，只是一份“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