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的失敗，眾所周知，主要是因為保守派的勢力太強大。然而，新法本身的弊病，也是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舉“青苗法”為例，其內容為：每年青黃不接之時，由州縣官府貸款給貧困民戶，待收穫時償還，官府收取一定的利息。目的是抑制兼併，使民戶免受高利貸者成倍盤剝之苦，同時也使國家增加一筆財政收入。可謂既利國又利民。王安石在任浙江鄞縣縣令時，就曾推行過此法，深得民眾擁護。可是，當他身為宰相，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此法時，則不但遭到保守派大官僚大地主的抵制，也引起了不少勞動人民的反對。原因何在？
王安石（1021年12月19日－1086年5月21日）
首先，王安石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鄞縣是個窮縣，高利貸盛行，農民深受高利盤剝之苦。青苗法的推行，使他們解除了這一痛苦，當然會激發他們的勞動熱情，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當然會深得民心。可是，從全國範圍看，一些較為富庶的地區，未必需要政府發放“青苗錢”。青苗法不加區別地在全國範圍內強制推行，必然會帶來一定的消極後果。
其次，王安石又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在鄞縣，王安石親自調查瞭解，“躬通下情”，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資料。因此，政策具有針對性，也較為靈活：百姓願借貸官錢者可，不願借貸者亦可；多借貸點可，少借貸點亦可。可是，當他在全國範圍內施行新法時，就不加區別地將新法的是否貫徹執行作為考核地方官吏的首要標準：行新法者得獎升，反之必遭貶罰。於是，一些州縣官吏往往迎合王安石，以多散錢幣、多得利息為功績。有的則乾脆將所有民戶按貧富分為五等，強行攤派：一等富戶須借貸一萬五千文，以次遞減，最末的五等貧戶也須借貸一千文。這樣，富戶自然不願借錢償息，即使是五等貧戶，也往往是借時容易還時難。官府則一到收穫季節，就督索催逼欠款，不容寬限。一些貪官汙吏又乘機漁利，中飽私囊。這樣，青苗法侵害了人民的利益，自然引起了普遍的不滿。王安石當了宰相，就不願意再親自到群眾中作調查研究了，只是靠聽聽彙報來了解一點情況。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從“躬通下情”變成了“不知下情”。於是乎，一批阿諛逢迎之吏，明明是“民間喧然，以為不便”，彙報時卻偏說是“民無不便，皆歡呼感德”。王安石則信以為真，至死認為：青苗法是利國利民的，僅僅只得罪了一批保守派大官僚而已。
最後，用人不當也是王安石的又一失誤。王安石處於保守派大官僚的重重包圍之中，毫不畏懼地與他們作了頑強的鬥爭，使新法得以推行，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確實是難能可貴的。但是，也許是因為反對派太多吧，也使他逐漸變得剛愎自用，連對新法的善意批評也聽不進了。最後竟至於凡持不同意見者，即加貶斥；凡能迎合自己者，輒加信用。這就給一些陰謀家、野心家以可乘之機。如參知政事呂惠卿，先以支援新法而深得王安石信任，被引為左右手；一旦得勢，就極力排擠王安石，成了王安石被迫去職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今天的改革，與九百多年前的王安石變法相比，時代截然不同，歷史背景截然不同，性質也截然不同。我們的改革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當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尚有賴於民主與法制的進一步完善。要使當今的“王安石”們不犯錯誤，或犯了錯誤能及時糾正，就要讓人民能對其權力進行有效的監督與制約。從各級領導與大大小小的改革家們主觀上來說，能不能從王安石變法的失敗結局中獲得一些有益的歷史教訓呢？能不能儘量避免王安石教條主義、官僚主義、用人不當的過失呢？
前車之覆，後車之鑑，願大家牢記王安石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