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王朝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權臣多近儒”，這是東漢王朝的最大特色，也是光武帝劉秀探索的理想政治路線。全民“敬儒”，讓國內形成一種長興不衰的學習 氣氛。這都是光武帝劉秀親手打造的結果。據傳，劉秀每到一地，都會遍訪名儒大雅，以示對學問的尊敬。在興建太學、優待學者和修訂典籍等方面的力度，想必只 有忠實的儒家原教旨信徒王莽能與之相提並論。就中國歷史來說，無人能超越劉秀對儒家的熱衷，更無哪朝能超越東漢對儒學的普及。
在光武帝劉秀的一手努力之下，東漢帝國內出現了儒家學術繁榮鼎盛的局面。在光武帝時期，太學生在京城洛陽人口中的比例驚人。有人曾做過這樣的計算，就全國而論，每萬名百姓中即有六位是太學生，頂級知識分子在國家總人口中的比重如此之高，世所罕見。
在東漢初年，由於光武帝劉秀的大力提倡，儒學得到空前繁榮；加上中央財政上的支援，朝廷內部的太學、國郡官學得到空前發展。官方政治文化的繁榮，又帶動 了民間私學的騰飛。在此基礎之上，一門幾代人研究一門儒家經學計程車大夫家族處處可見。這些家族擁有雄厚的政治和經濟背景，有實力教育一批學生。因此，社會 上總是出現一個家族中的名儒教授數百，甚至上千名學生的宏大場面。據史書記載，這些廣收門徒，足不出戶便可知曉天下大事的大才鴻儒在國中的數量相當之多， 譬如：講授《尚書》的曹曾，“門徒三千人”；講授《公羊嚴氏春秋》的丁恭，“諸生自遠方而至者，著錄數千人”；講授《嚴氏春秋》的樓望，“教授不倦，世稱 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去世時，“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講授《顏氏春秋》的張玄，“著錄千餘人”；學通《五經》的蔡玄，“門徒堂千人，其 著錄者一萬六千人”……這都是東漢興盛時的局面，而事實上，即便東漢走向衰敗的後晚期，國內依然呈現出“尊儒學儒”的良好風氣，再譬如：東漢末年，百姓生 活顛沛流離，而講授《春秋左氏》的潁容避難荊州，竟仍然能聚眾學徒上千人。
表面上看，這種學習氛圍對國家的發展極為有利，甚至有人認 為，因為大量人才的出現，使得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成為輕而易舉之事。在此情況之下，越來越多的人能參與國家政治，越來越多的人能主宰自己的命運。這是正面 的觀點，而事實上，劉秀宣揚的儒家政治思想與王莽時代有著本質的區別，最明顯的一點就是，王莽尊重儒家思想經典著作中的原教旨精神；而劉秀主張的儒家思想 則是在承認讖緯之學前提下鋪展開來的。因此，東漢時期推行的“全民學習”運動，很難誕生出純正的儒家知識分子，更難以出現不悖離儒家教義的政治思想來。
讖緯之學帶有強烈的迷信色彩，且無人能完全掌握，更不可能實現對未來的預測和控制，因此，相信讖緯之學就是一種生活樂趣，度過餘光而已，但光武帝劉秀卻 將其上升到國家的高度，並神聖地認為讖緯之學是政治思想的源泉，而學習讖緯之學的最終結果，是成為方士，甚至是算命先生。以這些人來治理國家，顯然是荒唐 可笑的，劉秀卻認為這神聖的、高貴的。在此情況之下，“全民學習”就變成全民迷信化，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宿命論，認為自己的一生是有預定的，該是怎麼樣就是 怎麼樣，不可強求，甚至認為不可刻意努力。
光武帝晚年，為了將讖緯之學的“神聖地位”確立下來，劉秀下令全國上下，學儒學者必修讖緯 之學。光武帝劉秀的這一詔書下達之後，全國上下一致響應，越來越多的名儒大才開始涉獵讖緯之學，並在學術上為其辯護。最終，越來越多的真才實學者淪為方 士，成為國家政治教育的悲劇。
據傳，東漢有個著名大儒仁安，《後漢書·儒林傳》稱，“仁安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 郡楊厚學圖讖，窮極其術。”還有一位著名儒家學者景鸞，“少隨師學經，涉九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交集》。又撰《禮內外記》，好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旬》。凡所著述五十 餘萬言。數一書陳救災變之術。”
《河洛》、風角雜書等書籍都是空洞的讖緯著作，絕無學術價值，甚至被今人認為是不學無術之書，而東漢 著名學者仁安和景鸞都研習一生，可見當時學術氛圍差到什麼程度。經過畢生的研究，最終自己成為不學無術的方士，未免讓人啼笑皆非。事實上，這也折射出另一 個社會側面，即“全民學習”帶來的結果卻是“全民迷信化”，甚至是全民精神大倒退。因此，一生學習之後，學者和百姓們竟感到自己什麼都沒學到，是在令人尷 尬。
讖緯之學對東漢的影響可謂是全方位的，它不但影響到學者的研究方向，且左右著國家政治思想的走向。最後，讖緯之學滲透到國家正規 教育思想和內容之中。當時，民間的私學課堂上，也能經常見到讖緯之學的內容。由於讖緯之學對儒家經文的巨大扭曲，使得越來越多的人不相信儒家經典著作，而 是沉迷於讖緯蠱惑之學之中。很明顯，儒家思想中，將讖緯之學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並左右儒家經典著作的思想走訪，成為東漢思想文明中最突然的特點。將讖 緯植根於正規教育制度中，也是東漢帝國的首創。
當時，南陽有個學者名叫樊英，本是個著作經典著作的研究者，尤其擅長《易學》。此時， 天下人都已學習讖緯之學，樊英竟找不到志同道合之輩，不得不改學大量“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異災”之學。此時，樊英竟能在學術界小有名氣。之 後，他歸鄉隱居，因是讖緯之學方面的學者，竟收容了大量門徒，“以圖緯教授”。換言之，如果樊英不學習讖緯，就不可能在學術界立足，更不可能收容一大批學 生。
東漢學者們收容門徒越來越多，並形成自己的勢力，即從“學者學閥”演變成軍閥。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早在西漢年間，學者 們膝下的門徒極少，《史記》、《漢書》中多有記載。而東漢則全然不同，學者們少有名氣，就會收容成百上千的門徒，甚至上萬。由於門徒過多，有的學生一生都 未與老師蒙面。鄭玄是馬融的門生，但由於學生太多，鄭玄始終未曾見過恩師馬融。
學者勢力發展到東漢中後期，漸漸成為一個個實力強大的 “學閥”，希聲附光者越來越多。東漢末年爆發了著名的“黨錮之亂”。東漢皇帝和宦官集團為了削弱學閥勢力，將“黨錮之亂”打擊面無限擴大，最終株連了多種 學閥勢力。事實證明，東漢末年的政治危機是學閥勢力造成的，而不是西漢末年的一個個單純的儒臣。
更讓人驚恐的是，東漢末年的學閥竟一 個個地演變成了“軍閥”，其突出代表就是袁紹。袁紹七世祖袁良以研究儒家經典《易經》著名，由此起家，西漢時任太子舍人，其學術傳至孫子袁安，袁安舉孝 廉，做過西漢王朝的郡太守、司空、司徒。自此之後，袁氏家族成為東漢帝國的顯官。袁紹曾任司隸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門生故吏遍佈天下。後來，董卓發動叛 亂，袁紹利用自家學閥的資源，很快聚集起一批人才於身邊，形成北方勢力，與董卓勢均力敵。由此，袁紹便從學閥家族發展為軍閥。
這是東漢末年軍閥割據，產生混戰的根本原因。就世界範圍內來說，這也是絕無僅有的現象。之所以會出現學閥演變成軍閥的現象，其源頭依然是在光武帝劉秀身上。是他，讓東漢王朝形成了“全民學習”，並形成以學習為紐帶的社會勢力關係。
東漢朝將讖緯之學定為“國學”，為後世歷代王朝代來了深刻影響，並麻煩不斷。漢末，讖緯之風漸弱，當政者不斷禁讖。到三國時期的曹魏政權時，即頒佈法 令，禁止“內學、兵書”，所謂“內書”，即是讖緯之書；晉武帝司馬炎曾“禁星氣讖緯之學”；隋唐時期，隋煬帝即位時，就下令“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 焚之”……
在讖緯政治的左右之下，東漢帝國一天天地衰敗，社會一天天地走向“全民迷信化”，使一個浩浩蕩蕩的漢帝國走到崩潰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