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12年，秋高氣爽的夜晚一顆彗星劃過唐帝國的星空。
古代彗星出現，要麼帝王降臨要麼禍端迭出。
自從有了天人感應說之後，這樣的典故數不勝數，果不其然這彗星也帶來了變故。曾受迫於母親武則天權威，兩讓天下的唐睿宗李旦決定三讓天下。
（盛世大唐）
繼承人則是他雄心勃勃的兒子李隆基，一個將大唐引向巔峰，也帶進溝裡的人。
剛一上位，李隆基就雷霆出手，發動了清除奶奶餘黨的政變。
太平公主不太平，大唐女人退二線。女強人主導大唐半個多世紀局面，迴歸了正軌。
迴歸正軌後的大唐，迎來了屬於李隆基的時代。
這個時候的大唐到底如何？
（勵志青年）
一：貞觀遺風
李隆基繼承的大唐，看上去強盛無比，卻也問題多多，狀況並不算好。武周時代結束後，帝國政治走勢一直在動盪，政變迭起也引得朝堂上野心家投機者左右逢源。
取巧之人多佞幸，順帶又讓奢侈荒淫之風瀰漫整個貴族階級。
政治上投機者冒頭，風氣上奢侈氾濫，經濟也必定會受影響。
雖沒崩潰，但頻繁自然災害也使得民不聊生，土地兼併加劇，流民四起，內憂無數。
隨內憂而來的，還有外患。漸漸強大的吐蕃蠢蠢欲動，突厥也不時騷擾，至於發展中的契丹，也時不時過來打秋風。三大外敵敲門，對誰唐朝都沒有必勝把握。
如此內憂外患，讓無數人懷念起太宗時代萬國來朝，還有那“貞觀之治”。
為了挽回民心，為了恢復民志，初登大寶的李隆基用實際行動表明了自己像太宗看齊的決心，誓言恢復貞觀之治。
二：玄宗理政
由後世來觀，很多人都有種感覺，那就是李隆基施政風格和李世民有很多相似之處。
首先：李隆基和李世民都算不上事必躬親上位者，幾乎從不介入具體事務執行，而是聽取彙報為主。他們的精力主要致力於政治秩序的構建和大方向的把握。
其次：李隆基將高宗朝時代出現的密謀政治，暗探政治風氣扭轉，政治決策的透明度放開，恢復了貞觀時代史官、諫官地位，政治氛圍越發開明。
（開明專制的玄宗）
再次：李隆基和李世民共性就是皇權保留對律法尊重。減少干涉律法執行，將武則天、中宗時期皇權對於行政橫加干涉的風氣扭轉，讓政治氛圍變得穩定而有據可尋。
最後：李隆基、唐太宗還有共同愛好，就是重視文化發展，致力於意識形態建設。太宗時，君臣經常舉辦文化宴會，皇帝和臣下詩友坐而論道，因此誕生不少名篇。
武則天、唐中宗時因為壓抑的政治風氣，宮廷文學宴會雖依舊盛行，卻成了阿諛奉承之所，詩人變成倡優，他們為了爭寵勾心鬥角，毫無文人士子風骨和體面。
李隆基上臺後，阻止了文人逢迎阿諛之風，給予無數有才臣子以尊重。知識分子又一次獲得了和帝王坐而論道討論治國的權利，而不再是皇權玩偶。
“翰林學士”也從倡優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學士。如此層層遞進舉措之後，開元時代的政治風氣，越來越趨近於貞觀時代。
唐朝也在恢復了元氣的政治空氣中，恢復了跳動的脈搏，步入了正規！
（恢復生機的王朝）
三：齊民心聚民意，如何做？
恢復元氣的政治空氣，讓唐朝頓時有了撥亂反正的感覺，有這感覺後，該做什麼？
按順序而言，應是！
第一：齊民心，確立意識形態
第二：復經濟，進行經濟改革。
第三：肅吏治，改革吏治選拔。
這三個方向，從內到外面面俱到，都是國家實力恢復的關鍵。
首先：意識形態上。
唐玄宗重新確立了儒家治國理念，不僅如此還親自撰寫《孝經》將儒家孝道透過書籍傳播，順帶宣揚自己皇族兄弟“兄友弟恭”關係和睦。完全不記得，唐朝無數政變和骨肉相殘。
尊孔尊儒後，唐玄宗對於佛道兩家也並無排斥尊崇有加。
這一點和唐太宗時包容並蓄的宗教觀，高度一致。唯一的區別是，唐太宗並不信這些，而李隆基是真信，特別是“祥瑞”和讖緯之言，在唐玄宗時代很有市場。
（尊儒）
其次：復經濟，進行經濟改革。
唐玄宗統治時期，對於財政問題一直保持了高度重視。
有鑑於執政早期，無數商人私鑄錢幣風盛行，源源不斷的私鑄貨幣不斷流向市場，衝擊唐朝中央貨幣同時也引發了經濟生態的混亂。面對如此局面，唐玄宗一上臺就主導了對私鑄貨幣的戰爭，歷經數次強令收繳私人劣幣重鑄舉措。
卻引發大商人反彈，他們人為製造恐慌，製造交易困難，囤積曲奇後，政府無奈只能改禁為限。
問題尾大不掉後，唐玄宗另想了兩個辦法，第一“括戶”，第二“節級轉運”。
這兩高階大氣看不懂的詞語，其實用一個成語就能詮釋“開源節流”。
開源=括戶：意思就是在全國範圍內清查人口資料，各種隱匿或逃亡人口，政府既往不咎，不僅不罰，反而用各種優惠政策鼓勵重新登記，這無數隱匿逃亡人口，就成了國家稅賦新來源。
節級轉運=節流：意思是，透過改良運輸方式、倉儲、流程，將南方稅賦和糧食以較低成本，較少損耗運輸到中央。讓原本路途上的大量損耗，都成了國庫收入。
這一系列改革，在宇文融、裴耀卿等財政精英主導下，順利施行，雖然他們也有不少人，因為佔據肥差有了貪汙名聲，不過這一切在財政利益面前，也不算什麼了！
務實的唐玄宗深知治吏根本，非口號而是實幹，這又和後續唐玄宗吏治改革掛鉤。
（經濟繁榮的玄宗朝）
最後：整肅吏治
如說唐玄宗時代按施政而言，什麼最優秀，那絕對是吏治建設。
好皇帝和為民的政策，如果沒有合格官吏去執行也是偽命題。
最後好經絕對念成了惡法。
深知吏治重要性的唐玄宗，在科舉制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人才選拔任用機制。唐朝時官員選拔制，原本是科舉海選，再透過銓選二次選拔。參與科舉高中的人，就有做官資格，至於做啥官，則要透過銓選來定。
這銓選則是屬於三類人的舞臺。
第一類：科舉高中者，第二類：高階官僚子弟，第三類：表現優異的低階公務員和等待改任官員
這三類人可謂可有特點。
科舉屬於新貴，高階官僚屬於舊貴，低階公務員改任官員則是給官員以奔頭。涵蓋了大唐官場的方方面面，還照顧了階級利益，上升訴求。
但卻有個致命問題，能做官的越來越多，職位有限，預備官員太多位置不夠！
（人才機制變化）
這幾乎是歷朝歷代都會遇到的問題，而唐玄宗的解決方法可謂巧妙。
首先：開元十八年，在吏部尚書裴光庭建議下，唐玄宗借鑑北魏經驗，改革了選拔辦法，無論中下級官員任期政績如何。在任職期滿後都要停職數年，等待一個選拔期，選拔期過了後，如果沒有作奸犯科重大問題，一律拔高一級任職。透過人為調整，一次性將國家中下層官員數目擴容一倍多，官員預備人才也安於穩定在體制內。
其次：所有一刀切的政策弊端，唐玄宗也考慮到了。
為了人才能物盡其用，唐玄宗還特設各種考試，讓不甘心等待輪職的人才參與考試以晉升，相當於給特殊人才開綠色通道。甚至為了充分鍛鍊人才，經常讓中央京官和地方官互換任職，鍛鍊治政能力。
（唐朝文官）
再次：進行官員俸祿制度改革。
唐玄宗時，創造性的將政府財政和公務員工資掛鉤。所有地方政府，都專門設定“公廨本錢”款，這個制度初創與南北朝隋朝，用的最好時候則是玄宗時代。
具體就是以“公廨本錢”專款為商業借貸資本，透過借貸利息，作為公務員工資來源，甚至公務經費來源。透過資本再利用，節約公務經費支出，也創造了財政收入。
最後：改良“分職設官”創立“使職差遣”制度。
這兩制度也能用兩成語形容，“分職設官”，就是責權劃分，“使職差遣”，就是特事特辦。
“分職設官”算中國政治傳統，三省六部制就是這個設定延續，每個官員都有他任職部門，專人專事。但這個制度弊端也很明顯。官員職責甚至部門都是固定的，辦的事情也是固定的。
這一切都固定了，對於新事務就會有認知偏差。
社會形勢、政治環境甚至經濟發展過程中，會有無數新問題出現。這樣的問題往往不是一個部門能解決的，而是需要多部門協同。協同就不是一個部門的事情，而是多個職能部門配合的事情。
（唐朝制度）
這就難辦了，誰是頭？誰的責任大？誰做什麼？都不清楚！
一配合後，就不斷出現職責不清、推諉、扯皮、甩鍋事出現，效率就可想而知了。
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務實的唐玄宗決定用“使職差遣”制度解決！
這個制度特點就是，由皇帝直接任命官員，代表自己全權處置事務，這官員就是“×使”。直接有凌駕於各部門之上權威，統合各部門後，行政效率就此空前提高。
最著名的“節度使”制度，就是如此特事特辦基礎上誕生的！
玄宗後期，原本臨時編制的“使職差遣”慢慢因各種新問題出現，變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固定，進而成官僚機構主體，節度使成了常任官員，甚至連宰相任命也使職化。
這也是中國政治制度轉變趨勢開始，原本以職能分工為中心處理政務的中國政治，開始走向以事務統籌為中心的新時代。
政府行政效率大大提高，這個制度也被後來的宋朝全盤繼承。
（唐朝版圖）
四：開元盛世性格特點
經歷過思想文化、經濟改革、吏治整頓創新後，唐玄宗時代煥發了勃勃生機。這一切漸進式變革中，唐玄宗將自己幹練務實、致力創新的特點表現的淋漓盡致。他不是一個如唐太宗一樣，即有卓越政治才能，又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君主，唐太宗的成功基於對傳統的堅持，而唐玄宗的成功則源自治理舉措行政上的不斷創新。
簡而言之。
唐太宗看中道德兼顧才幹，道德在前才幹在後，他以此要求自己。
唐玄宗看中才幹看輕道德，才幹在前道德靠後，他以此要求臣下。
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太宗時，有道德楷模魏徵，有賢相房謀杜斷長孫無忌。
唐玄宗時代，則多圓熟幹練、富於行政能力的幹臣能吏，至於德行，則差了太宗時代不少，比如著名的李林甫就以“口蜜腹劍”聲名狼藉。但他卻是個精明強幹的政治家，一個以老辣周到深諳人心聞名的權臣，就連不安好心的安祿山都對他謹小慎微。
理想主義的太宗貞觀，現實主義的玄宗開元，這就是兩個大唐帝王最大區別吧。
（唐玄宗的疑惑）
五：盛世瓦塌背後，大時代背景下的民族性格之變。
玄宗時代，充滿現實主義色彩，也充滿實用主義色彩。這個時代最大特點就是務實，也因務實，而變得功利。
皇帝不論德行，僅看手腕，宰相不看下屬德行，看辦事能力和逢迎能力，如此層層傳導後，整個朝代因高效的辦事決策獲得繁榮，也因功利的政治氛圍而隱患無數。
可這是一朝一夕，甚至玄宗時代幾十年就引發的結果嗎？不不，這是歷史的必然。
中國歷史，經夏商周古典時代，秦漢第一帝國時代後。在胡漢雜糅三百年動亂分裂中迎來了浴火重生的隋唐時代。隋唐時代，和夏商周，甚至秦漢有著截然不同的特點。
唐朝是破而後立，進而飛速發展的時代。
隨胡漢雜糅，文化交匯，包容並蓄成大唐氣質。
隨江南經濟發展，中國傳統經濟中心也不斷南移。
隨印刷術普及，知識不斷下沉，民智開啟成時代旋律。
隨官制改革科舉完善，統治階級擴大，庶民政治走上前臺。
知識傳播，階級流動，經濟中心轉移，民智開啟，相對寬鬆的輿論氛圍。這一切在大唐產生了一系列化學反應，也不斷出現新問題。既有的，顧我的思維如何能應付這不斷變革的時代，由此才有了唐玄宗的順勢而為，不斷的制度性創新出現。
（年表背後的時代趨勢）
可是，這所有的制度性創新和超前舉動，卻有個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無論如何務實的君王，依然無法逃脫私慾的束縛。
他為國為民，執政手腕高超，可他依然有私心，依然會擔憂大權旁落，依然會擔心兒子威脅，依然會受小人矇蔽。
於是，一個精明政治家，年紀越大，越懶散，越不願下場控盤，反而將一切委任。最後所託非人，前期一切的輕信和創新都害了唐玄宗。
實事求是的說，唐玄宗擁有巨大的人格張力，用一己之力成就一個宏大盛世，卻又讓這盛世如曇花一現。不得不感嘆，當盛世基於個人時，這個盛世不過瓷娃娃而已。
盛世長存，制度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