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司馬光和蘇軾，昔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因為他們彼此欣賞對方的文采和品行，可以說在這兩個方面，這三個人都沒得挑。
可為啥後來這三個越走越遠，以至於成為了“敵人”呢？這就要問問王安石了，因為自從王安石變法以後，這三個人的友誼就變了味道了。
一、王安石變法，遭到了司馬光和蘇軾的反對。
司馬光出生於1019年，王安石出生於1021年，蘇軾出生於1037年。所以說司馬光和王安石，其實是一輩人，兩個人思想差距，絕對不是因為年齡問題，純粹是因為政見不同。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不是每個人都像王安石看得那麼遠，這世上絕大多數人，都不喜歡每個月搬家吧？換新環境居住尚且如此，更別提換新政策治國了。
所以說與其理解天才級別的人物王安石，更多人應該理解司馬光為啥反對變法。比如說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則主張節流，兩個人沒事兒就吵架。
你以為司馬光是在針對王安石？當然不是，司馬光並不是一味地反對所有變法的政策，他只是針對其中某一些政策發表了不同建議而已。
早年王安石要變法的時候，司馬光壓根就沒有啥不同意的，直到王安石搞出了青苗法，這才讓司馬光大怒。
什麼是青苗法呢？簡單來說，就是在災年將糧倉裡的糧食以較低的利息貸款給貧民，到了豐收的時候，再收回本息。以此達到不加稅就能增加國庫收入的目的。
王安石認為，過去民間房貸利率太高，嚴重傷害百姓，得不償失。所以直接把放貸的權力交給了官府。出發點肯定是好的。
可這事兒為啥司馬光反對呢？因為青苗法到了地方上以後，立刻就變了味道。因為地方官員們可以隨意抬高放貸利息，而且為了邀功增加政績，他們會強行讓百姓前來貸款。一眨眼功夫，青苗法就成了地方官員斂財的重要工具了！
而且王安石規定上下班一定要打卡，這玩意兒的發明幾乎遺禍千年有沒有？老闆們倒是高興了，員工們一個個恨不得把王安石給撕了。
對此蘇軾也是深惡痛絕，他倒不是立馬指出其中的不對，而是想要慢慢扭轉王安石的思想，他希望青苗法可以先試行再推廣。
可是你要知道，王安石太忙了，他壓根就聽不進去。在他眼裡，只要反對變法，那就是跟他作對。這些人自然就得不到重用了！所以司馬光和蘇軾這段時間都被調到了外地。
二、王安石罷相，可謂是“天怒人怨”了！
王安石罷相，很多人把這件事跟司馬光和蘇軾聯絡在一起，那就冤枉這二位了。王安石兩次被罷相的時候，司馬光躲在家裡寫史書呢，而蘇軾則外調到了外地做官，壓根沒機會插手朝中的事情。
那麼為啥王安石會被罷相了？這就跟打臉一樣，而且還打了兩次。這就要問問宋神宗了！是宋神宗支援王安石變法，結果關鍵時刻這哥們又頂不住了，居然兩次因為壓力太大而罷免了王安石。
王安石的心在滴血啊，倒不是因為自己被老大給出賣了而傷心。他傷心的是變法到了關鍵時刻，如果不堅持下去，那將會毀於一旦。
當時宋神宗和王安石面臨著怎樣的麻煩呢？
麻煩一：熙寧七年，天下大旱，到處都是流民。這個時候群臣開始控訴王安石變法的弊端，認為這一切都是王安石造成的！
麻煩二：宋神宗的奶奶曹太皇太后、母親高太后，不知道從哪兒得知王安石變法的禍端，連忙跑來向宋神宗哭訴，認為王安石是大奸臣！
這下宋神宗可算是慌了，他第一次見識到了反對勢力的強大，連兩位太后都被他們給說動了。於是宋神宗就罷免了王安石的相位。
王安石不甘心，於是奏請讓變法派的骨幹呂惠卿擔任參知政事，韓絳擔任宰相。這麼一來變法派依舊掌權，至少可以保證變法不被破壞。
可是呂惠卿這傢伙掌權以後，害怕王安石會來奪取他的位置，索性就開始陷害王安石。他先收拾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後來又用李士寧案件來誣陷王安石。
由此可見，變法派內部其實壓根就不團結。熙寧八年，王安石再任宰相，可變法派內部已經分崩離析。大家為了各自的權力地位互相爭鬥，壓根就沒把變法放在第一位。
王安石心裡難受啊，他知道變法大業是無法完成了，所以第二年就辭職不幹了。可以說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主要有兩點原因：
第一點原因，宋神宗對王安石變法沒有信心了。兩次罷相足以證明宋神宗的內心動搖了，這是致命傷。
第二個原因，王安石不會用人，導致變法派內部魚龍混雜。結果變法大業搞到一半，這幫人就在內部鬥爭起來，這使得王安石對變法前途充滿了迷茫。
三、王安石和蘇軾，本就沒什麼太大的仇怨。
王安石和司馬光之間，其實屬於君子之交。早年兩個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可是後來司馬光和王安石在政見上產生了不同意見，這也不影響他們倆的關係。
君子和而不同，在他們倆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王安石曾經誇讚司馬光為國之棟樑，而司馬光也讚許王安石為世之君子。兩個人並沒有因為政見不同，就互相攻訐，可謂真君子！
同樣，王安石和蘇軾之間也是如此。蘇軾算起來是王安石的晚輩，但是王安石十分器重蘇軾的文采，想要讓他跟著自己一起變法。
可蘇軾對變法有點排斥，對王安石用人的策略更加排斥。為啥？因為王安石用人只有一個標準：支援變法再沒用也重用，反對變法再有才也不用。
這一標準之下，選拔出了一堆只知道投機鑽營的人。這是蘇軾非常反感的，所以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而王安石也沒有貶謫蘇軾，只是讓蘇軾出去做官而已。
當時蘇軾上書說了一些新法的弊端，結果王安石很憤怒啊，就唆使御史謝景到宋神宗那兒說蘇軾的壞話，使得蘇軾自己申請到杭州做了通判，過了幾年又到密州做了知州。
雖說兩個人一時間鬧得不愉快，可是蘇軾在地方上多次違背王安石變法的政策，王安石依舊沒有找蘇軾的麻煩，算是夠意思了。因為蘇軾在朝中說一句話，很可能影響全國變法的推行，可到了地方上，哪怕蘇軾不履行變法，也不影響全國大局。
烏臺詩案時期，蘇軾被抓，司馬光、張方平、蘇轍、黃庭堅等人，都受到了牽連。這個時候王安石已經退休了，可是他還特地上書給宋神宗，希望宋神宗不要殺蘇軾，因為蘇軾是個有才能的人。
蘇軾很感慨啊，流放期間曾經去看望過王安石，兩個人就跟多年沒見面的老朋友一樣，談笑風生，喝酒吟詩，好生快樂。
總結：君子和而不同。
能做到這一點的，恐怕也就只有北宋文人們了。那是一個文人的天堂，當時的文人想說什麼都可以，因為北宋對士大夫特別溫柔。
這種環境，養成了士大夫們的傲骨。他們敢於發表自己的政見，這種態度和他們的交友習慣，其實並不矛盾。
在他們看來，朝堂上他們可以爭得面紅耳赤，可朝堂下，他們也可以把酒言歡。這才是真性情。司馬光上臺以後，廢除了王安石所有的變法成果，但是他依舊對王安石敬佩之至！
蘇軾就更了不起了，他在司馬光上臺以後，又反對司馬光廢除王安石的所有變法。因為他覺得有部分成果還是不錯的，可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