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雲案
先說一個故事吧，準確來說是一個案子。案情並不複雜，甚至可以說很簡單。
故事的時間發生在公元1068年，北宋熙寧元年，也就是宋神宗當皇帝的第一年。
故事的地點發生在山東登州，相當於今天的山東煙臺和威海這一帶。有一個叫阿雲的農家女孩，長得還不錯，亭亭玉立，但家庭條件很差，父親很早就過世了，13歲那年，母親又去世了。
父母相繼去世後，小阿雲的叔叔也不願意撫養她，於是在母喪期間，私自做主將其嫁給了同村的光棍韋阿大。
韋阿大撿了個寶，要不是這個案子，歷史上估計沒有他的名號。韋阿大這個人沒什麼出色的，唯獨的特點是相貌醜陋。
阿雲長得好看，但相公卻如此奇醜無比，讓她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於是動了歪念。她趁著丈夫在田間幹活，累了在地裡熟睡的時候，拿著菜刀對丈夫韋阿大連砍十幾刀。
《宋史 許遵傳》：
“初，雲許嫁未行，嫌婿陋，伺其寢田舍，懷刀斫之，十餘創，不能殺，斷其一指。”
由於阿雲年紀也小，也是個弱女子，遇到這種事本來就害怕，結果“不能殺”，只不過讓韋阿大“斷其一指”，只是將丈夫的手指砍斷了。雖然這事沒鬧出人命，但謀殺親夫，性質惡劣，阿雲很快就被逮捕歸案。
阿雲人老實，在官府的威嚴之下，一切都招了，一五一十的全說了，對於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縣令覺得沒有什麼好審理的，案件很簡單，就按照《宋刑統》做出判決。
《宋刑統·名例律》規定：“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姐、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
阿雲屬於十惡不赦的謀殺親夫大罪，雖然謀殺親夫未遂，但在當時，依然很嚴重，於是判定死刑。
不過宋朝有人性化的一面，就是死刑必須層層上報，一直上報到中央大理寺、刑部等部門核實，最後皇帝確認才能執行。
沒想到的，隨著層層上報，一樁簡單的死刑案件，最後居然引起了包括皇帝，宰相在內滿朝文武的討論，甚至引發派系的鬥爭。一個謀殺親夫未遂的小女孩，震動了整個北宋官場。
當然，案子首先上報到知府，當時的知府就是大名鼎鼎的許遵。
許遵
許遵是北宋有名的清官，也是個好官，他是搞司法出身，是大理寺派到地方掛職鍛鍊的官員，具備多年刑事案件審判經驗。《宋史》稱讚此人：“累典刑獄，強敏明恕”。
果然，阿雲案一到許遵手中，他就覺得有問題，不能這麼判，他的理由有：
第一、根據宋代婚姻法的規定，正式夫妻必須辦理結婚儀式（拜天地），而且在嫁入夫家後三個月內必須拜祭夫家祖廟，否則不算。阿雲並未沒有正式許配韋阿大，所以，二人算是真正的夫妻，所以說，謀殺親夫不成立。
第二、阿雲是在服喪期間被她的叔叔嫁出去的，這種在父母去世期間自作主張婚嫁或者婚娶，屬於不孝。所以，不能算出嫁。
《宋刑統·戶婚律》居喪嫁娶條有明確的依據：“諸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妾減三等，各離之。”
第三、阿雲如實相告，認錯態度較好，也算自首，可以獲得減刑，“減謀殺罪二等”，免於一死。
《宋刑統·名例律》上有規定：“犯罪之徒，知人慾告，及按問欲舉而自首陳，及逃亡之人並返已上道，此類事發，歸首者各得減罪二等坐之。”
所以，許遵綜合以上情況認為判死刑不妥，“當減謀殺罪二等”，免去死罪。
不過當案子報到朝廷後，大理寺與審刑院不僅推翻了許遵的“當減謀殺罪二等”，還在其中加上一條違律為婚，依然判處死刑。
巧合的是，阿雲的案子還在走流程的時候，許遵重新調回到了大理寺工作，他堅決認為阿雲的判決有問題，直接了當的指出：“刑部定議非直，雲合免所因之罪”，有法律不用，非要拿道德來評判。
宋史載：“（遵）果判大理。恥用議法坐劾，復言：刑部定議非直，雲合免所因之罪。今棄敕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按而殺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輕之義。”
雙方僵持不下的情況下，案子移交到了皇帝宋神宗手裡。宋神宗對法律也不是很懂，於是又將這個皮球丟給了“兩制官雜議”。
“兩制議法”是宋代的一項司法審議機制，就是說天下有疑難案件、爭議大的就由內製的翰林學士與外製的知制誥，一起討論決定。簡而言之，就是滿朝文武討論，其實主要是兩個人討論，那就是王安石和司馬光。於是一場巔峰對決的好戲開場了。
王安石與司馬光的對決
王安石和司馬光這兩個飽學之士看完整個卷宗後，都一致認為：阿雲並非“惡逆”，也承認阿雲的自首情節。不過由於二人素來理念不同，結果各不相讓。
王安石支援許遵的觀點，司馬光認同邢部的裁決。而朝中的革新派和保守派勢力，更是借這個機會表明立場。
司馬光首先表態說：
“按律，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其直犯殺傷，更無它罪者，惟未傷可首，已傷不在首限……謀不得為傷之因。謀殺已傷，傷不得首，合從絞罪……宜如大理寺所定。”
阿雲的罪很明顯了，沒什麼可以說的，已致韋阿大損傷，無疑已被排除在“自首減刑”的適用範圍之外。
王安石則對司馬光進行了反駁，他說：
“今刑部以因犯殺傷者謂別因有犯……但言因犯，不言別因……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謀殺與已傷、已殺自為三等刑名，因有謀殺徒三年之犯，然後有已傷、已殺絞斬之刑名，登得稱別無所因之罪……自來用例斷謀殺已傷不許首免者……假有因盜殺傷，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遂引為所因之罪……止謂因盜殺傷之類。”
意思是，犯了盜殺罪的，如果自首，可免除所因之罪即“盜罪”的處罰，只追究其故意殺人之罪。而盜殺罪重於謀殺罪，既然盜殺罪得以首免，那麼按法理邏輯，完全可以推知，謀殺罪也允許首免。
司馬光針鋒相對說，法律確實提到盜殺自首，沒錯，但“盜殺”實際上是兩種並立的罪行，即盜罪和殺傷罪，而“謀殺”則不是兩種罪行。所以說，邏輯不成立。
王安石又說，“謀”殺之罪確實是存在的，但是“只謀未殺”之罪，大概相當於我們今天說的“故意殺人未遂”。所以，還是應當減免。
司馬光絲毫不讓：
“現假設有甲乙二人，甲因鬥毆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猶科杖六十罪；乙有怨讎，欲致其人於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見血，若來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絕殊，而得罪相將。果然如此，豈不長奸？”
總之，二人各執一詞，互不相讓，最後依然沒有結論。王安石還是支援許遵的判決，減刑免死；司馬光還是支援大理寺與刑部的裁定，判死刑。這個皮球又踢回給宋神宗。
沒辦法，宋神宗只好又讓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錢公輔等人複議阿雲案。
呂公著等人在參考了王安石和司馬光的看法後提出了他們的意見：
“臣等竊尋聖人制法之意，其大略有三。有量情而取當者，有重禁以絕惡者，有原首以開善者。今於人損傷尚有可當之刑而必償之以死……恐不盡聖人好生之心，而無以開愚民改惡之路……今律所不備，別以後救從事者甚眾，何獨泥此也……今令所因之謀得用舊律，而原免已傷之情復以後救而奏決，法以正其本，議以盡其類，則何謂而不可也……宜如安石所議。”
總之一句話，呂公著等人支援王安石的意見。不過審刑院、大理寺的官員也不甘示弱，紛紛上書彈劾呂公著等人“所議為不當”。
宋神宗再次跟王安石等人商議，王安石堅持自己的觀點，最後宋神宗拍板：“自今後謀殺已死自首，及案問欲舉，並奏取敕裁。”
王安石好像佔了上風，但案件到此還未結束。
很快，王安石拜參知政事，開始主持變法。王安石變法引起了司馬光等保守派強烈不滿。於是他們又在阿雲案子上做文章，不僅拒不執行庚子詔書，還把矛頭直接對準了主持變法的王安石。
矛盾似乎愈演愈烈，捲入的官員越來越多。隨著王安石變法的展開與大規模推行，變法與反變法的鬥爭也愈加尖銳激烈。
御史臺、刑部的官員都支援司馬光；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等紛紛倒向了王安石。兩派似乎已經完全脫離了事件本身，而是圍繞該不該變法，展開了唇槍舌劍。阿雲也成了網紅人物，從皇帝到大臣無不知曉。
神宗皇帝一看不對，為了緩和矛盾，只好再次下詔：“謀殺自首及按問欲舉，並依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施行。”
至此，爭論了一年之久的謀殺自首之法乃定，神宗趁機提高了敕令的權威。
總之，這場圍繞阿雲案展開的謀殺自首刑名之爭，在宋神宗的支援下，以王安石為首的革新派取得了勝利，司馬光等官員也被投閒置散。阿雲案終於塵埃落定。
阿雲的結局
關於阿雲最後的結局，有這樣一個版本，說免除死刑後的阿雲後來又遇到天下大赦，她回到了家中，再嫁生子，過期幸福美滿的生活。但宋神宗駕崩，哲宗皇帝繼位，司馬光等人重新掌權後。司馬光翻起了這個十幾年前的舊案子，以謀殺親夫的罪名將阿雲逮捕並斬首示眾。
這個可以說完全子虛烏有，是後人編的，因為此案已經定型。
首先，司馬光不可能處死阿雲，因為阿雲是由宋神宗以皇帝的特權赦免了死罪的，不管法律如果修訂，都不能重新審理和改判阿雲案。
其次，司馬光不可能翻案，也無意殺死阿雲。
所以說，司馬光在十幾年後殺死阿雲完全是胡編亂造。不過阿雲案留給我們的啟示和真相不能不說。
阿雲案真相
阿雲案之所以爭了這麼久，震動了整個官場，與其說這是一場法律解釋之間的爭論，倒不如說是北宋官場變法派與保守派之間的爭論，是政治之爭，而非法律之爭。
王安石一心要變法，司馬光是一心反對變法。
王安石爭論的核心是：皇帝對法律有最終解釋權，皇帝可以對法律進行修改和變更。簡言之，皇帝敕令高於一切，也就是皇帝大於法。這才是王安石能夠得到宋神宗支援的根本原因。
司馬光等人的核心是：認為法律不能改，制度不能改，祖宗之法不可變。如果在阿雲案中承認了宋神宗敕令的優先地位，就等於承認了王安石事事變更都要更改先朝制度的合理性。所以他們在論爭中對宋神宗敕令不顧，堅持依律從事。
而這場爭論也使得宋神宗充分認清了朝廷的形勢，趁機將不支援變法的都排擠出了朝廷，進一步提高了敕令的地位，為大規模的變法活動提供了法律根據。
所以，阿雲案最終的贏家其實是宋神宗他自己，皇權進一步得到了集中。這才是我們要看清的歷史真相。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古代的人治現實，就算有多健全的制度和法律，依然是“王在法上”，而不是“王在法下”，王就是法，法就是王。君主是立法的，官員是執法的，老百姓是服法的。這和我們現在講的依法治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當皇帝可以任意破壞制度和法律的時候，北宋也就開始走下坡路了，王安石變法沒過多少年，北宋就走上了亡國之路。
所以說，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程序當中，科學、民主、法治，三條中法治是最重要的，只有真正做到把法律、把憲法放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共同的遵守、服從、執行法律，做到公開公平公正，才是國家繁榮和穩定的根本。這是阿雲案給我們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