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言災異、重讖緯是兩漢學術界的普遍現象，是當時無所不在、歷時彌久的重要傳統。其中尤以《公羊》學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在這方面表現最為顯著。宋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中指出：“《公羊》喜讖”，“言讖文者多宗之”，說的就是這層意思。大致而言，讖緯是漢代學界所普遍熱衷的話題，對兩漢思想文化的演變曾產生過深刻而全面的影響，對當時的社會政治生活也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一、讖緯的由來及其實質
所謂“讖”，就是“圖讖”，即用詭秘的隱語、預言作為神的啟示，向人們昭示冥冥之中的吉凶禍福、治亂興衰。它通常用荒誕不經的文字或影象編造，為實現某種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務。如《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燕人盧生曾經“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 “亡秦者胡”就是讖語，載有這種讖語的書就是讖書，或稱圖讖。
最早的讖起源於先秦時期，但較為零散，不成系統，甚至連普通的占驗之書也可被稱作讖書。但是當既有神秘預言又有大量占驗內容的《河圖》、《洛書》在漢代廣泛流行之後，“圖讖”大多就專門用來指《河圖》、《洛書》這一類圖書。所以，我們這裡討論的讖書，是特指一種神學迷信的占驗書：“讖，河洛書也”（ 《文選》卷十五，張衡《思玄賦》注引《倉頡篇》）；“讖，驗也，有徵驗之書。河、洛所出書曰讖。”（《說文解字·言部》）
所謂“緯”，就是以神學理論附會儒家經典，以解經為比附的緯書。清代蘇輿《釋名疏證補》指出：“緯之為書，比傅於經，輾轉牽合，以成其宜，今所傳《易緯》、《詩緯》諸書，可得其大概，故云反覆圍繞以成經也。”劉熙《釋名·釋典藝》亦云：“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從“緯”的命名即可以看出它與經之間的關係。可見“緯”之實質乃是神學迷信、陰陽災異之說與儒家經義的結合。與“讖”相比較，“緯”較為晚出，通常認為它最早見於《漢書·李尋傳》，李尋上王根書中提到：“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
學術界一般觀點認為，與漢代思想界天人感應、陰陽災異氾濫的結果相同步，從西漢中晚期起，社會上開始流行讖緯之風，並對社會政治生活產生重大的影響，眾多經生儒士對此十分敏感，很快認同了讖緯之學，並充分加以汲取，以補充豐富自己的思想體系，所以他們往往以“博通五經，尤善讖緯”（ 《後漢書》卷八十二《方術列傳》）。而受到統治者的賞識與重用。
關於讖緯是否一體，歷代學者多有分歧，有人認為兩者並非一類。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作者稱：“儒者多稱讖緯，其實讖自讖，緯自緯，非一類也。讖者詭為隱語，預決吉凶……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漸雜以數術之言，即不知作者為誰，因附合以神其說，迨彌傳彌久，又益以妖佞之詞，遂與讖合而為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易》類六《易緯》案語。）但是也有人指出讖緯之間沒有區別。清代王鳴盛《蛾術編》卷二“讖緯”條有云：“緯者，經之緯也，亦稱讖。”顧頡剛先生在其《秦漢的方士與儒生·讖緯的造作》中亦指出：“讖是預言，緯是對經而立的……這兩種在名稱上好象不同，其實內容並沒有什麼大分別。實在說來，不過讖是先起之名，緯是後起的罷了。”
我們認為，後一種說法比較合理，對此，鍾肇鵬先生在其《讖緯論略·讖緯的起源和形式》中曾有過詳盡的考證，其要略雲：漢代的讖緯是儒學宗教神學化的產物。在漢人的著作中所謂“經讖”、“圖讖”實際上都包括了緯書，而“讖”與“緯”也往往互稱，並無什麼區別。王鐵先生的考據結論與鍾氏意見相近，也認為緯書實際上就是“經讖”，其獨立成名是在東漢後期，在此之前，《河圖》、《洛書》等讖書與經讖合起來稱為“圖讖”，分開來則稱“《河》、《洛》”與“經讖”（ 參見王鐵《漢代學術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14—216頁。）。所以，我們在考究“讖緯”之時，應該將其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換言之，以緯指漢代的“經讖”，以讖指緯書以外的《河圖》、《洛書》等其它讖書，當是比較準確妥切的“讖緯”概念。
二、漢代讖緯流傳的一般情況
一般的觀點，是認為讖緯成型並於西漢中後期開始流行。《後漢書·張衡列傳》載張衡論讖，說讖書的“圖中迄於成帝”，而圖讖合一廣為傳播則是在“哀、平之際”：“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讖緯的成型與流傳肯定要早於西漢哀、平時期，許多人把它上溯到漢武帝時，認為董仲舒與稍後的劉向是後來讖緯之學興起的最早實際推動者。近人劉師培指出：
周秦以來，圖籙遺文漸與儒道兩家相雜。入道家者為符籙，入儒家者為讖緯。董（仲舒）、劉（向）大儒，競言災異，實為讖緯之濫觴。（《國學發微》，載《劉師培全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第481頁。）
當然，讖緯在漢代的實際流傳狀況要遠較劉師培所說的為複雜。就讖而言，它是直接承繼春秋戰國時期和秦代的讖語而發展而來的，《左傳》中就多有讖語的記載，如陳氏代齊。“季氏亡而魯不昌”等等。如前所述，漢代讖書中影響最大而產生最早的，自是《河圖》與《洛書》。《漢書·王莽傳》雲：“長平館西岸崩，壅涇水不流，毀而北行……群臣上壽，以為《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也’。”這是文獻徵引《河圖》之文的肇始。很顯然，《河圖》、《洛書》的成書要略早於哀、平時期，較大的可能性是在元、成帝前後。
《河圖》、《洛書》的基本內容，已散佚湮沒，但是據《開元佔經》、《初學記》、《山海經》郭璞注引等載錄的零星材料看，它所反映的一是天文占驗，二是地利情況，三是受命帝王的祥瑞、符命之類的神話。它們充斥著荒誕與迷信，但在當時卻為包括君主、經師在內的整個社會所信奉和推崇。
《河圖》、《洛書》面世後，很自然又有依附於它們的各篇讖書產生。《隋書·經籍志一》對這類文化現象曾有追述：
（孔子）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雲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雲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
這類東西，亦已基本失佚，目前見於古代徵引，以《河圖》名篇的，有《河圖葉光紀》、《河圖赤伏符》、《河圖皇參特》等；以《洛書》名篇的，則有《洛書摘亡闢》、《洛書兵鈐勢》、《洛書說徵示》等等。
從漢代緯書多有引述《河圖》、《洛書》類讖書的情況看，緯書也即“經讖”的定型與流傳的時間，一般又要稍晚於《河》、《洛》。它的主要內容，包括天文占驗和符命說。其中符命說主要有兩方面內容，一是歷代聖人（伏羲、神農、黃帝、孔子、劉邦等），都有稟受天命的種種祥瑞。如《禮含文嘉》說：“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這當是當時儒生為奉承統治者或抬高儒家經典之地位所作的努力。二是進行災厄的推算或論證歷代帝王受命終始之期。這項內容在《易緯》諸篇中尤為顯著。（參見王鐵《漢代學術史》第223—224頁。）
關於緯書的篇目，一般都據《後漢書·張衡列傳》與《後漢書·方術·樊英傳》有關記載而認定為三十六篇，即所謂“河洛七緯”。《後漢書·方術·樊英傳》李賢注云：
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鬥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鬥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以上《易緯》六種，《書緯》五種，《詩緯》三種，《禮緯》三種，《樂緯》三種，《孝經緯》三種，《春秋緯》十三種，共計三十五種。較《隋書·經籍志》所說的《七經緯》三十六篇，尚少一種。清人汪師韓說：“《春秋》之緯十四。”認為《後漢書》李賢注缺列《春秋命歷序》一種，若將其加上，恰好符合三十六篇之數（參見《韓門綴學》卷一《緯候圖讖》條。）。這三十六篇加上《河圖》、《洛書》四十五篇（含《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以及託名孔子等人演繹的三十篇），則共為八十一篇。“《衡集》上事雲：‘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 《後漢書》卷五十九《張衡列傳》李賢注。）。這就是劉秀“宣佈圖讖於天下”後所確定下來的讖緯總篇目，也是讖緯之學在漢代流傳狀況的基本體現。
三、讖緯對兩漢社會生活的影響
讖緯之學系統成型於西漢中後期，全面盛行於整個東漢時期，對社會生活與思想學術建樹均產生過十分重大的影響。在當時，讖緯被尊為“秘經”，“孔丘秘經，為漢赤制”（ 《後漢書》卷三十上《蘇竟傳》。又李賢注：“秘經，幽秘之經，即緯書也。”）。號為“內學”（ 《後漢書》卷八十二《方術列傳·序》：“習為內學。”李賢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具有神學正宗的權威性，在統治者的積極提倡下，眾多儒生爭相趨從，侈談緯候，妄言圖讖，所謂“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 《後漢書》卷二十七《趙典傳》李賢注引謝承《後漢書》），成了當時儒士尤其是今文經學家的共同風尚和特色。讖緯之學如日中天，盛極一時：
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訞（《後漢書》卷五十九《張衡列傳》）。
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威，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後漢書》卷八十二《方術列傳·序》）。
對讖緯的態度和掌握讖緯之學的水平高下，至此已完全成了考察其是否忠誠朝廷、擁護國策的政治標準，成了衡量其思維能力、學術水平的主要尺度，成了決定其在仕途上是加官進爵抑或遭貶廢置的重要因素。讖緯之學對社會生活的影響，的確巨大，令人窒息。它擁有絕對優勢的力量，規範著當時幾乎所有的儒生的行為方式。即便是馬融、蔡邕、鄭玄、何休等經學巨擘亦在所不免。《後漢書·蔡邕傳》載：“（邕）好數術、天文”；《後漢書·鄭玄傳》載：“（玄）以讖合之，知命當終”；在何休那裡，讖緯也是其知識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後漢書集解·何休傳》注引《拾遺記》雲：“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休）莫不成誦。”所有這些，皆是讖緯之風吹遍社會各個角落的具體證明。
在兩漢時期，讖緯對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其具體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但是概括起來，最有典型意義的是兩個方面，一是政治上被一些人用來製造奪取政權或鞏固統治的輿論，以論證君權神授天賦的天然合理性；二是學術上被儒生經師所大量徵引於自己的著述，以進一步抬高儒家經典的地位，給當時的統治思想新增神秘和神聖的光環。
讖緯與兩漢社會政治密切相關，這是不爭的事實。據《漢書·王莽傳》記載，王莽執政時，曾經徵召通“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等“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這些人中方術之士為數不少，他們大量製造圖讖，“記說廷中”，將原先零星的讖語緯候，匯成篇籍。王莽這麼做的目的，自然是為自己受命代漢製造輿論，營造君命神授的政治文化氛圍。
劉秀
讖緯之學在東漢光武帝劉秀興起並奪取全國政權的鬥爭中所發揮的作用更是眾所周知的史實。新莽末年，天下大亂，群雄割據，劉秀際會風雲，起兵角逐天下，為了證明自己奪天下之舉是出於順從天意，他與臣下遂假借《河圖赤符伏》的讖語為自己登基稱帝制造輿論。《後漢書·光武帝紀上》雲：“劉秀髮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等等，即是明證。由於劉秀的興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圖讖的佐助（宛地豪強李通因讖記有“劉氏復興，李氏為輔”之說，遂鼓動劉秀起兵，成為漢室中興的首謀。東漢初年竇融割據西河，因考慮到“漢承堯後，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後漢書》本傳），遂決定歸附劉秀。）， 因此他對讖緯情有獨鍾，即位之後，即命人校定圖讖，利用讖緯來決定一些紛爭和猶豫不決的事情（如建武三十二年（56），劉秀據《河圖會昌符》“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河圖合古篇》“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等讖文舉行封禪大殿；又如中元年間，據《記歷樞》、《含神務》的有關讖文，修築靈臺；等等。）。並於中元元年（56）正式“宣佈圖讖於天下”（ 《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
當時以讖緯製造君命神授神話的，不僅僅是劉秀一人，一些素有野心的割據者同樣也在這麼做。這中間比較典型的就有割據今四川一帶，自稱皇帝的公孫述，他曾自造讖語，雜引讖記來同劉秀鬥爭，自認是繼漢而起的全國統治者。《後漢書·公孫述傳》：
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已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劉）也。
劉秀對公孫述的圖讖比附之說深感不安，“光武患之”，於是也據圖讖加以反駁。《後漢書·公孫述傳》記載，劉秀“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途高，君豈高之身耶？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這顯然是一場劉秀與公孫述互相利用讖緯力圖證明自己為受命主國柄者的神學鬥爭，從中反映出讖緯與兩漢時期的政治鬥爭大有糾葛，經常被人們所利用，作為角逐權利，謀奪天下的重要武器。
光武帝劉秀“宣佈圖讖於天下”，把圖讖作為定本正式公開，這一方面是用政治和法律的手段來維護讖緯的尊嚴，進一步提高讖緯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防止他人再造其他的讖緯，以至威脅到自己的統治地位。此後，凡再發現造作讖緯的，就要以“大逆不道”之罪論處，嚴懲不貸。明帝時，楚王劉英坐“大逆不道”被迫自殺，並牽連到一千多人，其主要罪名就是交通方士，造作圖讖（參見《後漢書》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傳》）。
由此可見，自光武帝“宣佈圖讖於天下”後，圖讖的君命神授功能已被完全收歸到朝廷手中，成為禁臠。當然，當皇權衰微，天下大亂之際，仍是有人以此作為篡位自立的工具。如袁術覬覦帝位，依據就是讖書，《後漢書·袁術傳》雲：“少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雲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這表明，以圖讖從事政治活動，圖謀最高統治權利的做法，是與漢代歷史相始終的。
讖緯對漢代思想界的影響同樣是十分廣泛的，這在經學領域有集中的反映。漢章帝時賈逵上書稱道《左傳》與圖讖相合，於是《左傳》、《古文尚書》、《毛詩》等都得到朝廷的承認，古文經學緣此而有大的發展，就是一例。再從《白虎通義》考察，可知當時的經學問題討論與定奪，通常是以讖緯為是非判斷的標準。《白虎通義》的成書年代，正值社會上讖緯氾濫。所以它裡面包含了大量的讖緯內容。侯外廬等先生指出：“如果把《白虎通義》的文句和散引於各書中的讖緯文句對照，各篇都是一樣的，百分之九十的內容出於讖緯”（ 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29頁）。這個估計雖然不完全合乎事實，比例過高（參見黃樸民《天人合一：董仲舒與漢代儒學思潮》第十章，嶽麓書社，1999年），但其書“徵引六經傳記而外涉及緯讖”的傾向仍是十分顯著的，“傅以讖記，援緯證經”，“悉隱括緯候，兼綜圖書，附世主之好”（ 莊述祖：《珍藝宦文鈔》卷五《白虎通義考·序》）的確是《白虎通義》的最大特色。這不但表現為它大量採納引用了諸如《援神契》、《鉤命決》、《含文嘉》、《元命包》、《稽耀嘉》、《感精符》、《乾鑿度》、《動聲儀》等讖緯內容，而且在引徵經典時，凡是有經有緯的，通常是先引讖緯，後再引經書。這種先讖後經的次序，說明《白虎通義》的宗教神學體系，直接淵源於讖緯。讖緯對兩漢思想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何休在作《春秋公羊傳解詁》時大量引用讖緯以注經的做法，當屬漢代經師融讖緯於經學的又一個典型例子。何休本人傾心於讖緯之學，在《解詁》一書中不厭其煩的雜採讖緯，無節制地宣揚神怪之說，留下了許許多多荒誕不經的內容。如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休借圖讖大加發揮，《春秋公羊傳解詁·哀公十四年》載：
《夫子素案圖錄》：知庶聖劉季當代周……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薪採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
又如同年條下何休解釋“君子曷為《春秋》”，同樣引用緯書《春秋演孔圖》：
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趁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製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度，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
這裡何休承襲讖緯之說，將孔子描繪成神怪、巫師，至於端門血書，飛鳥赤書之言，更是不遺餘力地宣揚緯書上荒誕不經之談。以至為後人所詬病：“或疑獲麟製作，出自讖緯家言，赤鳥端門，事近荒唐，詞亦鄙俚，《公羊傳》並無說明，何休不應載入《解詁》”（皮錫瑞：《經學歷史》，中華書局，1959年，第22頁）。話雖是這麼說，但在當時的大氛圍下，何休援緯入經注，乃是很自然的選擇。這隻能是再一次證明了讖緯對當時學術與思想無孔不入的滲透和制約。
四、對讖緯的反思與批判
讖緯在兩漢時期曾風行一時，統治者將它崇奉為施政治國的指導思想，用以規範自己的政治行為方式，“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 《後漢書》卷五十九《張衡列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絕大多數儒生更是對讖緯之學趨之若鶩，敬若神明，並在治經過程中引入讖緯，同它來註釋發揮儒家經典，致力於使讖緯與經學融為一體。這樣上下一致推崇和泛用讖緯的結果，是社會思潮的妖佞神秘化迅速加劇，人們的思維理性為之窒息，學術氛圍嚴重毒化。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熱衷於跟風獻媚，參與這場讖緯之學大表演的。他們對讖緯持理性的審視態度，並根據自己的獨立思考，對讖緯提出懷疑，並進而展開批判。他們人數雖然極少，但是關於讖緯的反思和抨擊，卻在漢代學術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給神霧瀰漫的兩漢思想界天空帶來了一個亮點。
這種反思，早在讖緯最囂張之時即已經開始。其代表人物有桓譚、尹敏等人。桓譚是東漢初年的著名思想家，著有《新論》等著作，他對讖緯持否定的態度，認為“讖之《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矣”（ 《新論·啟寤》，《全後漢文》卷十四引《意林》）；斷言道：“無仙道，好奇者為之”（ 《新論·辨惑》，《全後漢文》卷十五引《博物志》）。所以當光武帝向他徵詢“以讖決”靈臺是否建於“邑（都城）”內時，桓譚先是表示沉默，繼之明確表態：“臣不讀讖”，結果大大觸怒劉秀，遭到貶黜。
尹敏是受光武帝之命主持校定圖讖的主要人物之一。但他本人同樣對讖緯之學持保留態度。指出：“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後漢書》卷七十九上《儒林·尹敏傳》）他還趁校勘圖讖的機會，與迷信讖緯的光武帝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在讖書中缺脫的地方，增加了“君無口，為漢輔”六字，說明尹氏當輔佐漢廷。劉秀見到這條讖文感到很奇怪，就向尹敏追問其故。尹敏就說：“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後漢書》卷七十九上《儒林·尹敏傳》）以遊戲放羈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讖緯神聖性的懷疑和否定。
不過，在整個社會彌散著讖緯迷霧的大背景下，能像桓譚、尹敏這樣保持清醒頭腦的，畢竟是極少數。他們的議論，在當時也不啻為空谷足音，影響甚微。
到了東漢中晚期，讖緯風行的惡果越來越明顯，其危害性也開始被更多的人所清醒認識，所以儘管當時圖讖緯候之學依舊很有市場，但是對它的批判否定之聲也開始逐漸加大強度。這方面著名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張衡實系一員衝鋒陷陣的健將。他從圖讖自相矛盾之處，尖銳指出其不可相信：“一卷之書，無異數事。聖人之言，勢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 《後漢書》卷五十九《張衡列傳》）。同時強調其重大禍害之所在：“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最後旗幟鮮明地主張：“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越到後來，這種反對之聲也就越是強烈，即《後漢書·方術列傳序》所謂：“通儒碩生，忿其（圖讖）奸佞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限於資料，當時反對圖讖緯候的詳情在今天已很難全面瞭解了。但是從東漢末年孫策貽書於袁術，諫阻其僭稱之舉來考察，當時對圖讖的懷疑和否定的確已擁有了相當可觀的社會基礎：
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交。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後漢書》卷七十五《袁術傳》）
孫策只不過是一介赳赳武夫，現在連他都敢於鄙薄非議圖讖（儘管是出於一定的政治動機），這表明粘附在儒學經典身上，控制人們思維和行為的圖讖迷信，在經過一部分清醒正直的儒士的抨擊之後，的確是開始發生動搖了。
當然，在總體否定讖緯對兩漢社會生活的負面影響的前提下，也應該看到和承認緯書的一些可取之處。如《易緯乾鑿度》嘗言：“《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寥寥數字，將“易”的本質一語道破，實不乏真知灼見。
緯書中最有價值的，是它儲存了不少戰國至漢代的天文學資料。這些資料對於後世天文學的發展曾發揮過一定的積極作用。如《書緯考靈耀》載：“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裡，夏至地下南而東復三萬里，春秋二分則其中矣。地恆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這就頗具有天體執行的科學因素，屬於人類地動說的萌芽。又如《春秋緯元命苞》載：“天如雞子，天大地小，表裡有水。（天）地各承氣而立，載水而浮，天如車轂之過水。水者，天地之包，五行之如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津液也。”這就是渾天說，是很有價值的古代天體結構理論的材料。
所以，歷史上曾有不少人試圖將讖緯區分開來，在否定讖的同時肯定緯書的價值。如任道鎔《緯捃敘》稱：“緯自緯，讖自讖。讖者緯之流極，言治者不當以讖病緯，讀書者不可以讖病緯也。”又如張採田《史微內篇·原緯》言：“緯與圖讖相似而實不同，圖讖雜後人附益之談，緯則我孔子微言大義多在焉。”
他們的觀點雖未必能成立，但不把緯做全盤否定則是可取的態度：“緯書雖出於西京之季，然其說多本先儒，純駁雜陳，精粗互見。談經之士，莫或能廢……昔人之言曰：緯書起自前漢，去古未遠。彼時學者，尚多見古書，凡所著述，必當有本，不可以其不經而忽之。此真探本之論矣”（ 陳登原：《國史舊聞》（第一分冊）引嚴傑《經義叢鈔》卷二十，見《緯候不始於哀平辨》，三聯書店，1958年，第426頁。）。從這個意義上分析，讖緯之學雖然屬中國學術史上的一股逆流，為後人所詬病理有固然，但它的出現並流行乃自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所在，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具有歷史的合理性。更何況，透過其神學荒誕的外殼，我們還能發現其一定的可取成份。因此，對兩漢時期風靡社會的讖緯之學，理應作實事求是、辯證全面的考察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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