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商周三代政權更替的過程中，最神秘的聖物莫過於九鼎了。
以九鼎指代政權，始見於春秋之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說法出自《墨子·耕柱》及《左傳·宣公三年》的相關記載。據《左傳》及《史記·楚世家》可知：魯宣公三年，楚伐陸渾之戎，大軍駐紮在洛陽郊外，楚莊王派人入洛陽問九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作為周天子代表入楚營勞師。楚莊王傲慢無禮並誇口說楚國雄師百萬，僅以折喙之金便足以成九鼎。王孫滿答楚王說：
（政權）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百物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墨子·耕柱》雲：
昔者夏後開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虛，上鄉！‘卜人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二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後、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
從這兩段關於楚莊王對九鼎的覬覦和後來的秦惠文王、魏安釐王等強大諸侯對九鼎的同樣心理看，九鼎代表王權的法統地位，應是當時的共識。後世以“鼎遷”、“鼎移”、“失鼎”，以及“得鼎”、“定鼎喻指政權覆滅和王朝建立的表述方法即源於此。
從目前所知的文獻看，有關九鼎的傳承經歷大致如下：
1、禹鑄九鼎，遷商，遷周。《左傳·宣公三年》、《墨子·耕柱》、《史記·周本紀》
2、周定王元年，楚莊王兵次洛郊並使人入周問鼎之大小，輕重，以窺周室。《左傳·宣公三年》、《史記·周本紀》、《史記·楚世家》
3、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趙、魏為諸侯。《史記·周本紀》
4、周赧王五十九年，九鼎入秦。《史記·周本紀》。《史記·秦本紀》、《史記·封禪書》
5、鼎乃淪沒、伏而不見。《史記·封禪書》
根據這些史料記載，在前後將近兩千多年的歷史內，九鼎可謂傳承有序、言之確鑿，然而真相到底是怎樣的？考古材料反映的卻是另外一番景象。大致相當於夏代的河南偃師二里頭和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出土資料顯示，當時的金屬冶煉技術智慧鑄造爵等小型容器和鏃、小刀、鑿等簡單的兵器與工具等，尚不具備鑄造大型容器的能力。而成功地鑄造出大型容器類的鼎，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以河南鄭州二里岡遺址為代表的商代中期的事了。此時已晚於夏禹時代數百年之久。由此看來，禹鑄九鼎之事只能是後世的憑空杜撰。
另外，成套的鼎開始使用，也是安陽殷墟出土資料顯示的內容之一，不過在殷墟的資料中仍不見九鼎的組合。它一方面佐證禹鑄九鼎的不可信，同時也說明九鼎的組合應是周人對商禮的增益，而非從商人那裡繼承來的內容，更與夏人無關。
參考《周禮》《禮記》等典章，用鼎制度乃周禮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五鼎四簋分別對應著周天子、天子之卿、與諸侯大夫等不同階級的人群，王朝還設有官員專司器物的使用與鑄造等事，絲毫不得紊亂。
正是在西周嚴格的宗法制度等級制度的鉗制下，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內，九鼎成了只有周天子才能擁有和使用的禮器，並逐漸演化成了周天子的代名詞。加之西周時期，周天子擁有天下共主的尊嚴，九鼎自然也就成了國家政權的象徵。
由此可見，傳說中的九鼎並不是夏禹或夏後啟鑄造的聖物，而是周天子自用禮器神聖化的結果，是周人長期統治與周禮鉗制人們思想產物。
本文參考資料：《左傳·宣公三年》、《墨子·耕柱》、《史記·周本紀》、《史記·封禪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