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檢做天子
後周顯德三年（956年），世宗柴榮割棣州的渤海縣、蒲臺縣各一部分置濱州，治所在渤海縣。“濱州”地名誕生。
就在這一年，三十歲的趙匡胤隨主子柴榮征戰南唐，升任殿前都指揮使兼義成軍節度使。
三年後，顯德六年，正在壯年但健康已經亮起紅燈、神經也敏感多疑起來的柴榮忽然聽到一句詭異的讖語：“點檢做天子！”
柴榮第一個反應就是不由分說把時任殿前都點檢的駙馬爺張永德給免職，而把自己最信得過的心腹將領趙匡胤從殿前都指揮使越級提拔到這個重要位置上來，開始為身後事佈局。
其實這個張永德夠冤的，說來他是後周太祖郭威的女婿，是柴榮（郭威的養子）的姐夫或妹夫，是個大老實人，而且一直傾向於趙匡胤。傾向趙匡胤倒不是因為趙匡胤長得帥長得白，而是酷通道教的張永德曾聽一個道士說：“見到膚色紫黑、屬豬的人，一定要好好尊敬，這是真命天子。”
趙匡胤就屬豬、因長年征戰面板黝黑。順便說一句，他弟弟趙光義恰好比他小一旬，也屬豬。
三十八歲的一代英主柴榮安排好後事，鬆一口氣，放心地病逝了。他七歲的兒子繼承大統。
第二年（960年）正月初四凌晨，陳橋兵變。三十四歲的屬豬的趙點檢在“酒濃夢酣中”（據他自己說是頭天晚上和一幫弟兄喝過年酒喝得不省人事，你信嗎）黃袍加身，“突然”成為宋太祖。“顯德七年”還沒來得及冒個泡，天下就在大年初五掛牌成了北宋“建隆元年”。
這一年，“濱州”只有四歲。
正在陝西倒騎驢閒逛的華山知名道士陳摶，聽說“趙點檢做了天子”，高興地從驢背上掉下來：“天下從此太平嘍！”
時間的形狀與北宋的味道
1962年，耶魯大學的喬治·庫布勒教授寫了一本叫做《時間的形狀》（The Shape of Time 耶魯大學出版社）的書。書中一個主要提議是對美術史的“形狀”進行反思。在他看來，“濫觴期—成熟期—衰落期”這種軸狀箭頭式歷史敘事方式太過簡單幼稚，只是代表美術史學科剛開始系統化時的思想水平，新一代歷史學者應該以更復雜、更嚴密的歷史敘事取而代之。
庫布勒教授的著作發表以來，一個甲子過去了，更好的“時間的形狀”（歷史敘事方式）找到了嗎？可能暫時還沒有。但是至少他的這個觀點可以啟發我們，歷史還有別的讀法嗎？比如，除了形狀之外，歷史會有味道嗎？
夏商周，是不是有淡淡的青銅器的神秘氣味；雄秦盛唐，撲面而來的分明是黃土高原的朔方“霸氣”和異域“胡氣”（魯迅：“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遼金元清，那草原綠洲新翻泥土的萬物生長的氣息有沒有、那茫茫林海駿馬馳騁的蓬勃賁張的荷爾蒙味道有沒有；至於說那鴉片的怪味和男人骯髒髮辮、女人小腳體臭混雜出的令人作嘔的少數民族王朝垂死氣息，晚清則當之無愧……
但是，北宋的味道卻是香的。
那是詞人的書香，是書家的墨香，是紅袖的暗香，是汴河兩岸的茶香酒香……
聞香不只可識美人，循香探去，亦可辨政之美惡。
在中國歷史上，北宋是享有美譽的。在這個重文輕武的朝代，“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統治集團形成了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的格局。元朝官修《宋史 文苑傳》序稱：“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模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深圳大學人文學院王立新教授在他的新著《建宋：趙匡胤的奮鬥》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演說這個“藝祖革命”的核心，即重文輕武國策的由來、實施和影響。
說到汴河，閒話兩句。《建宋》解說了“汴梁”地名的由來：大宋王朝的東京汴梁，就是今天河南的開封，戰國時叫啟封，西漢時為避景帝劉啟的名諱，更名為開封。開封既在汴河岸邊，又屬古代的大梁。所以又叫汴梁。宋朝有東、西、南、北四京。北京在河北大名，南京在河南商丘。洛陽因在汴京的西面，所以順勢稱作西京。宋太祖時代尚無南、北二京的說法，只有東、西兩京。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
公元965年（北宋太祖乾德三年），因為年號惹出來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趙匡胤大罵後周時期就並肩戰鬥的老戰友、陳橋兵變的總導演之一、如今的宰相、一直以兄弟相稱三天兩頭晚上湊一塊兒喝酒的鐵哥們兒趙普。罵還不解恨，皇帝一邊罵一邊抄起御筆蘸滿墨汁，給趙普畫了個五花臉。
事情很簡單，趙匡胤偶然從一兩個讀書人大臣那裡知道，自己用的“乾德”這個年號，竟然是人家前蜀後主王衍用剩下的。而此前徵詢趙普，這個睜眼瞎宰相答覆的是歷史上沒誰用過這個年號。
宋太祖痛罵宰相，嫌他無知還不讀書，嚇得趙普趕緊回家找書讀。趙匡胤自己更是率先垂範，平常無事，手不釋卷；晚上失眠，也總是手執一卷。東京汴梁開始興起讀書熱，崇文之風吹遍神州。
在之後宋太宗、宋真宗的繼續倡導下，大宋王朝讀書氛圍愈加濃厚。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這是真宗趙恆的大作《勵學篇》。他還親筆為當時號稱天下四大書院之首的嶽麓書院題贈匾額。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北宋文人汪洙編纂的《神童詩》，是當時讀書風氣臻於極盛的縮影。
“宰相當用讀書人”、“不得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人”，這是宋太祖定的國策。
蘇東坡捲入“烏臺詩案”，那可是涉嫌誹謗朝廷的大案，多虧有“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讓他能多活幾年，多留下一點佳作讓我們欣賞感懷。
美男詞家周邦彥跟宋徽宗為一個李師師爭風吃醋，宋徽宗忍了；周邦彥躲在宋徽宗和李師師的床下偷聽，皇帝也忍了；偷聽之後還把皇帝與妓女的情話寫進詞裡，滿大街去唱；滿大街唱也罷了，還唱進大內，唱進皇帝耳朵裡，這就有點……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不可忍怎麼辦，太祖遺訓在，也不能殺了他啊，最多就是叫他滾蛋離開京城少來煩人啦。可沒過幾天皇帝又唸叨他，覺得還是他的詞好，誰也比不了，於是咽口窩囊氣又把他召回來做官，分管藝術。誰叫大家都是讀書人都是搞藝術的呢？如此宜居宜業的生存環境，大宋朝的文人藝術家怎麼可能會不論斤批發？
當然，這是對文人，對武人可就蠻不是那麼回事了。不管您人氣多高功勞多大，不管咱理由多麼站不住腳、社會效果風險評估有多嚴重，也不管哪怕您還會寫《滿江紅》《小重山》，照殺不誤，日防夜防……
大宋王朝這股難得的香味裡，也是有血腥氣的。
作者：錢傑 責任編輯：楊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