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失蹤女子分屍案佔領輿論高地，其丈夫許某作為殺人分屍的兇手曾幾度接受記者採訪，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講述妻子“離奇失蹤”的過程。
為什麼有人能對自己的枕邊人下毒手？他們為什麼不會害怕、內疚，感受不到他人的痛苦？
被《華爾街日報》評為十年來成就最大的神經科學家詹姆斯·法隆沉迷於研究心理變態者的腦部結構。諷刺的是，就當他以為自己找到了破解變態心理的鑰匙時，他意外地發現，自己的腦部結構跟心理變態罪犯的一模一樣。
2005年12月，在家庭聚會上，母親悄悄塞給他一本書說“這本書，或許可以讓你好過一些。是關於你父親家族的。”書開頭就講述了詹姆斯父系血統康奈爾家族的第一樁弒母案，隨後的200年裡，其父系陸續曝出過殺妻弒母等數個殺親案件。2011年後，另兩支父系血脈，一支被曝出全是兇殺犯，一支全是拋妻棄子的流氓惡棍。
除了基因，還有哪些因素決定了詹姆斯的變態心理？又是什麼幫他規避了祖輩的覆轍？變態心理是可以被改變的嗎？
希望這篇文章能解決你的困惑。
作者 | 詹姆斯·法隆
作為一個年過而立的神經學家，數年來，我看過了無數的腦部掃描圖。殺人犯們的影象卻與眾不同。他們的腦部掃描圖都呈現出一種罕有而令人擔憂的共同特徵，
即額葉和顳葉
（通常來說，這兩部分是與自控力和同理心密切相關）
腦功能低下。
這些部位的活躍程度低下
暗示著患者缺乏道德推理和抑制自身衝動的正常能力，
也就解釋了為什麼這些罪犯都擁有不人道的暴力犯罪記錄。
正常大腦與心理變態者大腦的正電子掃描對比圖
10月的那一天，我正坐下來分析家人的腦部掃描圖，那疊圖片裡的最後一張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看起來非常奇怪。這張掃描圖看起來正像是我在論文裡寫到的那些不正常的影象，
也就是說這張影象的主人是個心理變態
——或者說，至少與心理變態者同樣有著一些讓人不愉快的特質。我對家人並沒有這方面的懷疑，所以自然而然地認為是家人的掃描影象中混進了些別的影象。為了確保我沒有弄錯，我讓實驗室技術人員撕開了編碼。
看到了影象主人的名字之後，我覺得這當中出了錯，便氣急敗壞地命令技術員們去核對掃描器，檢查其他技術人員們做的影象和資料庫資料。但一切都毫無差錯。
那確實是我的腦部掃描圖。
我與兇殺犯的區別
我先是大吃一驚：“這一定是在開玩笑！”接著又笑了。我心想：“這真是個笑話。”如果你多年來一直受邀研究兇手的大腦，還從中總結出一套兇殺犯大腦的通用模式，最後竟然發現自己也擁有這樣的大腦，那可真是個天大的笑話。
我有心理變態者的大腦。而我同那些我一直以來所研究的連環殺人犯有著天壤之別。所以這其中一定另有奧妙，這就是激勵科學家追求真相的契機。
詹姆斯·法隆，美國加州大學的神經學科學家
雖然我大腦中邊緣皮質部分的腦功能低下，這完全吻合了我實驗室和其他業內同仁對心理變態者神經系統輪廓的表述，但從多年的研究中，
我確實注意到了這樣一些個案，有著心理變態者典型大腦形態的人並沒有成為兇殺犯。
這說明，這種典型的腦損傷或腦功能低下的狀況是促成一個心理變態者的必要條件，但卻可能並非充分條件。
其中定有其他因素存在。
很快，很多項研究都不約而同地指出，在獄服刑的心理變態者中，
幼年曾經受肢體、精神和性侵害的人數佔比很高。
一個針對少年拘留所中三十五名心理變態罪犯的調查顯示，其中70%的人都在童年遭受過嚴重的虐待。成年後，人類可靠的記憶可以追溯到約三四歲的時候，這也說明可能有更多的成年罪犯在三四歲之前也受到過嚴重的虐待。這樣說來，可能有超過90%的成年罪犯在幼年時期遭受過不同程度的虐待。再加上那些試圖保護施暴者的心理變態者，據我推斷，這個比例可能接近約99%。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開始思考為什麼我沒有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心理變態者。這些兇殺犯們受到過虐待，而我沒有。雖然我一直堅信人是先天造就而非後天養成的，
我還是開始認為教養可能在塑造一個罪犯的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
二十多歲開始出現徵兆
從大腦發育的過程，我們可以推論出這樣一個重要的結論，
二十多歲是諸如精神分裂症和躁鬱症之類，與單胺類神經遞質有關的精神類疾病首次出現明顯症狀的時候。
最典型的模式是，大學一年級新生在寒假經歷第一次發作。這些令人擔憂的狀況可能會被歸咎於大學第一場大考試的嚴酷，考試失利，或是因為與心愛的高中戀人分手或者其他什麼壓力性事件。但還有一種看待這種情況的角度，即對那些有精神分裂遺傳因素和前額葉皮層腦功能低下的人來說，經過重大應激事件的刺激，這種精神問題爆發是一種必然。
在大學的那幾年裡，總會出現些應激事件帶來刺激，比如學業壓力、戀愛關係和擇業求職等等。那麼為什麼應激源會觸發與單胺類物質有關的精神問題？因為應激源會刺激腎上腺皮質中的皮質醇集中大量爆發，這不單單抑制了免疫系統功能，還阻塞了兒茶酚氧位甲基轉移酶（COMT）在前額葉皮質的作用。酶的作用受到阻塞，導致
多巴胺飆升
。就這樣，多巴胺大潮淹沒了大腦皮質，使神經元細胞開始放電。對精神分裂症患者來說，這種情況可能導致大腦對環境資訊的過濾失靈，從而改變神經元細胞對訊號的處理，使神經元脫離現實開始放電，造成情緒的變化。
不同種類的精神分裂症、躁鬱症、強迫性神經官能症和各種人格障礙患者身上都會存在一些相同的症狀。並且發展型的精神類問題總是在十幾二十幾歲時出現。
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生命裡類似求學、結婚，特別是應徵入伍之類的壓力事件，總是在這個時段發生，這對前額皮質的發育損害最大。
心理變態形成的三條支撐腿
在瞭解我自己的腦部掃描圖和我的家族故事之後，我開始思考環境對我的成長產生的影響——環境因素可能是把我從犯罪入獄之路上拖下來的關鍵因素，而這又對我有關心理變態的理論意味著什麼呢？至今為止，從來沒有哪個理論可以綜合地解釋心理變態的所有症狀，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有些心理變態的症狀會與其他失調症症狀重合。要彙總出一個使人信服的理論需要結合我三十年來從我的實驗室、其他實驗室和醫院中得到的知識。將所有看起來不相干的腦功能紊亂案例綜合在一起，從精神分裂症、抑鬱症、從躁鬱症到成癮行為和其他人格障礙，無一不包括在內。
被《華爾街日報》評為十年來成就最大的
神經科學家詹姆斯·法隆
最後，我的靈感忽然在2006年的一個星期六迸發了，當時我正躺在按摩浴缸裡，一邊洗澡醒酒，一邊做紐約時報上的填字遊戲。絞盡腦汁也沒法找到答案，我試著放鬆自己，環顧四周。我環顧後院，視線落在母親那把三條腿的園藝凳上。每次她週末來訪的時候，她都會坐在那把園藝凳上做飯、休息、修剪天竺葵。修剪天竺葵總讓人精神振奮，這讓我聯想到了培育的重要性。太多的創傷會扼殺天竺葵的成長，但疏於修剪卻也會使天竺葵生長緩慢。只有剛剛好的壓力才能造就最大化的綻放。這短瞬間的出神，將三個元素湊到了一起，拼接出對心理變態病理學一個貌似合理的解釋。在我眼裡，那個週六的早晨，那把三腿凳成為了三元素互動的代表。這也奠定了我對心理變態的新理論的基礎。
按照我的設想，三條支撐腿是：
1）額眶部皮質以及包括杏仁核在內的前額葉皮質功能低下；
2）基因出現多處高危突變（其中最有名的當屬戰士基因）；
3）童年早期經受過精神、身體或性虐待。
因為我幼年沒有經受過任何虐待，後來幾年時間裡，當我做有關心理變態的演講報告時，我依然堅信，我絕不是一個心理變態。我的同事們時不時地說，我現在良好的行為方式（在我看來是這樣），有時讓人難以接受。但我反擊說，那些同事只是被我的成果激怒了，只是對我獲得的成功和受到的關注倍感嫉妒，他們都反應過頭了。
然而他們並沒有說錯。
你能改變一個心理變態嗎？
2011年，當我的“情況”透過電視和廣播媒體向大眾公開之後，大部分人對待我的態度並沒有什麼明顯的不同。大多數人，
包括黛安和我另一些家人以及朋友只是這樣對我說：“聽到你有一些社會性病態人格，我一點也不意外，一點也不。”
但當我的情況被曝光之後，我第一個博士後專案的合作研究者蘇珊娜，那個一直和我一起四處奔波工作的蘇珊娜對我說，她再也不想和我單獨在一起了。蘇珊娜和丈夫馬克依然經常會邀請我到他們家裡做客，
但是他們只想在我這頭猛獸被關在社交場合這個牢籠中的時候才與我接觸。
他們不認為我危險暴力，但是擔心我會操縱他們，將他們陷於不得不自我保護的不妙境地。
我的另一個密友瑪麗·貝思，是一位曾和我一起寫過幾篇論文的年輕女士。
她直接告訴我：“你是個心理變態，我不想繼續和你相處了。”就這樣，她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似乎是永遠地消失了，雖然我們曾經的關係非常密切。
我們從沒有爭吵過，我也想不出來自己做過什麼會逼走她的事情。她是個受過正規訓練的“女巫”，可能正因如此她得以看到了我太多的黑暗面。就像那位神父曾經說過的那樣，我是個邪惡的人。但她的離開真是太糟糕了，和她在一起相處是那麼有趣那麼充滿快樂。黛安也很喜歡她。說實話，我最想念的人也是她。她總是實話實說，這也就意味著她總要說些讓人不開心的話。然而這種品質是如此的難能可貴。所以我很思念她，但事情還是發展成了這樣。
我的密友倫納德知道關於我的一切，他是一名精神科醫師。最近我與他聊得很多，向他諮詢什麼是我身上最為慢性的心理變態行為。
他說，我的心理變態簡單體現為，我不願意去參加叔叔的葬禮、朋友的婚禮、畢業典禮、成人禮、初領聖體儀式或是守喪儀式。
我並不會在這些場合裡殺人，只是一旦我發現有其他更吸引我的派對或活動，我就不會出席這些活動。
美劇《犯罪心理》第五季
他還指出，我想要，或者說我熱切地想要將朋友和家人陷入危險境地，並且能從中“共享”戰慄興奮感的行為也是一種心理變態的表現。
我問他，我在身體活動和社會實踐中都願意挑戰風險，這是不是一種冒險精神的表現？他回答說，這可能的確是一種冒險精神，但我冒險時這種對他人安全兒戲般的忽視，對他人產生的風險已經超出了正常範疇。
我追問他，我飲酒狂歡的愛好是不是這些不正常行為的一種誘因？他提醒我說，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個有趣而且和藹的醉漢，這是真的。
我一喝酒，對別人，特別是對陌生人的同理心就會上升到一個層次。
而且至今為止，我唯一濫用的藥物就是酒精，雖然我一天都無法離開香菸。
我問他復仇能不能算是一種心理變態的特質。他回答說，每個人都在尋找某種形式的復仇。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時候，每個人都會生氣，會去對峙，甚至選擇報復，這很正常。他讓我說說我是怎樣和別人生氣，又是怎樣尋仇報復的。
我告訴他，如果有人惹毛了我，我可以立刻抑制住怒火。除了私下了解我的人，沒人會發現我生氣了，即便我可能已經怒火中燒了。
我是先抑制怒火再伺機尋仇方面的行家。我可以把復仇計劃延遲數年。直到某個時刻，當這個惹毛我的人不再覺得我會加以報復的時候，我加以奉還。
那些在生意上、學術上或是私生活中惹毛我的人，我最後都一一奉還了。對我來說，這很有趣，因為他們甚至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可以列舉些細節，因為有幾次我幹得非常漂亮）。
我小心翼翼地將報復的程度掌握在與最初那個惹毛我的事件相當的程度上，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此外，我對傷害別人的身體也沒有興趣。
我的這一番解釋嚇到了我這位精神病醫師朋友。他說，我能用這樣冷血的方式描述這些事讓他大為震驚。
他告訴我，這種能在戰略上將報復週期延遲幾年的能力，就是我身上最大的變態人格特徵。
我告訴他，我還做過更糟糕的事情，但他只是對我擺擺手說：“這就夠了，吉姆，你不用再說下去了。”
我開始問自己，我身上是否還有別的行為中和了我心理變態的特質？當我提出這樣的問題的時候，是想要迅速為自己開脫。
這樣我想起了到告解室懺悔罪行的自己。我明白過來，那時候，每週每月每年去告解，試圖與神性或是與我自己的靈魂重歸於好的努力不過是一種想要否認自己變態人格本質的可悲企圖。
好像每次我只要承認自己的罪行，向我自己向牧師或者向上帝央求寬恕，便可以洗脫身上的罪惡。我知道我的告解、痛悔和尋求恩典並不會改變我的行為，全都只是為罪行找藉口。如果說罪人，例如變態人格者都各不相同，但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都會不停地犯錯。我們都是被預先編排好的機械，沒有人可以透過意念的絕對力量對自己實施徹底的改變。
變態人格傾向尤其難以改變，所有企圖彌補的努力都收效甚微。
作用於單胺類神經遞質的藥物可以抑制衝動和好戰心，
控制飲食和打坐冥想之類的早起干預可以減少行為問題，但是核心的神經心理缺陷所導致的同理心和懊悔的缺失卻會持續存在。
對此並沒有神仙藥。
我依舊無視大多數基本的社會教條以及政府或者教會控制狂們所指定的條條框框。像宗教之類的社會教條使人們得以洗刷自己的反社會行為，可以贖罪，可以被原諒，可以潔白無瑕地重新開始。
以前，我將自己的不良行為稱作罪行。現在我只是管它們叫心理變態行為，這是種我一生都無法擺脫的行為，我也不再會為了它們而感到內疚。
當我看到一塊指引我在規定區域內停車的指示牌時，無論是在餐館還是體育場附近，我都不會加以理睬。我知道這個牌子只對把它樹在這兒的人起作用，對其他人毫無用處。我會在草坪或者離門很近的地方找個空地停車，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很懶，另一部分則是因為我就是喜歡違反規定。當然了，這種違規行為不能在任何嚴肅意義上被定義為心理變態行為，但是它們說明我確實性格古怪，至少在那些不太禮貌的傢伙們眼裡，我就是個混蛋。
對變態人格的診斷從文化角度來說，是依仗一些規定的。這種規定一般是按照別人的心情是否感到舒心和平靜來制定的。
沒錯，我知道我在判斷人際事務的時候確實有些掉鏈子。但我不覺得自己有錯誤的道德觀念。作為一個沉迷道德的孩童和一個對宗教亢奮不已的少年，我曾經對規則非常執著。但我卻沒能掌握道德，可能即便是五十年後的現在也沒能掌握。但管他呢，我會試一試的，至少算是出於好奇心吧。
有時我還是會提醒自己說，長大之後我所做的一切對別人都是好的，而且是有幫助的。我從沒有和陌生人斷絕一般的聯絡。我還是會幫助那些因為身處困境而忽然求助於我的人。我不會要求金錢或者感謝，也不會要求任何形式的報答。
雖然我不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利他主義——我們做的每件事裡都包含一點自私因素，但他們的行為已經接近利他這個理想狀態了。
本文節選自
《天生變態狂：TED心理學家的腦犯罪之旅》
作者 | ［美］詹姆斯·法隆
譯者 | 瞿名晏
出版社 | 群言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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