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詞論家們不能正視詞體中的豔情，其實是詩學觀念壓倒了詞學觀念的緣故，早在《詩大序》中就這樣闡述了詩歌的起源及其藝術特徵：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哇嘆之；愛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在這裡，作者談到了詩歌藝術的起源，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詩歌抒情和言志相統一的情況，可同時有對“情”加以限制，要求詩歌中表達的情感合乎規範，明確要求詩歌“發乎情，止乎禮義”。由於強大的詩學觀念妨害了詞學觀念的建立，所以對於詞體中的豔情敘寫並不能得到以往詞論家們的正面接受。
但隨著詩論家們對詩歌體性特徵認識的深入，詩學觀念也逐漸從道德倫理觀念中解放出來，西晉陸機在《文賦》中提出了“詩緣情而績靡”這一美學命題，雖然陸機是從文體學的角度提出的，但也涉及到了對詩歌體性特徵的認識，去掉了“詩言志”政治倫理的色彩，更加重視詩人個體的情感，有著詩論家們對詩歌“緣情”特徵的普遍接受，詞論家們主張詞體言情的特徵也就是自然而然了。明代詞論家正是接過詩論家“緣情”這一觀念來建構自己的詞學思想的，周永年在《豔雪集原序》雲：“故詩餘之為物，本緣情之旨，而極績靡之變者也。”由“詩緣情”進而推及“詞緣情”，並強調“極絹靡”是其體性特徵。這就更加肯定了詞絹豔的特徵。
明詞論家們公開承認“情”的合理性，便突破了儒家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中和的情感原則，雖然明代中期士人談情，並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而是主張將眾人共通的情作為禮法的基礎，避免拂逆人情。“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己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為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士大夫們正視人性中慾望的存在，並不是為了導向自然人性論，而是為了避免樹立固定的禮法去約束人，但無疑起到了解放人性的作用，明代心學興起後，作為行而下的情和行而上的性、理的關係就發生了改變。指情言性的做法日漸流行。
情即性，性與情為物不二，性是情存在的狀態，明中後期士人更是對心學的性情觀加以改造發揮，強調真情、至情即可被視為性。李夢陽《論學上篇》曰：“情者，性之發也，然訓為實，何也？天下未有不實之情也，故虛假為不情。”晚明詞人錢繼章認為，情與性本不可分，關鍵在於情是否足夠真摯：“夫人苦不情至耳。有至情必有至性，謂忠臣孝子之慷慨，羈人怨女之唱切，有情與性之分，知道者不作是歧觀也。”這就進一步認為男女至情、閨房之愛的純真無偽不僅可以通向道德，而且是道德存在的依據。
情是高度道德化的產物，對於詞體中情與性之間的關係，周永年在評價葛一龍的詞作時有一段很精彩的論述：吾友葛震甫，挾洞庭震澤之靈秀，以遊於人間，其所為詩，業已登峰造極，可謂境兼奧曠，致合騷雅。而當其推襟送抱，候月臨花，頌酒庚色，則往往以詩外之別傳，為詞中之妙趣。試取其《豔雪集》一再歌之，奇不傷骨，靡不傷氣，而追風人麗，沿波得奇，瀟灑婉奕之情，無不備寫。蓋舉樂府方俗之詞，《玉壺》工豔之語，《香奮》纖媚之調，一一寄之於詞。而得其詞者，知其深於詩；愛其詞者，並忘其工於詩也。要而論之，真至之情，必本於性；奇逸之情，必乘於才。
周永年認為《豔雪集》用“方俗之詞”“工豔之語”“纖媚之調”備寫“瀟灑婉變”之情，而這種“婉姿之情”即豔情或男女之情，是“必本於性”的“真至之情”，和同時期的詞學家一樣，周永年認為詞體的體性特徵即擅長抒情，言情即體性。這就為詞體言情找到了合理存在的道德依據。為詞體言情體性辯護的還有陳蜒：詩之有餘，猶詩之有風也。雅則清店明堂，風則不廢村噎間巷，三百篇要以造性情而止，然則無情則性亦不見，子輿氏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是從來忠孝節義，只了當一情字耳。夫子刪詩，即今人選詩之祖。
其《風》首《關雄》也，必於竊究好述之句再四擊節，然後取為壓卷。至於未得而輾轉反側，既得而琴瑟鐘鼓，直是用情真率，可思則思，可樂則樂，文王絕不裝腔做樣，宮人因得從旁描畫，以故情為真情，而詩為真詩。餘嘗怪子既刪詩，其於風雨狂童之詠，存而不去，乃美目巧笑之什，獨削而不是今第令白頭學究、黃口書生，取巧笑美目之章，一再哦之，有不心口俱爽者，此必不情之輩，餘請不讀書，不說詩矣。
陳挺認為詞猶如《詩經》中的《風》，《詩經》是用來道性情的，情是性的表現形態，沒有情也就沒有性，情即是性，因此進而認為情“可以為善”，付忠孝節義，只了當一情宇耳”，沒有情就沒有忠義。陳挺認為孔子刪詩，把情感真摯的《關膛》放在《風》詩之首，對“風雨狂童之詠”這些真情之作保留而不刪除，聖人尚且如此，詩餘言情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更何況言情即為體性，只有懂得了惰，才懂得忠孝節義。陳挺把情和“忠孝節義”聯絡起來，為詞體言情找到了道德理論依據。
與陳蜒的論述方式相近似，沈際飛在強調情的道德價值的同時，更指出了詞體言情在文體樣式上的優越性，沈際飛在《草堂詩餘四集》曰：非體備也，情至也。情生文，文生情，何非文情？而以參差不齊之句，寫鬱勃難狀之情，則尤至也。伎瓊玉高寒，量移有地，花錮殘醉，釋褐自天，甚而桂子荷香，流播金人，動念投鞭，一時治忽因之。甚而遠方女子讀淮海詞，亦解臉炙，繼之以死，非針石芥袖之技，何由至是？雖其鎊樓脂粉，意專閨悔，安在乎好色而不淫？而我師尼氏刪國風，逮《仲子》《狡童》之作，則不忍抹去，曰：“人之情，至男女乃極。”未有不篤於男女之情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間反猶鍾吾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