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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劇烈轉型的時期，國際政治、國際秩序是我們每個人一生最大的約束條件”
施展丨外交學院教授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施展世界”，來源於“吳曉波頻道年中經濟論壇”演講實錄，標題系編者所加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路
一、分析國際秩序的五組要素
首先提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麼應該瞭解國際政治和國際秩序？
很多人會覺得國際政治、國際秩序離我們很遙遠。但實際上，國際政治、國際秩序是我們每個人一生都要面對的最大的約束條件。 比如說，大家都知道風口很重要，雷軍說，風口上的豬都可以飛得起來。但是這個風又是由什麼推動的？風到底往哪兒吹？豬往哪兒飛？風口的背後是有N層約束條件的，而其中最大的一層條件，便是國際政治、國際秩序。
舉個例子，二戰之後日本被美國佔領了，美國人認為三井、三菱等財閥是日本發動戰爭的重要驅動力，便把這些財閥全都解體，希望透過這種方式，將日本轉化成一個正常的國家。但是，在解體的過程當中，朝鮮戰爭爆發了，那些即將被解體的財閥，突然之間獲得了重生的機會，才有了之後的日本汽車席捲全世界。 日本汽車能夠席捲全世界是因為它的質量很好嗎？當然，它的質量的確不錯，但是如果它都沒有機會活下來，怎麼可能有後來的故事呢？所以，對日本企業來說，最大的風口無疑就是當時的國際政治、國際秩序。沒有朝鮮戰爭的話，一切都無從談起。
這個案例告訴我們：當社會處於劇烈轉型的時期，國際政治、國際秩序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直接影響企業和個人對自己的定位，對未來的判斷。
那麼，既然國際政治如此重要，究竟該怎麼去分析、判斷、把握它呢？這就是我今天要談的話題。 國際政治的分析是有很多具體的方法的，但是在我看來，最核心的是幾組要素的對比，接下來，咱們分別來解釋一下。
1、力量與人心
大家經常會看到一個說法，國際政治中，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這個說法沒錯，但究竟什麼才叫利益？ 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認為這個事兒往前推才是利益，有的人認為這個事兒往後拉才是利益。誰才是正確的？這取決於這個國家認為自己究竟是誰，自己想要什麼，它認為理想的、正當的秩序應該是什麼樣的。而對這一系列的問題的判斷，就構成了我所說的人心。
力量決定了你在國際政治當中博弈的能力，而人心決定了你在國際政治當中博弈的方向。你如何理解什麼才是“利益”，這跟利益本身無關，只跟你所抱持的觀念有關。 在分析國際政治的時候，我們既要看到有力量的這一面，又要看到有人心的這一面，兩者是無法相互替代的。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明確一下：力量的較量是利益之間的衝突，而人心的較量是觀念之間的衝突。在國際政治當中，兩種衝突都存在，二者有一點很大的區別是，利益衝突要的是錢，觀念衝突要的是命。
舉個例子，19世紀的普法戰爭，普魯士大軍一路殺到了巴黎城下，然後法國賠了一大筆錢，普魯士人就撤了。在當時這就是一個利益衝突，只要是利益衝突，用錢是可以解決問題的。只是賠多賠少，這咱們得砍價，但是用錢是可以解決問題的。
可是在二戰當中，戰爭後期德國曾經有人跟西方提出談判邀約，不想打了。但是對西方來說，和談是不可能的，必須不惜代價把納粹德國弄死，這事兒才算完——這就是觀念衝突。利益衝突要的是錢，而觀念衝突要的是命。
2、地緣與觀念
大家肯定注意到過一個說法，蘇聯在後期進行改革的時候，努力地去配合西方，願意按照西方的要求來改造自身，直到最後變成一個民主國家，才發現上當了，西方仍然排斥它。於是，今天俄國又重新開始跟西方較勁。
實際上這種說法裡面就混淆了一個東西，國際政治上的衝突，既包括地緣衝突，又包括觀念衝突，前述說法沒能把兩種衝突區分開。當年蘇聯跟西方之間，彼此之間當然是有觀念衝突的，雙方意識形態不同。前面說過，觀念衝突要的是命，但這並不代表等你死了之後，一切就結束了。蘇聯死了，俄羅斯站起來了，觀念衝突沒了，地緣衝突卻還在。俄羅斯所處的位置、所擁有的力量等等一系列情況，決定了它跟西方之間永遠存在著地緣衝突。沒有國家能夠選擇鄰居，無論俄國人怎麼表達他的善意，觀念變成什麼樣，波蘭人都難以真正信賴俄國人，因為兩者的力量差距太大，這就屬於地緣衝突。
但是這兩種衝突又有著一些重要的質的區別。地緣衝突是永恆的，但是可以交易；而觀念衝突是可變的，但卻是不可交易的。
仍然以德國為例，二戰當中的德國跟英美盟軍必須死一個才算完。但是等到二戰之後，德國的觀念改變了，那麼他們又變成非常好的盟友了。這就說明觀念衝突是可以改變的。
我們在觀察國際政治的時候，要分析清楚究竟我們所討論這些衝突，是地緣衝突還是觀念衝突，還是兩種兼備。這個東西你不做仔細的話，很可能就會導致誤判。
3、陸地與海洋
我們可以看國際關係史上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從18世紀以來，一直到二戰結束，英國一直是霸主。中間無數個起來挑戰它的國家，沒有一個能成功的。英國是海洋國家，所有的博弈過程，獲勝的始終是海洋國家，陸地國家沒有一個挑戰成功。
為什麼？原因在於，海洋國家在打造一套開放性的秩序，而陸地國家則是在打造一個封閉性的秩序。開放性的秩序讓你可以把對手之外的所有人全都拉過來做你的盟友，封閉性秩序則意味著當你自己的家當拼完，就全完了。
比如，拿破崙為了對抗英國，索性把整個歐洲大陸都打下來，組建一個封閉的市場，把英國完全排除出去。但結果是，英國反過來代表全世界封鎖了歐洲大陸。這不僅僅是因為英國有強大的海軍，更因為英國的財政基礎是海上貿易，它的戰爭跟它的貿易都從海上走，兩者的財政需求是同構的，因而戰爭成本較低。而對於法國來說，它的戰爭在陸地上，貿易卻嘗試從海上走，兩者不同構，導致戰爭成本高，時間長了就熬不下去了。
因此，區分海洋國家和陸地國家的關鍵，不在於你究竟是在海上還是在地上，而在於你追求的是一個開放的秩序，還是一個封閉的秩序。 如果你追求的是封閉秩序的話，那就只能建立起一個小市場。而建立開放體系的那個國家，將建立起一個大市場。大市場的效率要高於小市場，誰能主導那個大市場，誰就更有機會跑到最後。
再舉個例子，日本在二戰期間試圖把整個東亞打造成自己的專屬領地，建立一個封閉秩序。而到二戰後，它放棄了這個追求，投入到國際開放的秩序中，經濟影響力就有了巨大提升。參與的是封閉秩序還是開放秩序，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效率來說，是有巨大區別的。
4、政治與經濟
我們討論國際政治的時候，經常會停留在政治層面，但政治跟經濟其實是緊密捆綁的。 任何一個政策，不管對內還是對外，都要落實為一個財政方案。沒有財政方案支援的政策，根本是不可能走得通的。而財政方案來自於你的稅收，稅收則取決於本國的經濟能力。 問題是，本國經濟到底能發展成什麼樣，在“地理大發現”之後，根本不由本國說了算，而是取決於整個全球市場的波動。
舉一個遠一點例子，在明朝晚期，經濟曾經非常繁榮，歷史教科書上經常講，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很多人都在感嘆說，如果大清沒有入關，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仍然持續發展，後面的歷史就截然不同了。可是，為什麼經濟那麼繁榮，明朝晚期財政還會陷入困境呢，為什麼會軍餉不足以致走向末路呢？
因為明朝晚期的經濟繁榮並不僅僅是因為江南地區發展得好，更重要的原因是西班牙在美洲發現了一個巨大的銀礦。那個銀礦在短短几十年裡，開掘出來的白銀的數量超過了此前人類歷史上開掘出的所有白銀。數量巨大的白銀流向中國，購買絲綢、瓷器、茶葉等等，需求被迅速啟用，於是便有了明朝晚期的資本主義萌芽，經濟非常繁榮。可到了1618年的時候，歐洲大陸爆發三十年戰爭，一直打到1648年，西班牙人的白銀不再流向中國購買奢侈品，而是回到歐洲充作軍費。中國的貨幣供給突然不足，需求也急劇萎縮，經濟就陷入了衰敗，到了末期拿不出軍餉，大清就在1644年入關了。 綜觀整個過程，明朝的財政自由度並不是它自己就能控制的，而是受制於整個大的國際市場的波動。而世界市場怎麼波動，又跟其他國家的政治選擇有各種各樣的關聯，大家是互相影響的。
世界市場因此構成一個傳導機制，不同國家彼此之間的政治政策是有可能發生聯動關係的。而整個這個過程，你是沒有辦法僅僅就政治論政治，就經濟論經濟，所有東西都是連在一塊兒的。
5、大國與小國
在國際政治當中，大國跟小國的博弈地位以及博弈的邏輯是完全不一樣的。什麼叫大國？可以依靠力量來博弈的，這個是大國。而小國就只能靠規則博弈。
那問題來了，大國為什麼有時會不遵守規則呀？因為沒有人能強迫它遵守規則。什麼叫大國？在你違規的時候是否有人能強迫你。如果有人能強迫你必須守規則，那麼此時你就不是大國。就比如薩達姆當年覺得伊拉克是個大國了，打了科威特，結果馬上被收拾了，那麼伊拉克就根本不是大國。俄羅斯認為克里米亞是它的核心利益，於是就收復了克里米亞，而西方一通臭罵，但是根本沒有實質性的動作，說明沒人能強迫俄羅斯，它就是大國。
小國只能靠規則博弈，而規則的執行力則有賴於大國的配合，如果大國不願意配合，那規則本身就死了。多數時候，大國願意配合，那是為了讓更多的小國覺得它能主持公道，願意與它結盟，從而打造一個更大的開放性的市場體系。有了這個更大的開放性的市場體系，它再去跟別的大國博弈的時候，力量就會更足。但是大國一旦進入一些非常狀態，它完全可以甩開規則不理。 以上這幾組要素，結合到一起，就會讓我們對當今的國際政治、國際秩序有更深的理解。 比如，經常有些博流量的自媒體說，美國被什麼什麼事情嚇倒了，美國要崩潰了，我們都可以放到這幾組要素裡來分析一下。 美國是個大國，沒人能強迫它，它不會被嚇倒。如果你認為美國要崩潰了，是因為美國在轉向一個封閉性系統嗎？如果你認為美國不會崩潰，是因為它仍然會堅持一個開放性的系統嗎？怎麼去判斷它是堅持開放性的，還是打造一個封閉性的？判斷指標是什麼？ 同樣，中國也是個大國，也沒人能夠強迫中國。中美之間的摩擦、競爭甚至對抗，究竟是地緣層面的還是觀念層面的？雙方各自力量的基礎是什麼？中國所能夠爭取的人心是什麼？
這些就是比較有技術含量的國際政治分析了，而不是那種國際八卦式的。如今，我們在網際網路上看到太多的分析都是國際八卦分析，對我們做一些關乎未來命運的重大抉擇沒有幫助，所以，我們需要理解這些要素。
在以上這些要素背後，還有一個重要變數——技術。 技術的進步，會重新定義一系列的東西。比如，在煉油技術發展起來之前，僅僅從國際經濟角度來說，不考慮宗教問題的話，中東價值不大，沙特是一個不值一提的小國。在煉油技術發展起來之後，中東突然變成一個至關重要的國際關節點，沙特也變成了舉足輕重的大國。同樣的道理，在網際網路技術發展起來之前，中國大概不會想到能夠發展得如此快速，能發展成今天這個樣子。技術的發展，重新定義了什麼是資源，什麼是力量，什麼是人心，什麼樣的叫大國，什麼樣的叫小國等等一系列東西。
當我們把所有的要素都考慮進去，再加上技術這個維度之後，再來審視中美關係、全球秩序，就可以獲得一些比網上國際八卦新聞式的分析更有價值的理解。
二、美國創新、中國製造、全球銷售
在可預見未來，也就是至少未來十幾年內，全球秩序將處在一種精神分裂的狀態：在經濟上，各國極度相互依賴，且這種依賴不會因為貿易、政治對抗而發生實質性的逆轉；但在政治上，又相互不信任，高度對抗。這種不信任在某種程度上恰好是跟經濟上相互依賴有關聯。 今天中美之間的經濟關係，大體上可以用一個“三段論”來概括：美國創新、中國生產、全球銷售。
先說美國創新和中國生產之間的關係，我有朋友在矽谷那邊做投資，他們判斷一個專案值不值得投資有很多標準，但其中有一條是看這個專案在深圳有沒有辦公室。如果沒有的話，就很難讓人相信這個產品有機會、有能力大規模地量產。也就是說，對於美國矽谷那些新技術、新產品而言，它要想大規模落地量產，就必須得跟中國的大規模製造業相結合。 還有朋友跟我說，他有一些跟蹤了很久的專案，一直不想在中國這邊量產，於是到歐洲、日本等許多地方去尋找機會。找了很久，一直都沒有成功，兜兜轉轉若干年之後，被迫再一次來到中國，迅速地落地量產了，這些全都是案例。 為什麼美國有這樣到處去尋找合作者的需求？為什麼中國能夠滿足這個需求？我在今年初出版的一本新書《破繭》裡，仔細分析了這個過程。 美國之所以有這個需求，根源於上世紀80年代頒佈的鼓勵創新法案《拜杜法案》，這個法案的具體內容就不展開了，只是簡單說它的客觀效果：它使得美國企業對於創新效率的要求前所未有地高。
如果一家企業想確保創新效率，就必須得把生產環節、生產流程全都甩出去。如果自己來乾的話，整條生產線都是自己的成本，一旦創意改變，整條生產線都得調整，轉型的成本非常之高。為了確保自己的創新步伐不被生產線侷限，只好忍痛把生產線甩掉，讓別人給我幹，相當於把轉型風險全部甩出去，我這邊只負責創新。 而承接這個規模巨大的外包工作，需要在效率和彈性這兩方面都非常出色。效率不高，人家憑什麼把訂單給你？彈性不高，你就沒能力迅速轉型，上游的創意一變，你就活不下去了。 怎樣才能有彈性呢？就是不能太專業化，一旦特別專業化，一定會喪失彈性。可是不專業化，又沒有效率，那麼連訂單都拿不著，想死都沒有機會。 這兩個互相矛盾的要求本來是很難同時滿足的，但中國在市場發展過程當中逐漸演化出一種全新的經濟形態，適應了這個要求。 舉個例子，中國有個城市生產釣魚竿特別厲害，釣魚竿是伸縮的，分成好多節，那裡有很多廠家，每一個廠家只生產其中一節，同時所有這些廠家都有自己的品牌，在淘寶上開店賣。誰拿到訂單了，便去找其他廠家買回另外幾節，組裝到一起交貨。其他廠家拿到訂單了，也同樣是如此。每個廠家都非常專業，效率很高，它們之間的配套關係可以不斷地動態重組，形成一個龐大的網路，從而確保了生產的彈性。
中國有太多的領域都是以分工如此之深的方式，形成供應鏈網路。透過這種供應鏈網路的方式，中國同時實現了效率和彈性，從而具備了承接大規模外包的能力。
而供應鏈網路一旦發展起來之後，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變數就是供應鏈網路的規模。網路的規模越大，意味著裡面單個的小企業分工越細、越專門化、效率越高。同時網路規模越大，意味著網路當中可以互為配套關係的企業、互為配套組合的可能性也越多，整個網路彈性越好。 一旦網路規模突破了某個臨界值之後，它就會帶來一個實質性的變化，整個生產流程當中，綜合成本控制能力的關鍵已經不再是對於勞動和土地的價格控制了。對於單個企業而言，勞動、土地的價格仍然很重要，但對於整個大的網路系統、對於這個生態而言，勞動、土地價格佔比在綜合成本當中大幅下降，而供應鏈網路的運轉效率，我稱之為廣義的交易成本，它的成本佔比大幅上升，從而使得單個企業如果脫離開供應鏈網路，運營成本會急劇上升。
雖然你脫離開這個網路可以找到更便宜的勞動和土地，但綜合成本當中更大的比例是由整個供應鏈網路運營效率、運轉效率決定的，你如果脫離開這個網路，看上去勞動和土地的價格便宜了，實際上最後成本變得更高了。當然，這裡所說的是就供應鏈網路的整體生態而言，絲毫不排除在具體企業的個案中，還是轉移出去會更合適一些；整體生態難以轉移，和具體個案可能會轉移，兩者並不衝突。
所有這些都導致了，在21世紀之後，全球大量中低端製造業都在向中國集聚，哪怕我們勞動、土地價格不斷上漲，已經不再有優勢了。但就大的生產生態系統而言，中國的優勢仍然無可撼動。
三、越南無法成為“世界工廠”
這裡迴應一個問題，在2018年時，中美貿易摩擦開始，很多人都在擔憂中國的製造業會大量外遷，尤其是外遷到越南。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就會被越南取代。我在2019年到越南做了比較深入、細緻的調研，調研的結果是：
往越南所謂的製造業轉移，本質上來說根本不是轉移，而是中國供應鏈的溢位。
比如，2019年10月2號有一條新聞，說三星手機工廠關閉了在中國大陸最後一家手機工廠，遷到越南去了。我看到這條新聞，第一反應就是要問一句：到底是什麼遷走了？
之所以會有這個問題，原因在於，隨著供應鏈網路的發展，生產過程中的企業組織形態也發生了深刻變化。
在過去，生產一件複雜的產品可能需要100道工序，其中70道工序都是在一個工廠裡完成的，只不過分佈在工廠裡的70個車間。這個工廠遷走了，就等於70個車間全走了，那確實值得擔憂。但是，在供應鏈網路模式出現之後，這70個車間全都獨立出來了，獨立成了70個企業。那麼，在企業遷走的時候，就必須得問是獨立出來70個工廠全都遷走了，還是僅僅是當中的某一些遷走了。 回到三星遷走手機工廠這條新聞，問題就是：到底是什麼遷走了？
在越南調研期間，我在三星手機工廠門口看到有大量的集裝箱卡車，每天下午過來卸下大量的手機配件。而這些手機配件都是前一天下午在廣東的珠三角裝車，第二天一早到了廣西憑祥的中越邊境口岸，通關後才到了越南北寧省三星工廠卸貨組裝，變成手機賣出去。 從珠三角運過來的這些貨，貨值大概有多少呢？我去到憑祥的中越邊界口岸調研了當地物流商。其中一家物流商，是給三星配套運手機螢幕上玻璃的，僅僅是玻璃本身，不包括下面的液晶屏，而且它服務的那家供應商也不過是一箇中等偏上規模的供應商。這家物流商每年運過去的相關貨值都是價值幾億美元，而且其老闆明確告訴我，在珠三角運到越南所有貨品當中，他們家所佔的比例非常之小。也就是說，從珠三角每年運到越南的這些手機配件，大概得有幾百億美元。
這種現象說明，70個工廠裡可能也就最後一兩道組裝環節的工廠遷到了越南，前面大量環節工廠仍然還在中國。但因為最後組裝環節那幾個工廠的產品是終端產品，to C的，它的產品品牌為我們所熟知，所以新聞出來我們會格外關注。而前面那些環節工廠都是中間產品，中間產品是to B的，除非你是行業裡的人，否則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們的品牌。
終端產品是要出口到美國的，它會直接面對美國關稅的衝擊，所以它遷到越南，這是合理的。可是前端的那些中間產品，本來就是賣給三星終端工廠的，過去可能是從武漢賣到惠州，在惠州組裝；現在三星手機工廠遷到越南，那就從武漢賣到越南，犯不著連工廠也跟著遷到越南。 也就是說，終端產品是有動力遷走的，中間產品沒有動力遷走。這種背景下，我們看到這種所謂製造業轉移，不過是中國供應鏈的溢位而已，供應鏈主體中心仍然在中國，而且半徑還擴大了，這就意味著供應鏈同時滿足效率和彈性的能力又變得更強了，想往別的地方轉就更難了。
有人就會質疑，越南現在從你這兒的供應鏈網路中採購元器件，完成組裝，你說它對你仍然有很強依賴，它自己獨立發展不起來。可是30年前，中國不也是這樣嗎？你怎麼就認為20年後越南不會發展成今天中國、取代中國呢？這個事我仍然給出結論是：它達不到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