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心智（social mind）指心智的社會維度，即處理和運用他人資訊的能力。在過去的三十年間，經典的社會心智理論將社會心智看作個體（基於理論或模擬）對他人的心智狀態進行預測和解釋的過程。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
經典的社會心智理論忽略了心智間動態互動的特徵，導致社會心智所依賴的預測能力並未得到真正說明
。（cf。 Gallagher；Zahavi）近年來，隨著預測心智理論的興起，一種凸顯社會心智動態互動特徵的
預測社會心智觀
（predictive social mind，PSM）吸引了研究者的極大關注。
PSM是將基於貝葉斯大腦的預測心智模型推廣到社會心智領域的成果。它主張，
社會心智就是兩個貝葉斯大腦之間積極地進行雙向預測的過程
。PSM很好地刻畫了社會心智互惠性的特徵，為關於他人接下來“會做什麼”的預測（prediction）過程提供了堅實的自然主義說明。本文將論證，
儘管PSM很好地展現了社會心智的描述性維度，卻忽略了社會心智的規範性維度
，即對他人“應該做什麼”的預期（anticipation）過程。描述性預測是基於已有的經驗和當下知覺輸入，對他人接下來的行動機率進行推測的心智過程。規範性預期是基於社會規範，對他人在特定的情境中應該如何行動進行規定的心智過程。只有將規範性維度納入PSM，社會心智才能得到完整說明；由“為我”的個體聚集起來的群體所表現出來的“為我們”的行動力，才能夠得到真正理解。
貝葉斯大腦的推斷機制
預測的心智模型（predictive mind model，PMM）是為了解決知覺的“神秘性問題”而提出的，即僅依靠感官輸入，大腦如何感知外部世界。PMM的理論框架可以追溯到19世紀物理學家亥姆霍茲（H。 von Helmholtz）提出的“無意識推理”概念以及20世紀50年代控制論中的“預測加工”思想。20世紀90年代，以弗利斯頓（K。 Friston）和弗里斯（C。 Frith）為代表的神經科學家吸收了亥姆霍茲的思想，並結合貝葉斯推理（Bayesian inference）的統計學方法以及神經科學、腦科學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透過大腦層級預測機制來解釋知覺和運動過程的PMM框架。近年來，這種研究進路得到了哲學家克拉克（A。 Clark）、侯宜（J。 Hohwy）和韋策爾（T。 Wentzer）等的推廣。
- Mansee Dineshan -
PMM的基本觀點為：
大腦是一個基於機率的推理系統，利用已有的知覺結構推斷出當下知覺的原因
。儘管獲得的感官資訊是混亂、不清晰的，並且引發這些資訊的因素也是不確定的，但是大腦透過不同層級間神經環路的彼此刺激，自上而下地建構起我們的知覺經驗，並推測出將已有經驗應用到當下情景中去的機率。
在神經層面，大腦所要作的就是根據內部的層級生成模型對“自身神經經濟系統
（neural economy）
接
下來的狀態進行預測”
（Clark， 2013， p。183）。每一個大腦層級，首先對知覺訊號的遠端起因形成一個基於先驗機率的貝葉斯預測，而後持續地將已有的預測結果與實際的感官輸入進行比較。根據貝葉斯模型，當大腦所作的預測與輸入的感官資訊基本一致的時候，預測結果就是正確的；當兩者出現不一致的時候，預測誤差就產生了。這個時候，較低層級的神經環路會將誤差提示傳入較高層級的神經環路。較高層級的環路透過對接收到的機率性表徵進行自動調節（即快速的知覺推理）來調整預測誤差並最終形成最佳預測結果。
這種雙向層級結構的優勢在於，大腦能夠根據當下的最佳模型以及先驗信念進行迭代預測。當大腦接收到的感官輸入是一個複雜的層級因果結構時，就會對自上而下的層級結構進行反轉，將那些複雜的情境性資訊傳入較高層級的神經網路。因此，從本質上說，PMM的核心不是大腦對感官證據的直接接收，而是大腦對知覺和行動的預測和神經建構。
舉個例子說，當你閉上眼睛想象一個紅色蘋果的時候，你能夠毫不費力地想象出它的樣子。你視覺皮質的神經元能夠模擬出一個圓形的、紅色的模糊蘋果形象。假設你現在正在超市，處於啟用狀態的神經元（根據你在特定情境中的已有經驗）預測到你將會在水果售賣區看到一個紅色的蘋果，而不是一個紅色的彈力球或小丑的紅鼻子。一旦你看到真實蘋果（即實際的視網膜輸入和預測結果相符）的時候，該視覺輸入無須處理就能按照預測結果啟用視覺皮質的神經元，並將知覺物件解釋為一個紅色的蘋果。這種積極而高效的預測過程就是大腦感知並理解世界的方式，我們所感受到的經驗是大腦已經完成了的預測。在此意義上，
大腦感知的物件不再是世界，而是關於世界的大腦模型
。
PMM不僅能夠對感官資訊進行解釋，而且還能夠啟動個體的身體行動，如伸手去拿蘋果或逃離一條蛇。個體所採取的行動以降低關於運動意圖的預測和當前實際狀態之間的差距為目的。正如弗利斯頓所說，
行動者透過“在世界中採取行動以改變知覺輸入或者透過改變內部狀態以調整識別密度”
（Friston， p。129）
兩種方式來減少預測誤差
。由此，知覺作為調整預測結果的引數，與行動作為改變預測物件（即感官輸入）的手段，在PMM這個融貫的框架中實現了統一。我們關於世界的“意識經驗就是關於接下來的感官輸入或行動的預測”（Clark， 2016， p。168）。
- Edward J。 Iglesias C。 -
不同於以往的預測理論，PMM集成了神經機制與計算模型，強調大腦自上而下的預測和推理過程在知覺生成中的普遍作用。以往的預測模型主要用於對個體行為（如運動控制）的解釋，而PMM旨在為個體感知、理解世界的方式提供一個統一的生成性框架。換言之，預測是大腦的主要工作方式。
除此之外，
PMM還賦予了行動以具身性、情境性的特徵
。（cf。 Teufel & Fletcher， pp。233-235）PMM作為整體生物機制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制於當下的情境。透過積極推理的方式，PMM將那些與情境相關的資訊作為對神經資訊處理過程的補充納入自身，持續地調節和修正已有的模型以產生能夠有效控制行動的資訊；並且，這種動力協調的過程存在於整個系統之中。
我們可以將PMM理解為拉卡託斯（Imre Lakatos）意義上的研究綱領，因為它有兩個不容反駁的“硬核”構成了其理論的基礎：（1）
錯誤預測最小化
。對於一個系統而言，要儘可能地避免“驚奇”（surprise）的輸入，將預測誤差降至最低以維護其自身穩定性。（2）
積極推理
（active inference）。當預測誤差產生的時候，系統或者透過調整已有的模型（如知覺推理），或者在世界中採取有效的行動（積極推理）來減少誤差。“錯誤預測最小化”原則是生物系統所有適應性行為最核心的解釋和驅動因素；而積極推理使得PMM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然化認知研究綱領，為個體的認知過程提供了機制上的說明。
描述性的預測
作為一個自然化的認知研究綱領，PMM將大腦看作一個預測性的推理機；並且，只有當大腦與身體及其所處環境處於結構性耦合狀態的時候，才能更好地進行預測。這種結構性的耦合不僅包含了大腦與物質環境之間的耦合，還包含了與社會環境之間的耦合。這就需要我們“不僅從神經生物學的層面與認知的層面，更要從社會的層面對大腦進行概念化”（Franks， p。39）。這種大腦的社會性特徵不僅令PMM能夠解釋我們是如何感知世界並在世界中採取行動的，同時也為PMM推廣到社會認知領域提供了可能。
PSM是將PMM推廣到社會認知中的成果。這一推廣的必要性在於，我們缺乏直接進入他人心智狀態的通道，就如同大腦無法直接接觸世界中生動的事物。這一推廣的合法性在於，“我理解你的行動的標準應當與理解一般意義上的行動和知覺的標準一致：即，預測錯誤最小化標準”（Friston & Frith， 2015a， p。130）。換言之，
不管是個體對客觀世界中物理物件的感知還是對社會情境中他人的感知，都最終服務於最根本、最原始的生物價值的實現——最佳化大腦對世界狀態的預測以維持自身系統的穩定性
。即便是像阿米巴蟲這樣的單細胞生物，儘管不具備反思能力，卻同樣能夠透過對外部環境中的刺激形成不同的趨避反應，以維持系統基本的完整性和穩定性。這種生物價值是大腦演化和發育的指南，它“精巧地蘊含於社會情緒和複雜的推理之中。生物價值自然地引導和渲染著發生在我們富有心智和意識的大腦中的一切”（Damasio， p。26）。
因此，
同PMM一樣，PSM因生物價值而生。為了將預測誤差降至最低，個體自發地衍生出社會交往行為
。大腦利用已有的知覺結構來預測當下知覺的原因，並以同樣的方式對他人的心智狀態進行機率性的預測。看到一位父親因為痛失愛子而黯然落淚的時候，我預測到他內心巨大的悲痛。當我的預測結果與關於他人的資訊一致的時候，我就理解了他人的心智狀態；反之，我就誤解了他人的心智狀態。這時候，我需要透過調整已有的模型來最佳化自己的預測，就像一個科學家透過相反證據來調整他的假設一樣。
然而，與PMM不同，
PSM感知的物件並非客觀世界中的物理物件，而是社會情境中的他人——與我有著“高度相似生成性模型”的個體
。（cf。 Friston & Frith， 2015b， p。401）從神經資訊處理的角度說，我與他人之間高度相似但又存在差異的推斷圖式構成了社會心智慧力的根基。
我將“自身行動背後的層級預測模型遷移到他人身上以理解他人行動的意圖”
（Clark， 2016， p。139），反之亦然。由此，PSM主張，社會心智就是我與他人——兩個在個體形態上相似但又存在差異的推理圖式持續進行雙向預測的過程。簡而言之，在我預測他人的同時，他人也在預測著我。
這意味著，PSM具有典型的“互惠性”特徵。迴圈往復的雙向預測過程在大腦間建立起資訊交流的通道，從而使個體的預測模型能夠根據當下的感官證據及時對基於先驗社會交往經驗而產生的預測結果進行計算更新，並更好地與他人進行互動。“感官證據可以是我聽到的言語，從這些言語中我推斷出你試圖傳達的觀點。我不僅能夠透過預測你可能還會說什麼別的來檢驗我的推斷，而且還可以透過自己說些什麼，然後預測你會如何迴應。同時，你將會把相同的策略用於我所說的。
當我們之間的預測誤差變得足夠小時，大概就達成了對彼此的理解
。”（Frith & Wentzer， p。658）換言之，當兩個大腦的預測模型在形式上達到廣義的同步（generalized synchronization），即兩個預測系統透過相互調節而達到某種一致性的時候，相互理解就是必然會產生和湧現的結果。
不過，不同於掛在牆上的兩個同向搖擺的鐘擺或者一群以同樣頻率發光的螢火蟲，我和他人之間的“廣義同步”並不是一個系統機械地隨著另一個系統的變化而變化的過程，而是
透過將表徵的加工結構與來自他人的統計資料聯結起來，持續地對已有的預測結果進行調整使之與他人的狀態相耦合的過程
。當他人的狀態發生改變的時候，必然導致我的資訊狀態發生共變。例如，當我看到他人臉上的憤怒表情時，被啟用的不僅有大腦中的面部識別區和腹側通道，同時還有與身體的運動系統密切相關的背側視覺通道。因此，在對他人的情緒進行面部識別時，我不僅對這個面部影象進行感知並在機率上將其識別為“憤怒”的客觀特徵，而且會積極地（儘管往往是無意識地）對這一情緒作出迴應，如感到害怕或者採取逃跑行動等。
- Liza Burlutskaya -
由此看來，作為一種凸顯個體大腦神經生物動力的理論模型，PSM將社會心智視為個體間的大腦持續進行雙向預測的過程。在描述性維度上，PSM透過將社會心智的內容和過程“客觀化”為外部物件的狀態，表徵了世界中的他人是什麼樣的。預測結果的對錯取決於它們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表徵了他人的心智狀態。
規範性的預期
PSM將社會心智看作兩個貝葉斯大腦之間進行持續雙向預測的過程，很好地說明了社會心智描述性維度的神經機制。但是，社會心智是個複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大腦的預測機制不僅會對他人接下來“會做什麼”（will do）進行描述性預測，而且還會對他人“應該做什麼”（ought to do）進行規範性預期。描述性預測是基於當下的感官證據，對將來會發生什麼進行機率性推斷。與之相對，規範性預期是基於行動者的理由和行動規範，對他人應該做什麼進行規定（prescribe）。這些理由和規範規定了在當下情景中，他人應該具有何種信念和慾望，這些信念和慾望應當如何保持一致和融貫，以及他人採取何種行動才是符合特定規範的。
我們認為他人應當保持信念和慾望的一致性，是因為我們將他人看作理性的行動者。正如丹尼特（D。 Dennett）指出：“只有在全人層次（personal level），我們才能運用需求、慾望、意圖、信念這樣的術語對環境中的行動者進行解釋。”（Dennett， p。164）全人層次的解釋就是將他人看作一個能夠根據自身的信念和判斷作出行動選擇的行動者；我們據此形成關於他人行動的預期。例如我歸與你“勇敢”的性格特徵，那麼我不但用“勇敢”來解釋你過去的行為，更重要的是，我會內隱地告訴自己，你作為一個勇敢的人應該表現出勇敢的樣子，比如做錯了事會承認錯誤、面對歹徒不退縮等。
與全人層次不同，亞人層次（sub-personal level）的解釋訴諸發生在腦和神經系統中的事件與過程。
PSM訴諸PMM，將互動看作大腦對知覺的遠端起因進行預測的過程，屬於亞人層次的解釋
。這種解釋儘管對描述性預測來說是充分的，但對於規範性預期來說卻是不充分的。
僅僅基於神經機制工作模式的描述，無法解釋我們為何能將他人看作一個能夠根據自身的信念和判斷作出行動選擇的行動者。來自認知科學的證據表明，PMM很可能也參與了規範性預期的過程，作為神經機制而發揮著奠基（grounding）作用。（cf。 Zawidzki， pp。56-60）但是“如果我們忽略了全人層次，那麼我們就在真正意義上忽略了（個人心智狀態的）核心內容”（Dennett， p。95）。總之，只有訴諸全人層次的解釋，社會心智中的規範性維度才能得到完整說明。
除了解釋層次上的不同，描述性預測和規範性預期還有一個重要區別：它們之間的區別就像安斯康姆（E。 Anscombe）所說的思辨知識（speculative knowledge）與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的區別一樣。根據安斯康姆的著名區分，思辨知識是“從所知物件得來”的知識，實踐知識是“它所理解的物件所產生”的知識。（cf。 Anscombe， p。87）當思辨知識判斷與實際所是有出入時，錯誤在判斷。當實踐知識判斷與實際發生有出入時，“錯誤不在判斷，而在執行（performance）”（Anscombe， p。17）。假設兩個人初次見面，其中一人伸出手，他會預期另一人也伸出手。他這樣的預期不是對對方的身體姿勢進行預測的結果，而是社會規範所要求的結果。假如對方不伸出手，那就是失禮。這個時候，錯在預期的物件，而不在預期者。在描述性預測的情形中，假如預測者的預測不準確，錯不在對預測的物件而在預測者本人。
- Xuan Loc Xuan -
同描述性預測一樣，規範性預期也因生物價值而生。
個體為了最大程度地實現自身的生物價值，需要透過與他人聯結的方式來彌補個體自然本能的不足
。人類總是在群體中與他人一起養育後代、進行勞作、抵禦危險等。而個體要在群體中生活，必須自覺地運用規範約束自身行動、調節自身與他人的交往行為，才能為群體所接受。這種基於社會規範而確立的群體合作模式在進化論上具有積極意義。（cf。 Tomasello）
社會規範指的是那些為群體共同接受並引導日常社會行動的明確或默會的規則。康德認為，沒有規範就沒有理性。維特根斯坦強調，我們的行動總是受到規範的嚴格限定和約束，就像受到了“魔法引導”。（參見維特根斯坦，第94頁）在《哲學研究》中，維特根斯坦進一步將“以為自己遵循規範”和“事實上遵循規範”區分開來。（同上，第86-96頁）其中的兩個要點在於：其一，我們不可能“私下地”獨自遵守一種規範，而必須以群體對規範的認同為前提。換言之，規範的有效性取決於它在群體中的有效性。如果一個個體的行動無法受到其他人的判斷，那麼他就無法確切地知道自己是否實際上遵守了這個規範。如果這個個體在群體面前成功地為自己遵守該規範的行為進行了辯護，那麼這個規範就是適用於群體的有效規範。其二，規範的意義在於個體按照規範而行動。規範和遵守規範的行動之間具有完全的一致性。規範內在地確定了哪些行動與特定的規範相符，而哪些行動又與特定的規範相背離。
按照維特根斯坦的觀點，當群體對規範達成一致的認識之後，彼此按照規範作出相應的一致行動應當是不言自明的，沒有任何懷疑的餘地。因此，從邏輯構成上說，規範中包含著一個“如果”從句，對其運用條件的典型情境作出了明確說明。這種邏輯的強制性蘊含著群體對規範內容的認同，以及個體按照規範而行動，並由此對我們關於他人“應該做什麼”或“如何做”的預期提供了擔保。不過，規範如何能夠作為我們對他人預期的依據，這個問題維特根斯坦沒有回答。
麥克吉爾（V。 McGeer）和安德魯斯（K。 Andrews）等人關於規範“調整性”（regulative）特徵的討論，是回答這個問題很好的切入點。麥克吉爾提出，
當我們將一種信念歸與他人的時候，實際上就是對他人“應該做什麼”作出了預期
。她寫道：“儘管我們可能會根據經驗，形成他人在特定情境中可能會做什麼的判斷，但同時我們極大地受到由規範引導的關於他人應該做什麼之判斷的影響，即，在此情境中，他人如何做才合乎常理。”（McGeer， 2007， p。141）麥克吉爾將規範看作一般化了的行動期待，並將社會心智慧力落腳在“我與他人”對稱性的預期關係之中。
例如，在過馬路的時候，如果看到紅燈亮了，我會自然而然地在斑馬線前停下。我這麼做，是因為我相信“紅燈停、綠燈行”的交通規則在絕大多數情形中是有效的。同時，我也相信大多數人也同我一樣遵守這條規則。並且，如果我選擇了遵守或違反這條規則，便會得到相應的獎勵（安全出行）或懲罰（遭遇車禍）。這種預期並非是要對一個特定的事件或一種狀態進行經驗性的描述，而是
以他人應該會依照規範性的行動準則來採取行動的預設（或要求）為前提，將他人的行動放置在“理由以及對他人所說的話進行辯護的邏輯空間中”
（Sellars， p。169）。
- Yuji Takahashi -
因此，
預期首先是一個在互動情境中賦予（或重構）他人的行動以意義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社會規範的結構發揮了康德式的“範導性”作用，對自身和他人的行動提出了某種規範性的要求和義務。他人的行動因為符合社會規範才能夠為我們所接受和理解，反之亦然。在特定的情境中，有一些行為是可被接受的，而有一些行為則是不可被接受的。例如，在超市購物的時候，使用購物車或購物籃採購物品是可被接受的，閒逛而不購買商品是可被接受的，但是在超市內喧譁打鬧或者毀壞購物架上的商品則是不可被接受的。儘管我無法對他人在超市內的具體行動進行精準預測，如，是使用購物車還是購物籃來購物或者購買哪幾樣商品（除非他人向我提供更多更具體的資訊），然而，我卻能夠依據特定的規範，對他人有限的行動範疇進行預期。這樣，社會規範和他人的行動就在我的預期中建立了與我的內在聯絡，架起了一座橋樑，超越了我與他人之間的鴻溝。社會規範作為社會心智過程中穩定的結構性證據，降低了自身以及他人行動的不確定性，幫助我們以低耗能、高效的方式進行預期。
其次，
預期還是一個對自我和他人的行動不斷進行調整的過程
。從某種意義上說，學習下象棋的過程就是一個按照象棋規則來不斷訓練並塑造自己的思維和行動的過程。類似地，在社會情境中，我們根據規範來調整自身的思維和行動方式。麥克吉爾區分了三類具有不同調整性功能的規範：（1）證據性規範，即基於這些或那些證據（直接經驗、他人證詞等）應該相信什麼；（2）評價性規範，即作為具有一系列需求（並且這些需求可能會不斷髮生變化）的個體應該具有什麼樣的慾望；（3）執行性規範，即按照一個人的信念和慾望應該如何作出恰當的選擇和行動。（cf。 McGeer， 2015， p。263）這些規範決定了我們將要得到的東西，決定了我們從他人的生活方式中得到什麼樣的技能，也決定了我們與他人進行互動的方式。
與此同時，
我們依據這些不同的規範對他人的思維和行動進行預期
。我們預期到在這樣的情形中，他人應該會形成這樣的信念，以及基於這樣的信念，他人應該會採取這樣的行動。如果他人按照規範行動，那麼我們的預期就被滿足了；如果他人沒有采取相應的行動，那麼我們的預期就沒有被滿足。這個時候，對他人的預期喚醒了我們作為負責任的個體的自發活動意識。這種“未被實現或滿足”不是由預測機制的失敗導致的結果，而是個體間進一步進行互動協調的理由。因此，我們要做的不是調整自身原有的預期，而是透過指責、申辯、說理或懲戒等“修復”手段促使他人調整自身行動以符合規範性的標準。如果看到朋友開車闖紅燈，我可能會問她為什麼要闖紅燈，或者告誡她遵守交通規則，或者警示她可能產生的糟糕後果等。在此意義上，預期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規範性的。
這種按照不同規範與他人進行相互調節、彼此規範的過程從我們出生之時就存在。維特根斯坦強調，一種社會規範無法先天地被我們知道。就好像一個人不可能生來就是一個象棋高手，對社會規範的理解和應用同樣需要一個反覆舉例、示範和訓練的習得過程。新生嬰兒把頭埋進母親的胸口，母親將嬰兒攬入懷中開始哺乳。這種包括眼神、表情和言語互動在內的母嬰動力學是社會心智慧力發展的起點和重要基石。（cf。 Andrews， p。54）在正常情形中，嬰兒能夠預期到母親將會如何對她的哭泣和喃喃聲進行迴應。慢慢地，嬰兒形成了關於母親“應該會如何迴應”的穩定預期，並由此驅動了更深層次的母嬰互動。發展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一旦這種預期被破壞或阻斷——母親沒有作出應該作出的迴應，不但會導致嬰兒因為預期未被滿足而產生失望或生氣的情緒，還會喚起嬰兒的存在危機感或導致非正常的社會認知能力的發育。（cf。 Tronick， Adamson & Brazelton）
隨著社會交往範圍的擴大，兒童與周圍更多的人建立了聯絡。一方面，兒童形成了對某個特定的人以及（在此類情形中）她應當如何行動的一般化預期。即使在遇到陌生人的時候，兒童也能夠運用這種一般化的行動預期來理解他人的個性特徵、典型行為、信念、慾望、選擇以及社會角色等。安德魯斯認為，這種對他人行動的預期“並不是明述的，也不是基於對規則或者“應該”概念的命題性理解，而是對某類人應該以某種方式來做某事的一種知覺”（Andrews， p。55）。另一方面，兒童透過模仿和訓練，學習如何做才是符合規範的。這種依據規範的社會化過程，引導了個體神經網路的結構化，令有意識的規範習得過程逐漸轉化為無意識的規範性行動，一旦掌握了它們，便會如此這般地行動。
- Magha Jain -
現在，我們清晰地意識到，
描述性預測不同於規範性預期。前者指向基於神經系統內腦和事件過程的亞人層次，後者指向基於社會規範對他人的行動進行規定的全人層次
。更具體地說，兩者在以下幾個方面存在著重要區別：首先，預測過程關注他人接下來可能會做什麼，而預期過程關注他人接下來應該做什麼；其次，預測過程根據關於他人的知覺輸入形成推斷，而預期過程主要依據個體所理解的他人進行推理；再者，當誤差發生的時候，預測過程透過調整已有的知覺模型對預測結果進行更新，而預期過程則透過調整性的策略對他人施加規範性的壓力，促使他人採取符合社會規範的行動；最後，預測過程將關於他人的知識客觀化為外部物件的狀態（其核心在於表徵），而預期過程則首先將他人看作具有理效能力的行動者（其核心在於賦予他人的行動以規範性意義）。
雙重維度的PSM以及“我們-模式”
PSM關注他人接下來“會做什麼”的預測過程，並由此強調了社會心智的描述性維度，卻未能對社會心智的規範性維度作出充分說明。就好像2個氫原子和1個氧原子透過相互作用構成了水分子，當我們從系統角度去觀察的時候，看到的是無色、無味、透明的水的屬性；當我們從內部結構去解析的時候，看到的則是氫原子和氧原子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而捕捉不到水分子所具有的整體屬性。同樣地，僅從描述性的視角來看待社會心智，容易導致唯我論並弱化個體間的協調與合作過程以及群體的規範性功能，無法解釋社會中的個體為什麼總是按照一定的社會規範來理解他人並與之互動，也無法解釋為什麼由“為我”的個體聚集起來的群體，能夠表現出“為我們”的規範性和行動力。因此，我們需要將上述規範性維度納入PSM中，使之更加豐滿、更具解釋力。當我們不僅從描述性維度，而且從規範性維度來建構PSM的時候，我們發現這種雙重維度的理論框架產生了好的理論後果——它能夠很好地對聯合行動及其複數形式的“我們-模式”（we-mode）進行闡釋。
在社會生活中，“我們”是重要的行動主體以及社會責任的承擔者。但是，在社會認知研究中“我們”卻是一個很麻煩的術語。麻煩的關鍵在於：
如何理解作為一個群體的“我們”所具有的主體性和行動力？
或者說“我們”到底是實在的行動主體，還是出於言說需要而虛構出來的稱謂？對於這個問題，目前有兩種頗有影響的說明：個體主義的還原論和群體主義的本體論。個體主義的還原論主張，作為群體的“我們”不能存在於個體的信念和行動之外，並沒有實在性；群體主義的本體論則爭辯說，“我們”擁有因果力和行動力，無法被還原到個體，應當具有獨立的本體論地位。這兩種進路都是有缺陷的。因為個體主義的進路無法說明為什麼“我們”能夠極大地影響個體的行動意圖；而群體主義的進路則無法說明離開了個體的意圖和行動力，“我們”還剩下什麼。這些研究的困境，導致了第一人稱複數形式的“我們”淪為社會認知研究中的神秘之物。
雙重維度的PSM能夠為我們提供一個考察“我們-模式”的全新視角。圖梅勒（R。 Tuomela）強調，“我們”行動以“我們-模式”的意向結構為基礎。他將
“我們-模式”
定義為：
多個(兩個及以上)個體以共同的目標為導向，透過承擔相應的角色來實現某種聯合行動或達至某種共享的心智狀態
。（cf。 Tuomela， p。332）這種共享的特徵並不意味著不同的個體具有同樣或相似的心智內容，也不意味著存在某種特殊的以“我們”為實體的心理表徵，而是表明了個體的心智狀態擁有一種附加特徵——個體所預期的行動同時也是其他個體所預期的，或者說個體與其他個體共同追求著同一個目標，並且個體具有將自身作為“我們”身份的一部分而與他人進行合作的意願。
例如，說“我們看到了北極光”，除了表明我和你對同一個物件進行了感知，還表明我因為你的在場而獲得了不同於我獨自一人作為觀察者的經驗，以及對我和你一起（“我們”）作為一個聯合的行動自治體的認同。從描述性角度說，“我們-模式”在結構上依附於個體的心智屬性而存在。它以“我”的大腦預測機制為神經生物學基礎，利用已有的知覺結構推斷出當下知覺的原因並據此在我與他人之間建立起資訊交流的通道，以達至某種形式上的一致性。從規範性角度說，“我們-模式”並非個體心智狀態或經驗的簡單加合或共同呈現，而是我與他人基於對行動目標及互動情境的基本理解，透過相互規範、彼此調整而湧現出來的結果。
當特定群體中的個體用“我們”來定義自身身份的時候，就將特定的群體觀念分配給了個體，對群體中的“我”具有由外向內的約束力和自上而下的權威性。儘管我無法像控制自身行動那樣來控制聯合行動，但是作為這個自治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我能夠對系統的動力學進行感知，並且在影響他人行動的同時把他人的變化帶回自身。在某些特定情形中，“我”甚至能夠捨棄或背離自身的利益而以有利於“我們”的方式來思維或採取行動。這意味著，當複數的“我”共同參與一個行動並遵循其中的規範、承擔其中相應義務的時候，就在社會功能上形成了一個不可還原的社會行動者——“我們”群體。
- Wut Htwe -
這種
由PSM導向的研究策略上的轉變，促成了對“我們-模式”的非還原論個體主義處理方式
。以“我們-模式”為基礎的聯合行動表現出了超越個體形態的、更高層次的自治性。作為一個開放的自治系統，它在不確定的環境中，積極地形成並維繫自我身份；與此同時，它還遵循著自身內部相對穩定的規則。這種自治性令“我們-模式”具有可識別的內部結構，並且在個體理解他人和世界的過程中發揮著特殊的作用。
由此，我們看到，只有當我們將規範性預期納入PSM以後，社會生活中的“我們-模式”才能得到真正理解。這種理解保留了“我們”作為社會屬性而非本體論屬性的不可還原性特徵，解決了個體主義還原論和群體主義本體論所不能解決的理論難題。
結語
傳統的知覺理論認為，知覺過程由外部刺激推動，大腦透過自下而上的表徵處理將簡單的感官輸入訊號轉變為複雜的知覺。PMM顛覆了這種觀點，認為知覺過程是由貝葉斯大腦進行自上而下推測的結果。該模型的核心不是大腦對感官證據的被動接收，而是大腦對知覺和行動的主動預測和神經建構。PMM不但在處理大腦與知覺的關係上導向了“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還是一個能夠將知覺、行動與環境統一在一起的融貫理論。在此基礎上，PSM進一步提出，社會心智同樣是貝葉斯大腦進行積極推斷的結果。只不過，當物件是一個擁有與我高度相似生成性模型的個體時，預測過程會呈現“互惠性”的特徵——當我預測他人的時候，他人也在預測著我。
作為一種凸顯大腦神經動力機制的理論模型，PSM主要從亞人層次刻畫了個體如何基於經驗對他人的行動進行機率性的預測，卻遺漏了社會心智在全人層次中的特徵。在全人層次中，社會心智不以對他人心智狀態和行動的預測為目標，而關注在特定的情境中，他人應該做什麼以及如何做才是可被理解的。這是因為社會中的個體不是一個絕對理性的推理機，而是基於特定限制的理性行動者。因此，只有將亞人層次的描述性預測和全人層次的規範性預期同時納入PSM，社會心智才能夠得到完整的說明。
參考文獻
［1］維特根斯坦，2016年：《哲學研究》，陳嘉映譯，商務印書館。
［2］Andrews，K。，2015，“The Folk Psychological Spiral：Explanation，Regulation，and Language”，in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53（S1）。
［3］Anscombe，G。E。M。，2000，Inten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Clark，A。，2013，“Whatever Next？Predictive Brains，Situated Agents，and the Future of Cognitive Science”，i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6（3）。
2016，Surfing Uncertain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Damasio，A。，2010，Self Comes to Mind：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 Brain，New York：Pantheon Books。
［6］Dennett，D。，1969，Content and Consciousness，London：Routledge。
［7］Franks，D。，2010，Neurosociology：The Nexus Between Neuroscience and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Springer。
［8］Freedman，J。，Sears，D。&Carlsmith，J。，1978，Social Psychology，London：Prentice-Hall。
［9］Friston，K。，2010，“The Free-energy Principle：A Unified Brain Theory？”，in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1（2）。
［10］Friston，K。&Frith，C。，2015a，“A Duet for One”，in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36（11）。
2015b，“Active Inference，Communication，and Hermeneutics”，in Cortex 68（7）。
［11］Frith，C。&Wentzer，T。S。，2013，“Neural Hermeneutics”，in B。Kaldis（ed。），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London：Sage。
［12］Gallagher，S。，2004，“Understanding Interpersonal Problems in Autism：Interaction Theory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ory of Mind”，in Philosophy，Psychiatry，and Psychology 11（3）。
［13］Hohwy，J。，2013，The Predictive Mi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McG eer，V。，2007，“The Regulative Dimension of Folk Psychology”，in D。Hutto&M。Ratcliffe（eds。），Folk Psychology Re-assessed，Dordrecht：Springer。
2015，“Mind-making Practices：The Social Infrastructure of Self-knowing Agency and Responsibility”，in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 18（2）。
［15］Sellars，W。，1997，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6］Teufel，C。&Fletcher，P。，2020，“Forms of Prediction in the Nervous System”，in Nature Reviews 21（4）。
［17］Tomasello，M。，2001，The Cultural Origins of Human Cogni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8］Tronick，E。，Adamson，L。，et al。，1978，“The Infants Response to Entrapment Between Contradictory Messages in Face-to-face Interaction”，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17（1）。
［19］Tuomela，R。，2005，“We-intentions Revisited”，in Philosophical Studies 125（3）．
［20］Zahavi，D。，2006，Subjectivity and Selfhood：Investigating the First-person Perspective，Cambridge，MA：The MIT Press。
［21］Zawidzki，T。，2013，Mindshaping：A New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Human Social Cognition，Cambridge，MA：The MIT Press。
作者：何靜|編輯：邊策
排版：Lynn|封面：Fran Pulido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哲學研究”，原刊於《哲學研究》2021年8期，原標題《社會心智：描述性預測與規範性預期》：
https：//mp。weixin。qq。com/s/g_6Y9kATv6H0BzzqmZb3F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