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盎和晁錯都是西漢名臣，兩人同一年出生，去世又僅相隔四年。在那個還沒有罷黜百家的時代，二人還都尊儒術，是文景時期朝堂上影響力最大的重臣之二。兩人的履歷很是重疊，太史公幹脆將兩人並列在《袁盎晁錯列傳》中。
然而上輩子估計就是冤家的兩人並不惺惺相惜，事實上兩人是一生的政敵。袁盎和晁錯幾乎從不會出現在同一場合裡，若袁盎在，晁錯就走，反之亦然，這事還成為朝野間的頂級八卦。袁盎後來被罷官，就是晁錯運作的，七國之亂爆發後，晁錯就想給袁盎安一頂謀逆的帽子。而晁錯的會死也離不開袁盎的推動，晁錯最後在大庭廣眾之下被腰斬以撫慰叛亂的藩王，像極了後世的袁崇煥。
袁盎無疑是這場二人之爭的最終勝利者，而且以名望和口碑而言，他也是表現更優的那一位。然而，黨爭的勝利者從來不一定就是忠臣或者社稷之臣。即使是間隔僅五十餘年的太史公，在一切雲霧消散後，也不敢對二人的忠奸蓋棺定論，只是各打五十大板了賬。袁盎曾對“社稷臣”的定義有過精彩的論述。
漢文帝剛即位時，對有擁立之功的丞相周勃尊崇有加。在朝會結束時，文帝經常親自送他離開。當時僅是中郎的袁盎看不過去，他找機會向文帝進諫。先問文帝，周丞相屬於什麼型別的臣子？文帝答道，周勃是大漢的社稷之臣。袁盎則不以為然，他回道，周勃只算是功臣，稱不上社稷之臣。社稷之臣應該與國君共進退，主在臣在，主亡臣亡。想當初呂后當政，荼害劉氏，周勃身為太尉，卻聽之任之。呂后死後，眾臣蜂擁而上，彼時周勃是軍隊主官，自然評他功勞最多。所以，周勃的地位是形勢使然，皇帝不需要對他另眼相看。
顯然，在袁盎的世界觀中，社稷之臣要忠君忠國，不畏奸佞，而且要表現出超出一般人的氣魄和能力。需要注意的是，這個定義不能以現在的眼光看，定然要結合時代背景。
現在就以這個定義為標準看看，袁盎和晁錯，誰更符合社稷之臣的定義。
忠君忠國
袁盎和晁錯的從政起點完全不同，袁盎出身並不好，乃父曾落草為寇；而晁錯出自書香世家，文學底蘊深厚。袁盎先是投到呂祿門下，成為呂黨的一員，後來走周勃的門路洗白了身份。晁錯以文才知名，以東宮屬吏為起點，逐步成為未來的景帝最信任的人。
在忠君這個問題上，二人明顯有著不同的理解。
袁盎敢於直面指出皇帝的錯誤，不會曲意逢迎。
前面就提到，文帝高看周勃，身受周勃恩惠的袁盎卻在皇帝面前貶低他。後來周勃被人狀告謀反，文帝打算問罪與他，可袁盎又出來反對，力辯周勃無罪。還有一次，文帝去霸陵山遊玩，袁盎隨行。下山的時候，文帝玩心大起，下令車伕加快趕馬，享受一下飛翔的感覺。袁盎立馬站出來反對，勸諫文帝是國君之軀，不能玩懸的，文帝只得作罷。袁盎最剛的一次是直接撅了景帝和竇太后，竇太后想立愛子梁王為皇太弟，還說動了景帝。可袁盎堅持嫡長子制，不但在朝議上直言反對，還找上竇太后劈頭蓋臉教育了人家一頓。袁盎之剛，世所罕見。當然這裡面的代價也很大，袁盎最後就是死在了梁王手上。
袁盎次次進諫都是在為國君著想，落下直臣的美譽。然而文帝明顯並不喜歡這樣“心向國君”的臣子，後來文帝找了個藉口把他打發到外地為官了。袁盎先是隴西都尉，後升遷到齊國當相國，後來可能覺得還是離得太近，文帝又派他到更遠的吳國為相。
晁錯的仕途要比袁盎單調得多，文帝時期出仕，後面幾乎都呆在東宮。他是儒法雙修，志在天下，琢磨的都是輔君治國之道。對於太子和皇帝的私事，遠沒有袁盎上心。晁錯在東宮任職期間，就御邊、削藩、興農都上了不少很有建設性的奏疏。除了參謀國策，晁錯的興趣都在治學上，在漢初的文學領域，他是僅次於賈誼的存在。擱到現在，晁錯就是一個心懷天下的文藝青年。
文帝對晁錯很是欣賞，但也止步於欣賞。他的策論很多都激進超前，缺乏可操作性。比如晁錯建議以“以蠻夷攻蠻夷”，即招納擅長騎射的胡人士兵，建設步騎協同的複合軍隊。想法不錯，可這需要以雄厚的國力為支撐，可此時的漢帝國還沒有漢武時的強盛氣象，難以施行。晁錯還主張儘快削藩，減少諸侯國的土地和人口。這自然也是於社稷有利，可過於輕視諸侯國的力量，強制削藩會帶來國家帶來難以預料的災難。
文帝覺得晁錯將來會是個能臣，但現在還不是。他尚需打磨，留給下一任皇帝正經不錯。所以，在文帝一朝，和到處奔波的袁盎完全相反，晁錯幾乎就在長安沒有動過窩。
袁盎關注細節，晁錯著眼天下，都可以說是忠君忠國。袁盎可能覺得晁錯好高騖遠，晁錯也會認為袁盎矯揉造作，或許這是他們彼此敵視的深層原因。
細細品味袁晁二人的作為，就會有一種感覺，袁盎更像先秦時期的家臣，而晁錯更像後世的儒臣。袁盎做事的著眼點始終是皇帝，忠的是君；而晁錯看重的是皇帝統治的天下，忠的是國。
不畏奸佞
袁盎在給周勃下定義時，提到了一點，周勃面對跋扈的呂氏，沒有為皇室挺身而出。這樣軟弱的見風使舵者，稱不上社稷之臣。在這方面，袁盎很有發言權。
袁盎喜歡懟上級，甚至連皇帝都可以懟，自然更不會怵那些權臣和佞臣。文帝身邊有一個叫趙同的宦官很得寵，他和袁盎不對付，經常在文帝面前說袁盎的壞話。這時的宦官雖然沒有後世的威勢，可作為皇帝的身邊人，能量也是不小。袁盎可沒想著怎麼去緩和關係，而是要在皇帝面前公開矛盾，逼文帝做出選擇。有一次文帝坐車出行，將趙同也帶在車上。袁盎借題發揮，立刻上前攔住車鸞說，和皇帝同坐一車的都是天下豪傑，雖說現在大漢沒什麼英雄，可也不至於跟一個“刀鋸餘人”坐在一起吧。所謂的刀鋸餘人，想必大家都懂啥意思。文帝當時也有些尷尬，哈哈一笑，命趙同下了車。
還有一個可以佐證袁盎不畏權勢的例子，當時文帝寵愛慎夫人，有一次帶著她和竇皇后出行。負責安排座位的袁盎堅持尊卑有序，特意將慎夫人的座位往後面拉了下，使之落於皇后之後。慎夫人當時很生氣，不肯就坐，文帝也很是不悅，一場遊玩不歡而散。事後袁盎抓著此事不放，勸誡文帝以呂后為戒，若讓慎夫人和皇后生下嫌隙，文帝百年後，竇皇后恐怕就會加害於慎夫人。文帝覺得他說的也在理，還讓慎夫人感謝袁盎。
這兩件事為袁盎贏得了直臣的美譽，但他前後的所作所為並不是那麼統一。首先，袁盎是以呂黨身份入仕的，在要阿不阿附呂黨這一點上，他還不如周勃。其次，在他出任吳國相國時，雖然他早就聽聞吳王有造反計劃，但他害怕吳王報復，從不敢向朝廷告發，還私自收受吳王的賄賂。這兩件事是袁盎從政生涯的兩大政治汙點，也是他也沒那麼剛硬的佐證。
回頭再看上面說的兩件事，袁盎埋汰趙同，更多是為了報私仇。另外他在慎夫人事件中，雖然得罪了慎夫人中，但也討好了竇皇后，後來還主動同慎夫人緩和了關係，其用心並不純粹。歸根究底，袁盎還是在求名。
袁盎從吳相的位子上辭職，在回長安的路上偶遇丞相申屠嘉的車隊，袁盎下車執禮，申屠嘉卻只是在車上答話。袁盎覺得很丟人，事後思來想去咽不下這口氣，非要上門找申屠嘉說理，最後好說歹說讓申屠嘉認了錯。袁盎做事，事事從自己名聲著想，這樣的剛硬著實刻意了些。
至於晁錯，一他對袁盎關注的這些“小事”向來不在意。最能體現他“不畏奸佞”的，便是他對削藩的執著。
削藩是晁錯最大的政治理想，他認為藩國政治是對漢朝長久統治的最大威脅，必須嚴格限制藩國的土地和人口。削藩在歷朝歷代都是敏感問題，諸藩王可不是能隨意拿捏的，文景時期漢朝有一百多個郡，但直屬中央的只有二十多個，大部分郡縣都歸屬於諸王，尤其是在舊六國佔據的關東，幾乎全是藩國領地。這些藩王天高皇帝遠，還有錢有兵，脾氣都大的出奇，幾乎無人敢惹。袁盎正是懼怕吳王殺他，才不敢披露他的反跡。在這一點上，晁錯要比袁盎更勇敢，他不但預料到吳王會反，還要更進一步幫皇帝和天下消除這個威脅。
晁錯曾給文帝上過關於削藩的奏疏，不出所料招來親藩王派和持重派的反對，文帝也不想破壞國內的安定局面，就沒再搭理。可晁錯沒有氣餒，而是把希望放在了太子身上。景帝上臺後，晁錯先是任內史，不久又升為御史大夫，不到三年就位列三公。景帝對他幾乎是言聽計從，晁錯沒有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實。
晁錯適時再次推出了他的削藩策，誓要在景帝一朝消除藩國威脅。
削藩會得罪藩王，不但自己可能會死，連家族都有滅族的危險。晁錯很清楚這一點，他的父親也明白，便勸他不要這麼激進，然而晁錯不為所動。老父見說不動兒子，竟就此服毒自殺了。即使如此，晁錯仍然不改初心。太史公寫到這裡也很動容，最後忍不住給晁錯加了句評語——“家危國泰”。
晁錯這麼執著地削藩，並不能給自己帶來什麼好處。要說求名，他因堅持削藩得罪了一大票人，甚至害了父親；要說求功，就憑他和景帝的關係，封侯拜相只是時間的問題。晁錯的堅毅，確實值得敬佩。
膽魄才幹
袁晁二人可以說都是幹吏，要不然也不會成為朝廷大員。要是做個比較，用現代的標準來說，袁盎情商更高，晁錯智商更高。
袁盎雖然屢屢跟上司抬槓，但其實情商並不低，做事始終留有餘地。對周勃就是很好的例子，先是貶低，後來又出來說好話，攢足了人心。吳王強橫，他就夾起尾巴做人，申屠嘉心軟，他就以理服人。遍觀袁盎的傳記，說的都是他為人處世的言行，好似一部《論語》。然而要說他出仕幹了些什麼實事，記載卻少的出奇。
提到他做官能力的有兩件事，一是在任隴西都尉時，甚得人心，離開隴西的時候百姓都不捨相送。二是七國之亂爆發後，袁盎聯合眾大臣力主殺晁錯以求叛軍止戰。晁錯被殺後，袁盎赴叛軍求和，結果叛軍根本沒有停戰的意思，還將他扣留了。好在叛軍中有舊部施援，袁盎得以逃回長安。這兩件事都能說明袁盎善於拉攏人心，可要說才幹，也顯不出什麼。
景帝對袁盎的能力也不是很信任，七國之亂平息後，袁盎出任楚相，他曾就國事上過幾個奏疏，景帝基本都沒搭理。景帝對他不滿是其一，奏疏沒什麼亮點是其二。
晁錯的情商相比袁盎差得很多，要不然也不會得罪那麼多人。他是景帝最寵信的臣子，卻也是朝野上最被孤立的人。晁錯在還只是不入九卿的內史時，就對所有的國家大事都要發表意見，絲毫不顧及其他人的面子。這樣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臉，令眾臣無不側目。
還有一件事，晁錯可以說了犯了眾怒，最後把一位丞相都搭了進去。他的住所跟皇宮隔著太廟，為了往返方便，晁錯就在太廟開了個門。大臣們很是不忿，時任丞相的申屠嘉聽說後，是又怒又喜，怒的是晁錯竟然擅自破壞太廟，喜的是晁錯終於有把柄落在自己手上了。申屠嘉於是決定找景帝告狀，就算治不了死罪也得讓他掉層皮。好在晁錯提前獲知訊息，提前找景帝稟明瞭此事。申屠嘉再來告狀時，景帝不以為意，還幫晁錯把這事掩過去了，說他毀的只是普通牆壁，和太廟沒什麼關係。申屠嘉羞憤難當，只能謝罪而去，不久就活活氣死了。晁錯但凡肯就人情方面多想一點，也不會為了自己方便而去太廟牆上開洞，只能說他把自己的能力值全放在智商上了。
除了著名的削藩策，晁錯還提出過很多治國方略。比如移民實邊，鼓勵內地民眾開墾邊疆，並積極吸納胡族參軍，以匈奴制匈奴。還比如重農貴粟，重視農業生產，必要時候還要減租降賦，同時抑制商業，維持物價穩定，保障各地糧食供應。如此種種，如果七國之亂不發生，相信晁錯會成為一代名相。
晁錯最受詬病的地方，自然是削藩太過急功近利，逼反了七國，弄得漢朝一度岌岌可危。晁錯其實對這個局面早有預料，他早就對景帝說過，削不削藩，藩王們都會造反，儘早削藩，還能掌握主動權，危害自然就小一些。可晁錯沒有料到的是，景帝的決心沒有那麼大，也沒預料到叛軍實力這麼強，而且藉口竟然是“誅晁錯，清君側”，而他就是那個“君側”。
就是因為沒料到這兩點，晁錯敗了。
晁錯，就個人而言，他是失敗的，但他的事業最後是成功的。袁盎在個人方面則是成功的，事業則談不上失敗或成功，因為他沒有事業。晁錯是個標準的文人，可行事卻像個莽夫，認準了目標就不管會得罪多少人，也不管自己會付出什麼代價。袁盎出身草莽，做事卻極有法度，內柔外剛，儘管經常懟天懟地，這樣的一個人口碑卻極佳，真是奇哉怪哉。
這兩種不同的人，究竟誰才是真正的社稷之臣？放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或許會有不同的答案。
後記
歷代統治者不怕臣子人緣差，也不擔心臣子的人緣過於好，他們最擔心的是臣子結黨，把自己架空。袁盎和晁錯卻都沒有這方面的問題，縱觀他們的一生，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來，兩人是一個型別，都是孤臣，只是晁錯更純粹一些罷了。不管是袁盎被外放雪藏時，還是晁錯要被誅殺時，都不見有人為他們說情。這揭露了漢初官場上的一個真相：袁盎和晁錯並不能完全融入西漢朝堂的圈子。以丞相申屠嘉為代表的軍功集團壟斷了官場，漢初歷任丞相都是劉邦的那幫老夥計及其子嗣，封侯拜將也是出不了這個圈子。無論是借重景帝的晁錯，還是對這些勳老似拒實迎的袁盎，都是外人，都被他們看不起。聲名遠播的袁盎止步於藩相，晁錯剛位列三公就被誅。這是景帝要改變的局面，可惜他也改變不了什麼，一切還是要靠他的兒子劉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