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期，雖然黃老之學取得了統治地位，但是對其他各種學說仍採取兼收幷蓄、揚長棄短、學術開放的政策。特別是在漢惠帝四年（前191年）廢除秦始皇“焚書坑儒”時所定“挾書者族”的律令，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都得到了充分發展的土壤和條件，各種私學和著述大量湧現。
01
為什麼道家思想能夠容忍百家的自由發展呢？這一方面由道家思想博大的包容性所決定，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治世的需要，因此，各家思想在漢初出現了百家爭鳴和互相融合的大趨勢。在先秦諸子中，除了名家和墨家少見於西漢之外，各家思想都佔有了一塊屬於自己的領地。尤其是道、儒、法、陰陽、兵家、縱橫等家，在朝廷和諸侯王國中都有很大的勢力。
比如法家。漢初法家已不像秦代統一中國那樣成為統治思想，它因推行苛刑峻法而導致了秦王朝的崩潰。但是它的餘風仍在。“《易》：‘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就是說治世不能離開法律。
《史記·晁錯傳》中這樣記載：“晁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洛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放。”“以其辯得幸太子（即漢景帝），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而等到“景帝即位，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遷為御史大夫，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喧譁疾晁錯。”“錯為人直刻深，”與人臣袁盎、竇嬰及丞相申屠嘉矛盾尖銳，“削藩”之策和推行法家路線，更改道家治國原則，引起諸侯國的憤恨，吳、楚七國藉機反叛，便“以誅錯為名”。景帝無奈，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史記·袁盎晁錯列傳》）。
晁錯
晁錯以太子家令而升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以嚴峻刻深、不近人情而聞名，終於重蹈先秦法家前輩的覆轍。《漢書藝文志》“法家類”中載有“《晁錯》三十一篇”。可知其為漢初法家的代表人物。
關於縱橫家有一個勸說韓信三分天下的蒯通，曾經“論戰國時說土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漢書·通傳》）。又《史記·主父偃傳》載：“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一起都得到武帝召見，擔任官職。《漢志》中“縱橫家”載有：“《鄒陽》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其遊說上書的片斷尚見於史籍之中。
漢初陰陽家的代表人物是很有地位的張蒼。《史記·張丞相列傳》載：“張承相蒼者，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歸向劉邦後，曾受封為北平侯，擔任蕭何手卜的“計相”。文帝時擔任丞相15年。“漢家言律歷者，本之張蒼。《漢志》中的“陰陽家”有“《張蒼》十六篇”言陰陽律歷事。
漢初比較有影響的是儒家。經過秦始皇“焚書坑儒”的鎮壓，儒家這時雖不能與黃老道家相抗衡，但也不甘寂寞。不過統治者對他們不以“儒”見用，而只是發揮這些儒生在文學方面的特長。
漢高祖劉邦
02
漢高祖不喜儒生。在楚、漢刀光劍影的大廝殺中，豐衣博帶的儒生，實在作用不大。《史記·酈生傳》中載：落魄儒生酈食其，想求見沛公。劉邦的騎士說：“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沛公來到高陽酈生前往拜謁。“沛公方倨床使兩女子洗足。”沛公見面便罵他是“豎儒”。而酈生居然“長揖不拜”，質問劉邦“想助秦攻諸侯還是率諸侯破秦，劉邦見酈生非等閒之輩，忙“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便獻上進取陳留之策，使劉邦不費一槍一刀就得到西進的要塞陳留。
漢初的“儒宗”是叔孫通。《史記·叔孫通列傳》記載：“叔孫通者，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後來投向劉邦義軍。“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制，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們很是不滿。天下平定，劉邦登上皇帝寶座，叔孫通制定登基禮儀。“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乘機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於是徵集魯國儒生30人，與其弟子百餘人，演習“朝儀”。“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這批儒生弟子“悉以為郎。”後來，他又擔任了太子太傅。太史公評價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由此可知，儒家人物善於把握時機，而逐漸佔有了一席之地。
在此期間儒家學說也像黃老道家一樣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漢書·翟酺傳》：“孝文帝始置五經博士。”《史記·儒林傳》中這樣記載：“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可知在齊、魯燕趙五經中的《詩》、《書》、《禮》、《易》、《春秋》都有一批學者在私相傳授。
申公的學生有楚王劉戊，“戊不好學，疾申公。”還有漢景帝時太子太傅王臧、御史大夫趙綰，他們的“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其中孔安國為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
韓生名嬰，文帝時為博士，作《詩》之《內外傳》數萬言，燕趙間言《詩》者都出自韓生。齊國傳《詩》的轅固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至此漢初三家《詩》皆已齊備。傳《尚書》的伏生，年九十餘，不能行走，文帝特派晃錯去受讀《尚書》，並加以記錄，以二十九篇教導於世。伏生的再傳弟子兒寬，曾位至御史大夫。其他傳授《易》《春秋》《禮》的學者，貴顯漢廷的也大有人在。
由此可知，漢初實行的黃老“無為而治”的政策，其內容不僅僅侷限於政治、經濟方面，而且還包括思想、文化、學術等一切領域，它為社會的正常發展和運作，提供了一個得天獨厚的社會環境，真正實現了各種思想的融合。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國家統一為背景的“百家爭鳴”，給當時的中國帶來了充滿生氣的文化繁榮，成為中國文化學術健康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
（摘自：孫以楷《道家與中國哲學》，第19-23頁。）
作者簡介：
孫以楷，1938年3月生，男，安徽壽縣人，著名道家學者，先後畢業於復旦大學、中山大學，曾師從楊榮國先生研習中國哲學。曾任中華書局編輯，後任教於安徽大學哲學系，曾任哲學系主任，安徽省哲學學會副會長，中國哲學學會理事，現為安徽大學哲學系教授，安徽大學道家文化研究所所長，安徽省朱子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出版《莊子通論》、《道家與中國哲學》（主編）等著作8部，發表論文80餘篇。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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