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22日夜，武昌滋陽湖畔，夜色如漆，在月光映照下，湖水依稀閃爍著光亮。
夜半時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擾亂了原本寧靜的氛圍，隨著一隊荷槍實彈、如臨大敵的清軍小跑而來，一群戴著腳銬手鐐的犯人，被押到湖邊。
或是應和那沉默的夜色，士兵和犯人，大都低著頭，悄無聲息。
一陣風吹來，士兵身上的佩刀和刀鞘摩擦發出細碎清脆的響聲，尖銳而刺耳，似乎迫不及待的想要脫鞘而出，享受殺戮和血腥的暢快。
犯人們身穿囚衣，渾身髒亂不堪，身上皆是血痕累累，唯獨一人例外，此人站在人群前方，方面大耳，目光如電，他嘴角緊抿，透露出無比的堅毅，惟他一人，衣衫整潔，鬢髮肅然，無桎梏加身。
他，便是清朝廷要秘密處決的“自立軍”首犯唐才常。
今天，說起唐才常，或許很多人並不知道，我們耳熟能詳的，是另外一個人，譚嗣同。
但這兩人，卻是生死知己。
相比有“高幹”背景的譚嗣同，唐才常更不簡單。
1867年，譚嗣同2歲，同樣在湖南瀏陽，唐才常呱呱墜地，出生在書香門第，唐才常自小就接收到良好的教育，又因天資聰穎從小便有“神童”之稱，19歲時，唐才常，連取縣、府、道三級考試的頭籌，時人目羨為“小三元及第”，可謂春風得意。
在長沙嶽麓書院就讀期間，唐才常用心時政，鄙夷八股經學。光緒二十年，他到武昌兩湖書院任教，在這裡，他教學相長，如飢似渴，閱讀了不少翻譯過來的西學著作，他的思想也慢慢發生變化。
而讓他極受刺激的，就是清廷甲午戰爭的慘敗，朝廷的軟弱和腐敗讓他深惡痛絕，也正是從彼時起，唐才常完全摒棄了經論無用之學，專心研究西方及日本的政治外交制度，想從中探尋國家富強之路。
在維新風潮日益湧動的大形勢下，剛得“拔貢”虛名的唐才常，一心撲在介紹西方政治思想和改革制度方面。他與譚嗣同、熊希齡等人一起，加入湖南巡撫陳寶箴（大學問家陳寅恪祖父）創辦的“湖南時務學堂”。
1898年，唐才常與譚嗣同共同開辦《湘報》，自任“總撰述”，以“君主立憲”、“議會政治”為主張，吶喊鼓吹，力求變法圖強。
唐才常的思想變得愈發激進，他強力推介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主張“公天下”、“公權”，一眾士子振臂而呼，新政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
而這，無疑是觸碰到那些封建權利階級的逆鱗。
很快，橫禍飛來，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等人，已遭殺害。
得知生死知已被害，唐才常忽忽如狂，悲憤異常，為此，他作長聯吊挽：
與我公別幾許時，忽驚電飛來，恨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臺，滿贏將去楚孤臣，簫聲鳴咽；
近至尊剛十數日，被群陰構死，忍拋棄四百兆為奴種，長埋地獄，只剩得扶桑三傑，劍氣摩空。
七十二字，一字一淚，一字一恨。
其中的“扶桑三傑”，指流亡日本的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
於是，唐才常遍遊香港、南洋、日本等地，到處集結僑胞進行演講，慷慨陳辭，曉以大義，籌款募餉，意在為譚嗣同報仇。
在日本，他還拜於變法派頭面人物康有為座下，執弟子禮，與康有為、梁啟超日夕謀劃，商議起兵。
眾所周知，唐才常和譚嗣同以及康梁一眾雖是“反清”一流，但也同屬於“保皇”一派，但此時的唐才常，似乎已經不執著於“保皇”，摯友的離世讓他飽受刺激，如今，“革命”的念頭更甚，唐才常就這樣遊走在“保皇派”和“革命黨”之間。
1899年，唐才常面見孫中山，一起密謀舉事大義。
當時，孫中山與革命同志正策劃“惠州起義”，自然希望有唐才常這樣的人在湘鄂振臂，於長江流域響應。
1899年底，唐才常回國，在上海，創立“東文學社”，不久便更名為“自立會”。
“保皇派”有錢，“革命黨”有人，唐才常對於舉事信心百倍，他把“自立會”升級為“自立軍”，分為五路，他自任全軍總司令。
他一邊有康梁一黨作為背書，一邊又打著孫中山的旗號，這樣一來，長江流域各省中的會黨、新軍軍人、衙門中傾向革命的富吏，以及中下層的農民，紛紛加入。
1900年，慈禧唆使義和團四處打擊洋人，盲目的“義和拳民”如洪水猛獸般攪的天下大亂。
唐才常雖不屑一顧，但卻又認為“拳變有可乘之機”，於是他加緊活動，準備伺機而動。
這年七月，唐才常在上海召開了第一屆“中國議會”，會上各路英雄薈萃，人數達數百人之多，均是自立會骨幹及各地名流。
在會議上，大家公推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唐才常任總幹事，就此，也正式宣佈了“自立軍”的成立。
會議還確定了一個不怎麼“革命”的宗旨：以保全中國自立之權，創造新“自立國”，不承認清朝政府有統治中國之權力，但又請光緒皇帝“復辟”。
也就是說，唐才常本質上還不脫“保皇”範疇，繼續擁戴光緒皇帝。
風雲際會，時機忽臨，“國會”召開後不久，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慈禧帶著光緒帝倉皇西逃，一個絕佳的機會就此降臨。
唐才常聞訊興奮莫名：“北京已破，皇上及那拉（氏）諸人，倉皇西竄，此時此機，絕大題目，萬不可失！”
所謂“絕大題目”，就是以“起兵勤王”為名，率眾起事，想趁此機會開創東南獨立的局面。
然而，歷史開了一個大玩笑，當時真正能實現“東南獨立”的關鍵人物並不是唐才常，而是洋務派大腕張之洞。
張之洞此人，與曾國藩、李鴻章大概是差不離的，宦海浮沉多年，早已是精明世故，勁斷利弊。
當時政局正是混亂之時，朝廷重臣張之洞自然是炙手可熱，英日雙方相繼拉攏，康梁一派也頻獻殷勤，而他卻與各方虛與委蛇，盤算著自己的小算盤。
1900年8月9日，唐才常準備親自去勸說張之洞，讓他成立東南“自立國”。
事實證明，唐才常的這個想法，是很不成熟的，或者說是一廂情願的。
作為朝廷大員，張之洞早就對唐才常和“自立會”有所警惕，他上報朝廷說：“長江一帶，會匪素多，因之造為各種揭帖，糾眾謀逆，實堪髮指，亟應嚴禁！”
他所稱之“會匪”，就是指“自立會”，也就是說，張之洞一直就想對“自立會”下狠手。
而唐才常這邊呢，手擁十萬自立軍，準備先從漢陽、漢口、安徽等地一併舉事，卻不料，被經費難住了。
身在海外的康有為拍著胸脯保證的經費，沒有及時匯來，唐才常積攢下來的信心瞬間掉了一大半，惶急之下，唐才常只好改了時間。
當然，這並非意外，康有為也有自己的考慮，唐才常的“自立軍”並非他心中主力的理想之選，康有為最看重的還是“桂湘”之地，說白了，就是“太平天國”的老路子，從廣西起兵，然後過廣東入湖南，再挺進湖北，最終往北京出奇制勝。
於是乎，兩廣總督李鴻章，就成了康有為的心儀之選。
然而，義和團之亂後，李鴻章北上議和，局勢瞬間陷入迷霧，康梁拿捏不準，如果唐才常成功起事，則是打亂了他們的計劃，於是遲疑不決，允諾的匯款一直未發。
30萬，就算以當時來看，也並非是一筆決定運途的鉅款，就算準時匯到又能給十萬之眾提供幾天的支撐？唐才常終究是太看重金錢的力量，因這區區三十萬，遲疑不前，臨時改期。
要知道，舉事謀反可是掉腦袋的大事，遲一天便多一天的變數，風險更是陡然增大。
果不其然，唐才常謀反的訊息很快就洩露了，張之洞決定先下手為強，把處於“星星之火”的“自立軍”滅了再說。
一場突然的搜捕，毫無徵兆，自立軍總部被清軍一鍋端，唐才常等領導人物，盡數落網。
為恐夜長夢多，保全自身，張之洞下令迅速對唐才常等所捕得的二十多人，加以秘密處決。
沒有過多審訊，從逮捕到處決，不過兩三天。
1900年8月22日深夜，唐才常等人被清兵提出大牢，悄然向滋陽湖押去。
月光如水，灑在眾人身上，站在湖畔的唐才常顯得如此端昂不紊，卓爾不群，他面色平靜臨湖而望，儼然一個夜闌賞景的詩人騷客。
但很顯然，他被押送至此並非為了賦詩，而是赴死。
苟延殘喘的晚清朝廷，已經不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明正典刑”，而需要透過秘密處決的方式，除掉這群“蠢蠢欲動”的“大逆之人”。
在這新世紀晨光熹微之時，唐才常，與他二十多名戰友和同志，將要在中華大地上，灑盡身內灼熱的鮮血。
夜更深了，這群士兵得到指令，將犯人按跪在地上，掄起大刀，毫不遲疑的砍掉了他們的頭顱。
最後，只剩下唐才常一人，士兵的頭領給了他特別的恩遇。
血腥，很快瀰漫在湖畔潮溼的空氣中，唐才常面湖而立，慨然臨風，鮮血順著石板流至他的腳下，再緩緩傾如湖中，唐才常眼含淚水，似在悲憤，似在沉吟。
“該上路了”，為首計程車兵頭領將手搭在他的肩膀，與清末大多數慷慨臨刑的義士一樣，唐才常最後長嘆一聲，吟出了幾句絕命詩：
新亭鬼哭月昏黃，我欲高歌學楚狂。
莫謂秋聲太蕭殺，風吹枷鎖滿城香。
徒勞口舌難為我，大好頭顱付與誰？
慷慨臨刑真快事，英雄結局總如斯。
剩好頭顱酬死友，無真面目見群魔！
而後，他指著自己的脖頸，平靜而堅定地對清兵隊官說：
“堂堂男兒，怎可屈膝！你動手吧。”
頭領退後一步，舉起手中的大刀，向唐才常的後脖頸掄刀砍去。
唐才常倒下了，倒在了黑夜之中，倒在了黎明之前。
唐才常之死，完全斷絕了日後維新派、革命黨人對張之洞、李鴻章這些洋務派大佬的幻想。昭示著中國“溫情脈脈”改良主義的落幕，也宣示了鐵血強起新革命的肇始。
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意識到，先前幻想透過清廷實現國家富強的道路，根本行不通，與其受清廷奴役驅使，不如振臂一呼，翻身成為主人。
“改良”的希望一旦破滅，便只剩流血一條路了。
倚劍登高望八荒，無邊秋色正蒼茫。
當唐才常等人的鮮血，在武昌大地上凝固的那一刻，一個嶄新中國的曙光，正漸趨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