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海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
如果被問到什麼是媒介，估計大部分人會回答：媒介就是傳遞資訊或意義的載體。但是，耶魯大學英語系教授、傳播學者約翰·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他的《奇雲：媒介即存有》（以下簡寫作《奇雲》）一書中則給出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答案：自然環境即媒介。
粗翻本書，多數人會覺得匪夷所思。為什麼媒介研究不討論報紙、廣播、電視或網際網路、手機，卻把領地擴充套件到了八竿子打不著的海洋、火、天空、身體、書寫、圖書館、資料庫？要理解為什麼環境是媒介，需要先對這一論斷的思想史脈絡做一梳理。
奇雲
［美］ 約翰·杜海姆·彼得斯 /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20-12
媒介是傳遞資訊或意義的載體，在過去一百年的傳播學研究裡，學界基本都是這麼定義媒介的。受資訊理論影響，人們認為資訊是消除不確定性的東西，是傳播的目的，人們更關注傳遞的內容和意義，而不是透過什麼媒介傳遞。批判學派的學者也認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被編碼在傳播內容裡。
20世紀60年代，麥克盧漢將芒福德、伊尼斯開創的重視傳播技術的社會影響的傳統加以發揮，認為我們太注重訊息的短期效果，卻忽略了媒介對人類文明的深遠影響。在麥克盧漢之後，以波茲曼為首的一批追隨者將這些看法理論化為“媒介環境學”，提出我們的感知、思維和行動無不受到媒介邏輯的影響。不過，媒介環境學中所說的媒介主要還是人造技術和技藝。技術一般是物質性的，比如報紙、電視、汽車、道路；技藝則主要是身體技能和觀念，如字母表、數字等。
《奇雲》最後一章的題目為“意義的安息日”，意思是：我們只有把媒介傳遞意義這件已經被討論得太多的事暫時放在一邊，才能發現媒介的本質。然而，彼得斯比媒介環境學走得更遠。媒介環境學探討媒介對人的感知、思維和文化的影響，彼得斯則從海德格爾的存在論的角度觀察媒介影響。同時，媒介環境學把自然環境和人造物截然分開，只考察人造媒介（技術）的影響，縮小了媒介研究的範圍；彼得斯則認為，從媒介（medium，複數為media）一詞的意義來看，直到19世紀它還指自然元素。［1］在生命科學中，媒介指培養基（culture）所具有的膠質物或其他類似物。此義源於“媒介”此前就有的“環境”之義。（3）因此，他創造性地把媒介環境學所主張的“媒介即環境”顛倒過來，提出媒介即“使它物成為可能的中間之物”，“環境即媒介”。
想象力的閘門一旦開啟，思想便汪洋恣肆，一發不可收。彼得斯上天入海，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走出房間、擺脫螢幕的自然媒介世界。在第二章中，他從人與鯨類的身體差異入手，運用思想實驗的方法，展現了沒有任何人工物時交流會以什麼形式出現，海洋如何為鯨類提供中介；透過鯨類，反觀人的世界又是怎樣由非人類的物所構成。在這一章的末尾，他還探討了作為元素媒介隱喻的船，以及船這一媒介對海洋媒介的揭示。第三章討論了陸地上最重要的元素媒介——火。普羅米修斯盜來的原始火種對人類文明的影響巨大，反過來，現代文明對火的馴化也是一個社會過程，從壁爐、內燃機到電力，火被隱蔽起來，成為維斯塔火（Vestal fire）這樣的容器型技術。火不僅有助於控制植物和動物，動物脂肪和植物對太陽能的儲存與傳播也與火有密切關係。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別討論了兩種天空媒介：週期性的時間（chronos）和具有變動性的時機（kairos）。前者涉及曆法、生物節律（如電燈對睡眠的影響）、定位技術；後者則涉及當下與變化，如計時工具（金屬鍾、鐘錶、沙漏、香）、標準時間體系、塔樓（鐘樓、電視塔）、天氣。第六章“‘臉’與‘書’”討論了銘刻型媒介，包括人類最根本的基礎設施型媒介——身體（“臉”），以及語言與書寫（“書”）、墳墓。第七章討論了從上帝的絕對知識到以谷歌為代表的資料庫，包括博爾赫斯的“宇宙圖書館”、書籍、搜尋引擎、物理學對宇宙的繪製、光、引力與神學。
在彼得斯的筆下，人類學、動物學、哲學、神學和博物學突然成為與媒介研究最相關的學科，過去傳播學者整天掛在嘴邊的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反倒蹤跡全無。在他的心目中，這本書是媒介哲學的緒論（1），媒介理論的目標是成為哲學人類學（403）。彼得斯認為，媒介研究應該屬於德國學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所說的“後學科”，是一個看待世界的視角，而不是一個物件領域。媒介研究也可以包括STEM學科，即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
媒體考古學
［德］ 西格弗裡德·齊林斯基
商務印書館 2006-10
“環境即媒介”這一奇思妙想的出現並不是發思古之幽情或為了蹭環保的熱度，而是和新媒體直接相關。彼得斯認為：“所謂的新媒體並未將我們帶入地圖上從未標明的陌生水域：它們使複雜社會中因共同生存而引發的許多基本問題重新復活，也使許多最古老的煩惱重見天日。”（5）媒介考古學者齊林斯基曾提出“深層時間”的概念，他認為，媒介的演化並非遵循線性時間，最古老的媒介也許是最現代的。今天多數人關於媒介的觀念來自大眾媒介，往往會忽略大眾媒介在人類歷史中可能只是個短暫的例外——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以娛樂功能佔主導的商業大眾媒介，其歷史不過一百多年，而人類與自然環境打交道的歷史已超過一百萬年。數字媒介讓我們重新回到媒介最初的含義和永恆問題，比如定位、導航、記錄、資料管理、監控、人與人之間的連線、規制和維護等。
在漫長的歷史中，媒介除了具有傳播意義，更重要的作用是組織社會、形成秩序。任何一個社會都會管理時間、空間和權力，這是一個龐大的社會工程，媒介則在其中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槓桿作用”，即用最小的力統治人與自然。文獻記錄就是這樣一種槓桿。這本書不止一次引用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的名言：“任何人或物，只要沒有被文獻記錄下來，就相當於不存在。”媒介就像一個針眼或者一扇窄門，所有事物都必須透過它才能被我們認識或使用（居間作用）。因此，媒介不僅是關於（about）這個世界的，它就是（are）這個世界本身。（24）
在上述論斷裡，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海德格爾的影響。海德格爾對於媒介理論的影響是一個複雜的題目，需要進行專門的研究。簡而言之，海德格爾雖然忽視甚至排斥中介性，但是他晚期關於語言、藝術和技術的討論，尤其是他從《存在與時間》開始對存在問題的重新界定和對生存論的持續關注，深刻地影響了媒介研究和彼得斯，儘管這種影響未必表現為直接引用某個具體的理論。
彼得斯在書中坦言，本書的觀點深受德國媒介理論的啟發。他把自己定位為歐洲理論和美國理論之間的橋樑。這在某種程度上是自謙，但也並非完全客套。我們可以在書中看到許多德國與法國學者的影響，居於核心的是海德格爾和基特勒（據該書譯者鄧建國統計，前者在書中出現了88次，後者出現了101次），同時勒羅伊-古爾漢（斯蒂格勒在《技術與時間》的第一部裡也曾大量引用他的論述）、埃利亞斯、阿倫特、拉圖爾、克萊默爾、斯蒂格勒等也經常被提及。在北美的學者中，他更偏愛芒福德、伊尼斯、麥克盧漢、凱瑞。這本書提及麥克盧漢的次數也較多，他在將媒介角色提升到本體地位、將媒介範疇多樣化方面也影響了《奇雲》。當然，麥克盧漢的學術水平一直飽受爭議，不過彼得斯認為閱讀他是為了獲得靈感，而不是推敲其學術水平。（19）而真正在理論上深刻影響彼得斯的，還是對麥克盧漢再理論化的德國媒介理論。彼得斯在一次訪談中開玩笑說，拉圖爾曾說“行動者-網路理論”這個概念存在四個錯誤：行動者、網路、理論和連字元。同樣的，關於“德國媒介理論”也存在三個錯誤：其一，它不是隻由德國學者創造的或只適用於德國的；其二，它本身不是關於媒介的，而是關於“文化技藝”（cultural techniques）或其他事情的；其三，它更像歷史而不是理論。［2］
“德國媒介理論”由基特勒開創，將媒介視為人存在的條件，強調技術物的決定作用。基特勒有兩句話經常被引用，一句是“媒介決定人的處境”，一句是“沒有開關之物不存在”（中譯本譯為“不能切換之物”似乎不準確，見第347頁）。基特勒未採用傳統哲學文體，而是像福柯一樣採用“知識考古”的方式在歷史經驗中呈現理論，故這一研究取向也被稱為“媒介考古”。其後的德國學者西皮爾·克萊默爾、伯恩哈德·西格特、沃爾夫岡·恩斯特，美國學者傑弗裡·溫斯洛普-楊、埃爾基·胡塔莫等都受其影響——所以這一群體的成員不僅限於德國學者。大多數人研究媒介是為了解決哲學、藝術和設計的問題，比如，基特勒提出的“媒介本體論”、克萊默爾提出的“中介性”都是用來使哲學研究擺脫困境的，本意並不是研究媒介，但他們在無意中啟發了媒介研究者的思路。
彼得斯熟悉這些理論資源，化用了這些學者大量的觀點形成了本書的骨架。他承認，自己正是被德國媒介學者的精神感動，才將輪船、火、夜晚、高塔、書籍、谷歌和雲朵列入此書。（34）但是，他不是簡單地“搬運”德國媒介理論，而是發揮了博聞強記的才能，在不同學科間自如地穿梭遊走，將這些抽象的理論化用到歷史與現實中。他的媒介考古更富於跳躍性和文學性，這本書與其說是他宣稱的媒介哲學，不如說更像媒介詩學。
鑑於德國媒介理論的影響，《奇雲》一書的譯者把書的副標題改成了“媒介即存有”［原書副標題是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朝向元素媒介哲學）］，這是一個更容易理解的表達。這本書開頭，彼得斯講了一個故事：20世紀30年代，以色列作家奧茲的父母先寫信與親戚約定時間，然後透過長途電話相互簡單問候後便結束通話電話，再透過信件詳談近況，並約定幾個月後的另一次通話。顯然，電話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並不是交換新聞，只是為了在真實的時間裡確實彼此的存在。伴隨手機和數字媒體成長起來的一代可能沒有這種經驗，但是他們對媒介標識存在的功能並不會感到陌生。透過手機和社交媒體感受彼此隨時線上的狀態，透過朋友圈或其他社交媒體釋出狀態也具有同樣的功能。“刷存在感”這個概念表達的正是媒介的這種非意義傳遞的功能。
在彼得斯看來，自然環境恰好也具有此功能。所謂“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環境構成了我們存在的中介，大地和海洋負載我們，火和天空中介並改變了我們與世界的關係，人類發明的道路、書寫、數字、高塔改變了人的生存狀態，甚至人的肉身也是中介。這些事物就像古埃及人、古希臘人和古代中國人所說的構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如五行），所以彼得斯又把它們稱為“元素型媒介”。另一些時候，他也把它們稱為“基礎設施媒介”。因為它們是大型的、具有力量放大的能力系統，能夠跨越巨大的時間和空間將人和機構聯絡起來。這些自然的和人工混合的媒介儘管龐大，但卻因為平淡無奇，很難引起人們關注（只有在出現故障時，它們才能成為公眾談論的物件）。基礎設施既包括硬基礎設施，比如電網、道路、大壩、光纖電纜、網路伺服器、下水道等，也包括軟基礎設施，比如曆法、時鐘、數字、文字、物流系統、文件或圖書館分類系統、網路協議、搜尋引擎等。還有一些時候，彼得斯又將它們稱為“後勤媒介”。和戰場廝殺相比，後勤系統顯得枯燥無趣，但恰好是這些基礎服務和技術設施決定著戰役的成敗。我們不妨思考一個問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諾曼底登陸對歷史的影響大，還是在後方研究密碼和高射炮彈道的那些數學家（如圖靈、維納）的影響更大？
彼得斯的目的就是讓過去處在聚光燈下的內容和意義隱退到背景中，讓這些隱形的元素媒介、基礎設施媒介和後勤媒介從背景走上前臺，重新講述自然環境、技術與人之間的關係。
耶魯大學英語系教授、傳播學者約翰·彼得斯。圖片來自普林斯頓大學官網
《奇雲》出版後，有書評認為這本書並沒有貫徹“自然環境是媒介”的初衷，有大量內容其實是關於人造技術媒介的。［3］彼得斯在書中專門反思了將自然與文化截然分開的主客二分法，他認為這種標準化思維是導致生態和哲學雙重危機的原因。彼得斯將媒介視為自然和文化兩者的拼接、身體（技藝）和技術的組合。近年來，德國媒介理論提出了“文化技藝”概念，正是要打破這種主客二元對立，從文化實踐的角度考慮問題，不再將媒介視為一個客觀物件，就像海德格爾的“上手性”概念一樣，將關注點放到人的身體實踐、人與世界的關係上。
因此，環境和人造物一樣都可以成為媒介。同樣，並不存在純粹的自然媒介。比如，人類最根本的基礎設施——身體，就是技術的產物。火改變了食物，使其更容易切割，減輕了犬齒的負擔，使人的面部平坦，增加了腦容量；雙腳直立行走的技藝解放了雙手，使雙手可以加工食物、製造並使用工具；而嘴從捕食和抓取功能中被解放出來，可以進行交流。總之，在那些使我們“人之為人”的東西中，技術具有不可或缺的中心價值。（58）自然的歷史其實也是社會的歷史。阿倫特所說的“人的境況”是自然與文化遞迴迴圈的產物，我們面對的是境況的境況、條件的條件。因此，“人造物即自然”。（60）
同時，只有透過人造物，我們才能知曉和操縱自然。（60）麥克盧漢曾說，路因為車而改變。彼得斯則說，有船才有海。一種媒介能揭示另外一種媒介，讓後者的媒介屬性顯現出來。（125）我們在此可以看到海德格爾提出的藝術與技術的“去蔽”作用的影響。比如，天氣是人類每天關心的議題，但是天氣本身是人類使用技術系統觀察的結果，它必須建立在全球資料交換網路的基礎之上，孤立的天氣資料沒有任何意義。所以天氣既是自然現象，也是人造物。喜歡清單（list）的彼得斯認為：“細節收集本身是哲學或歷史思考的一種方式。”（11）當把一系列看似不相干的專案並置在一起時，就像本雅明的拱廊街計劃、帕慕克的純真博物館，人的想象力被重新激發，意想不到的新意義就會浮現出來。也許作為一本媒介哲學著作，這本書可能沒有明顯的理論突破，但是作為一本媒介詩學或可任意組合的媒介百科全書，書中有關身體媒介、媒介對時間的建構、後人類主義媒介觀、媒介技術與性別、中國媒介觀等論題，則讓界線分明的媒介忽然變成一朵朵沒有輪廓、難以描述的雲，在思想的天空自由飄浮。
注 釋
［1］ 約翰·杜海姆·彼得斯。 奇雲：媒介即存有［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 2。下文中引用此書時僅隨文注出頁碼。
［2］ RUSSILL C， PETERS J D。 Looking for the Horizon： An Interview between John Durham Peters and Chris Russill［J］。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7， 42（4）： 683-699。
［3］ CAPURRO G。 Book Review - 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6， 66（1）： E9-E11。
（原載於《信睿週報》第47期，原題為“奇妙的雲與媒介詩學評《奇雲：媒介即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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