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是如何對考古產生興趣的？
許宏：當年我是個文學青年，報考北京大學中文系落榜，便陰錯陽差地進入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一開始完全不知道考古為何物，入學之後比較痛苦。當時轉不了專業，也不願意混日子，所以就培養間接興趣。考古專業到大三時一般有畢業實習，就是田野考古，這幾乎是一個分水嶺。有的同學徹底幹傷了，就堅決不再幹考古；有的就成為鐵桿考古人，比如我。我在考古學中嚐到了甜頭和樂趣，就一直幹到了現在。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上學時，學校對學生的重點培養在何處？
許宏：考古學特別有意思，號稱是文科中的理工科。我一直說我們是兩棲動物，遊走於古代和現代、城市和鄉村之間，同時又是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相結合。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純理論探究我們戲稱“黑板考古學”或“扶手椅（沙發）考古學”（armchair archaeology）。但黑板上教不出考古學生，田野考古繪圖、照相機和測繪儀器的使用，這些都需要極強的動手能力，腦力和體力並用，決不枯燥。所以，我們基本上是兩條腿走路，先是學習考古學概論、考古學通論、考古學理論與方法，之後更多的是在田野考古實踐中全面掌握實際操作能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是如何確立先秦城市考古作為學術研究方向的？
許宏：還是陰錯陽差。當年本科畢業後，我和另一位同學留校任教。他的本科論文主題是石窟寺，我寫的是先秦時期，正好是以漢代為分界點。學校安排我們這兩個新生力量一個搞“前段”，一個搞“後段”，我就被劃到“前段”去了。我在山東大學當過新石器時代考古課的助教，參與發掘的大多是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商周時期的遺址，比如魯北平原的丁公遺址，在那裡我們發現了4000多年前龍山時代的丁公陶文和城址。我還給學生上過戰國秦漢考古的課，基本上是以漢代為界。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讀博期間，我隨導師徐蘋芳（1930—2011）先生，把城市考古定為研究方向。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透過梳理仰韶到戰國時期遺留下來的近千座城址，對中國古代早期城市的發展脈絡有了貫通的感覺。我在這方面的思考延續到了“解讀早期中國系列”的第三本書《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和博士論文的升級版《先秦城邑考古》（上下編），後者為2017年社科院創新工程重大成果之一。
《中國社會科學報》：殷墟發現後，中國的國家機構、博物館系統及大學裡，一直保留考古學與歷史學相結合的傳統，考古發現也經常需要兩個學科專家的通力合作。那麼考古學與歷史學的根本區別在哪裡？
許宏：凡是涉及學科概念的問題，一定是這個學科終極的問題。現在考古學在中國已經成為一級學科，有極強的獨立性，但是由於國家、地區文化學術傳統不同，考古學被分別歸於人類學、藝術史和歷史學。在中國及歐洲有些國家，考古學屬於歷史學，為什麼？因為這些國家都是歷史文獻豐富的地區。我個人認為，按照中國的學術傳統，考古學肯定屬於大歷史範疇，考古專業以前都歸歷史系，現在有的獨立出來了，有的還歸歷史（文化）學院，我們考古所還隸屬於歷史學部，這是可以確定的。我認為要澄清一個概念，考古學屬於大的歷史學範疇，它跟現在我們所說的狹義史學是兄弟學科。狹義史學，我更傾向於把它叫文獻史學，而不是歷史學。歷史學包括考古學和文獻史學，文獻史學和考古學才是兄弟學科，都是致力於建構我們對大的歷史發展程序的認知，只不過它們的方法、途徑、視角和手段不同。文獻史學是以文獻研究為主，而考古學主要是研究“物”的，尤其是研究文獻出現以前或者文獻以外的內容，讓遺物來說話。但總體來說，它們殊途同歸，應該先各自做好本體研究，分進而合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