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詩經》時代開始，“詩”這一文學體裁湧現了大量的著名作家和作品，不僅豐富了文學領域，還對家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
但是，有意思的是，這些著名的詩人往往經歷坎坷，其作品也以“憂憤”居多。難道真的像趙翼所說的那樣，“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令詩人詩作成名的，真的是因坎坷的經歷而生出的“悲憤”嗎？
“不平則鳴”的詩學傳統，詩歌創作的背景有講究
“不平則鳴”的說法是韓愈、柳宗元提出來的，他們對此說得很明確。
比如韓愈在《送孟東野序》當中這樣說：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
是說，為什麼人要創作詩文呢？那是因為遭遇到了“不得已”的事情，或許是精神上的困頓，也或許是現實中的窮途，於是只能訴諸文字，或歌或哭，用以消解胸中塊壘。
柳宗元的意思與之相似，都是在說創作詩歌時，作者的狀態和作品有著直接的關係。
這種論調雖然在中唐才正式形成，但是在前後的時代裡都能找到類似的理論。
比如之前的《詩經》時期，《毛詩正義序》當中論述過“詩”的作用：
“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
再比如之後歐陽修在《梅聖俞詩集序》中言：
“憂思感憤，愈窮則愈工。”
不論是“怨刺”之說還是“窮而後工”的理論，和“不平則鳴”都是同樣的內涵。
換句話說，詩歌在創作之處便有目的，它是為了抒發詩人內心的“不平之氣”。那麼，這股“不平之氣”由何而來呢？自然是現實中的“不幸”遭遇。
所以，詩人心中的“悲憤”是激勵其創作的動力之一，那麼在這樣狀態下創作出來的作品自然就帶有情感的傾向性。
像屈原之所以作《離騷》，那是因為對楚國命運的憂慮和絕望；李白之所以作《將進酒》，那是因為對於被貶謫之後的落寞和傷懷。
於是，現實打擊特別巨大的時候，往往能讓人的心情最為激盪，迫切需要一個宣洩的方式。所以在詩歌創作的時候，情感和辭句就顯得尤為激烈。
蘊含著情感傾訴的詩歌作品，帶有悲憤的情緒色彩，如果質量極佳，自然就會被後世稱頌。
那麼可以想見，詩人在這樣背景下創作的詩歌，因為需要找到和他們能產生共鳴的讀者，來傾訴自己的悲憤情緒，所以在詩歌“感染力”上就會下足功夫。
除此之外，快樂往往是一瞬間的驚喜，而悲憤卻是長時間的不斷積累。
這也就意味著，在“悲憤”狀態下創作詩歌的醞釀階段要更長一些，或者可以說“腹稿”的琢磨時間更久，辭句的打磨更為細緻。
那麼，這種狀態下寫出來的詩歌自然就要更為精緻一些。
這在很多詩人的身上都有表現，無論古今中外。
比如杜甫對於戰亂時期的抒寫，往往是其在生活安定下來之後的回憶，回想當時的遭遇然後落筆成詩；
而西方很多知名作者，雖然說自己的成名作是一氣呵成的，但從被發現的手稿上來看，存在著大量的修改痕跡。
“不如意事常八九”的社會共態，詩歌的鑑賞並不公平
說過了“詩歌創作”的方面，還要來講講“詩歌鑑賞”的原因，這兩部分是詩歌成名不可或缺的要素。
一首詩歌要想成為傳世名作，那麼除了創作者水平要達到一個合格的標準之外，與讀者對它的接受程度也有直接關係。
而一首“詩歌”要能打動讀者，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產生“共鳴”。
詩人雖然在創作的時候主要是為了抒發個人的情懷，為自己的遭遇“鳴不平”，但是這樣的經歷並不是某一個“詩人”所獨有的。
比如說，屈原的懷才不遇，而現實生活裡也有很多很多優秀的人也有這樣的感慨，比如科舉落第、仕途貶謫，甚至當下里自己的工作不被認可，這些都能從屈原作品當中得到抒發。
再比如，杜甫的感時傷亂，親身經歷過兵荒馬亂時期的人們何止千千萬萬，即使沒有經歷過戰爭，那總聽說過戰爭的悽慘，有著對戰爭的恐懼和厭惡，這些都會在杜甫作品裡找到依託。
說到底，沒有人會關注某一個詩人都經歷了什麼，讀者關注的是他會從這些詩歌中讀到了什麼，是否自己也曾經有過相似的經歷。
無論是在某一個時代中，還是在整個歷史上，個人的悲歡是微不足道的，群體的情緒才是大眾所關注的事情。
如果讀者能從一位詩人的作品中讀到自己經歷過的相似情況，那麼自然就會產生認同感，這就是所謂的“共鳴”。
“共鳴”可以極大地拉近讀者和作者之間的距離，讓讀者認為他與作者是同類人，於是有了進一步瞭解其經歷的慾望。
那麼，思考一個問題，人生在世，是歡樂的場景多還是不如意的事情多？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語人無二三。”這是生活的常態，人們都希望別人分享給自己的是喜悅，沒有人願意傾聽沒完沒了的抱怨。
那麼，這些情緒要從哪裡宣洩呢？
會寫詩的人需要找一些傾訴物件，於是訴諸文字，將自己的經歷抽象出一個共性的情感給讀者聽；而不會寫詩的人就去讀詩，從作者的抒懷裡得到間接的情緒宣洩。
正所謂“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於是，很多著名的詩人、詩作就出現了，生活不順的尷尬、生離死別的傷痛等等都是每一個人必然會經歷的事情，極容易產生共鳴的情緒。
所以，很多詩人都有著“悲憤”的情緒，很多作品都有著“傷感”的特色，在鑑賞的時候人們對這些作品所傾注的感情，所產生的共鳴要比一時的喜悅要更多一點。
這是接受心理的問題，也是社會共態的問題。
感同身受更容易引起人們的討論，悲傷、悲憤有這樣的功效，而喜悅、歡樂等情緒個人色彩更為濃郁一些，不容易引起共鳴。
所以說，無論是在“創作”還是“接受”，“悲憤”更容易傳世。並不是因為“悲憤”本身，而是因為“悲憤”能給作者帶來動力，給讀者帶來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