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父什麼也沒留下
在中國澳門媽閣街，有一處中西合璧的深宅大院——鄭家大屋。1894年，隱居澳門6年的晚清著名改良派思想家、愛國民族工商業家鄭觀應，在此撰成了皇皇鉅著《盛世危言》。
1939年，鄭克魯出生在鄭家大屋。彷彿是銘刻在血液中的對西方文明與外來文化的敏感與探究，讓他命中註定般走上了文學翻譯這一中西交流之路。
鄭觀應像
上觀：澳門的鄭家大屋現在已經是世界文化遺產了，您回過這個自己出生的地方嗎？
鄭克魯：我四五歲就離開了澳門，有五六十年沒回去過。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到澳門做學術訪問，我才第一次“參觀”鄭家大屋。小時候的記憶幾乎已經沒有了。
其實，澳門不能算我真正的故鄉。鄭氏的祖籍在廣東中山，我小時候一直聽大人說到“雍陌”，但直到去年才第一次到了位於中山三鄉鎮的雍陌村，參觀了鄭觀應故居。應該說，那裡才是我真正的故鄉。
上觀：在這之前，您沒有尋根的想法？
鄭克魯：沒有。鄭觀應雖然很有名，但我一直覺得他還是很遙遠的。他1922年去世，我還沒有出生。加上我祖父30歲出頭就去世了，我從小對祖父瞭解得不多，對這位曾祖父知道得就更少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曾經有人問我：鄭觀應給你們留下了什麼？我說，什麼也沒有。這聽上去有些匪夷所思，但據我所知，他的確沒什麼財產，連一幅字畫都沒有留下來。
曾祖父雖然是實業家，曾經任太古輪船公司買辦、輪船招商局總辦等等，但經過織布局案和太古輪船公司追開平煤礦賠案兩件案子，損失了很多錢財；而且，他雖然16歲就到上海學商、辦實業，但聚財斂財的意識並不強。他特別強調“清”“慎”“勤”這三個字，從沒想過給自己留什麼，也沒有那種積累家產、庇廕後世的想法，到了晚年更加把精力放在了做慈善、辦教育上。
上觀：鄭觀應本質上不是一個商人，而是一位思想家、慈善家。
鄭克魯：對。他沒有給子孫留下什麼財產，但確實給全中國人留下了一部很重要的書——《盛世危言》，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走向產生了影響。這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財富，是巨大到無法形容的財富。
上觀：儘管您沒有受到曾祖父的直接影響，但人們依然會好奇：您小時候受到的教育是什麼樣的？
鄭克魯：就是非常普通的教育。因為祖父去世得早，我父親很早就工作了。他在海關做事，調到什麼地方我們就跟著去，我們待過湛江、海口等好幾個地方。我八九歲時到了上海，進了南洋模範小學，學費很貴。後來念不起了，我就回虹口上了普通小學，中學讀的是華東師大一附中。
父母對我們是非常開明的，從不干涉。我平時讀了許多小說，喜歡俄羅斯文學和法國文學，分文理科時就選了文科。當時親戚長輩都很奇怪：國家建設正熱火朝天，更需要理工科人才，尤其是男孩子，一定是選理科的。怎麼你家兒子隨隨便便就選了文科呢？但我不喜歡理科，沒辦法。我父母也沒有干涉。
到了高考填報志願時，我就按照我喜歡的報考。我本來想報考俄語系，但1957年中蘇關係破裂，俄語系停止招生，我就報了西語系法語專業，結果考上了。父母覺得念法語也不錯。我兩個弟弟後來考上華東理工學院讀工科，他們也很高興。
花了一年多時間背詞典
在中國大地上顛沛流離過許多城市的鄭克魯，意外地在法國文學中找到了精神故鄉。
“文革”十年浩劫阻撓了他的學習之路，但無法阻攔他的學習之志。從一本詞典開始，他艱難而踏實地進入了法語殿堂。
上觀：您年輕時為什麼喜歡法國小說？
鄭克魯：其實年輕人大部分都喜歡法國小說。恩格斯曾經幽默地說：“在德國小說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國小說中是丈夫得到了綠帽子。”德國小說、英國小說太死板，沒有法國小說好玩。大家當然更愛看法國小說。
上觀：但是學習法語和閱讀法國小說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您剛開始接觸法語時是什麼感覺？
鄭克魯：一開始確實比較難學。法語是一門邏輯十分縝密的語言，讀起來優雅流利，但語法比較複雜，還存在大量的連讀和同音詞，要入門很不容易。我知道自己在語言方面的天賦不高，我就慢慢學，多花一點時間。
北大畢業後，我考上了社科院外文所研究生，導師是作家、翻譯家李健吾先生。當時李先生讓我讀盧梭的《新愛洛伊絲》，我讀起來很是吃力。可見我雖然在北大學了五年，水平還是不夠。因為雖說是五年，但當時運動搞得多，學習時間總共也就四年左右。不久後，我們又被下放到農村搞了兩期“四清”，又中斷了學習。如果再不靠自己提高的話，語言就一直不能過關。
上觀：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您是怎麼自學的？
鄭克魯：1969年，我們社科院外文所全部下放到河南信陽息縣，半天勞動半天“運動”。後來“運動”漸漸不搞了。
我當時想，我“吃飯”的工具還是法語，一定要想辦法過關。那時候確實很難，原版錄音聽不到，周圍也沒什麼書，只有一本26000個單詞的《法漢詞典》，我就開始背詞典。
我背詞典的方法和一般人不一樣：早上起來花一個多小時，背一到六頁詞典。上午開會的時候走神幾分鐘在腦子裡過一遍，大概能記得60%；午休的時候再背一遍，這次只需要四五十分鐘了；下午勞動間隙休息的時候，對著田野再默背一次，記得更深一些；晚上睡覺打著手電在蚊帳裡再背一遍，用時更短。這六頁單詞連續背三天，第四天開始背二到七頁，同樣背三天。我就始終以這樣的速度，一步步往前推進。整本詞典背完了一遍，再從頭背第二遍。
就這樣，我背了一年多時間，從信陽回到北京後，發覺自己看得懂原版《紅與黑》《高老頭》了。我就開始廣泛閱讀原著。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有90多部，我看了80多部，每本都做了詳盡的筆記，把重要情節、名句佳句都記了下來，這些筆記現在都沒有丟。
“文革”結束後，我試著翻譯了巴爾扎克的一篇短篇小說《長壽藥水》，發表在《世界文學》上，反響不錯。後來出版社知道我了，來約我翻譯，我就答應了。
上觀：但在您所在的外文所，文學研究是主業，翻譯始終被視為副業。
鄭克魯：是這樣的。但我搞翻譯，大家沒話說。因為我的研究工作在外文所也是出色的。當然也有人勸我少翻一點，但是我喜歡翻譯。
我沒有其他愛好，翻譯就是我的愛好。譯書的過程，我覺得是一種享受：有自認為譯得不錯的地方時，會感到快樂；譯完一本書，我覺得了卻了自己的一個心願，完成了一項重要的使命，所以樂此不疲。
一邊研究一邊翻譯
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讀書熱、文學熱中，鄭克魯嶄露頭角。
他撰寫《法國文學論集》《法國詩歌史》《現代法國小說史》《法國文學史》等；譯有《蒂博一家》《康素愛蘿》《巴爾扎克短篇小說選》等；而主編的《法國文學譯叢》《外國文學史》《外國文學作品選》《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等，更在讀者中產生了巨大反響。
一邊是研究，一邊是翻譯，互相促進，相得益彰。
上觀：去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鄭克魯文集》38卷，其中包括1700餘萬字的文學翻譯，包括《紅與黑》《茶花女》《基督山伯爵》等等。您選擇翻譯的作品的標準是什麼？
鄭克魯：通常我只譯一流作品。許多一流作家的作品也不全是一流的，那我就挑選其中最好的翻譯。我喜歡巴爾扎克，但不是巴爾扎克所有的小說都譯，除了他的一些中短篇，我只譯了他最重要的《歐也妮·葛朗臺》和《高老頭》；莫泊桑的300多篇小說，我也只選了其中數十篇譯出60萬字。
當然，二流作品有時我也譯一些。比如凡爾納的科幻小說夠不上一流，但有科學依據，包蘊豐富知識，深受青年人喜愛，因此我也翻譯了三種。
上觀：有些譯者主要翻譯一位外國作家的作品。而您翻譯過的作家，從司湯達、小仲馬、大仲馬、雨果到波伏瓦，翻譯面之廣令人驚歎。這是否和您自己從事法國文學研究有相當大的關係？
鄭克魯：是的。做了幾年研究工作再做翻譯，視野不同。你知道這部作品好還是不好，然後才決定翻還是不翻。
上觀：您為何對一流、二流如此“計較”？
鄭克魯：我之所以看重它是否是經典，是因為經典歷久不衰，具有不同凡響的質量。而且，作為已到暮年的翻譯者，我越發感覺到，要給中國讀者提供精美、豐盛的翻譯作品。
所以我有一點和其他譯者不同，那就是注重序言。把優秀的外國作品介紹給讀者，需要一篇好的序言，不能敷衍塞責。很多譯者不喜歡寫序，但我是要寫序的，有的序寫得還蠻長。把作家生平、作品情節講一講是遠遠不夠的，應該讓讀者知道這部作品好在哪裡、其價值是什麼、為什麼受歡迎等等。
上觀：一些讀者閱讀時往往習慣性地跳過序言，直接從正文開始。
鄭克魯：確實有些讀者不看序言。但有人不看就不寫了嗎？還是有人看且愛看的。我的序言就是寫給那些想了解作家作品的歷史地位、創作手法及藝術價值的讀者看的。
像《悲慘世界》這樣一部小說，內容那麼豐富，讀者可能並不理解雨果為什麼要寫這個歷史事件而不寫另一個，為什麼要寫拿破崙在滑鐵盧的失敗。譯者在序言中不說清楚，讀者未必瞭解，就可能無法理解作品的價值。再如《基督山恩仇記》，一般讀者都被小說的曲折情節所吸引，大仲馬運用何種手法組織情節，讀者卻茫然無頭緒。如果譯者能分析出大仲馬的高超技術，就能讓讀者更深切地領會他的創作何以取得成功。
上觀：一篇高質量的序言相當於一篇精彩的導讀和精煉的評論。
鄭克魯：是的。但是歸根結底，沒有一番研究哪能寫得出高質量的序言？有些譯者懶得寫，他覺得不划算——寫一篇序言的時間可以譯好多東西。假如翻譯是千字80元錢，一篇序言最多也就千字100元，多個20元，但是所花的功夫可不止那麼點。
好不好由讀者說了算
西諺雲：“翻譯即背叛。”
在經典、優秀的原作前，人們會用狐疑的眼光打量譯作。鄭克魯承認，一般情況下，翻譯要達到原著的水平是很不容易的，儘管會有極個別的例外。
但是，揹負著“背叛”的十字架，翻譯者們依然負重前行。因為，將陌生的詞句轉化為大家熟悉的語言，才能溝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把繽紛的世界呈現在更多人眼前。
上觀：余光中曾說，大翻譯家都是高明的“文字的媒婆”。要給兩種語言“做成媒”，難點在哪？
鄭克魯：無論翻譯英文還是翻譯法文，譯者對文字進行處理在所難免。我覺得，真正的關鍵在於如何處理原文中獨特的句式，尤其是中文裡沒有的關係從句。
大家認為傅雷譯得好，好在哪裡呢？傅雷也不是一開始就優於其他譯者的。可以說，上世紀30年代傅雷的譯文和同時期其他譯者的質量差不多，但到了40年代，尤其從《高老頭》和《約翰·克利斯朵夫》開始，他的翻譯風格發生了巨大變化，質量有了飛躍。這是因為他提出了遵循先譯從句後譯主句的原則，解決了關係從句的翻譯問題。
傅雷的這一翻譯技巧被很多人應用，事實證明非常有效。但是，他的翻譯處理方法是唯一正確的嗎？我覺得也不該絕對化。總是先譯從句，容易使讀者有跳躍感。嘗試順著法文原來的語序來翻，在很多時候也可以解決問題。
上觀：在翻譯具體的句子的時候，究竟使用哪一種翻譯方法，取決於譯者。關鍵是如何把合適的方法運用在合適的地方，使得譯文達到“信”“達”“雅”的境界。
鄭克魯：對。我認為，嚴復提出的這三個標準中，“信”最為重要。因為作者是在闡述他的觀點，譯者要將他的觀點確切而充分地表達出來，而意譯往往會改變原意。所以我一直遵從“直譯為主，意譯為輔”的原則，能不意譯就儘量不意譯。
另外，翻譯還要“達”，通達、流暢；“雅”，就是優美、有文采。有人認為“雅”是對句子的要求，但我覺得更是對整體作品的要求。
我們做翻譯的人對文字要很敏感。比如，一頁小說裡出現三個“美麗”，詞彙太貧乏，我是不能忍受的。得至少掌握十來個同義詞、近義詞，迴避老是“美麗”、老是“漂亮”。
上觀：您會像詩人一樣反覆推敲、煉字嗎？
鄭克魯：會。中國古典詞彙非常之美，用對了地方，傳情達意更加貼切。比如，《茶花女》中描寫男女主人公愛意綿綿，我特別用了“鰜鰈情深”這個詞，從字面上就能感覺到美。在譯《巴黎聖母院》時，文中寫路易十一病得快死了，“行將就木”這樣的詞大家都用過了，我就琢磨怎麼譯才能不一樣。後來我用了“病勢尪羸”四個字，讀者即便不認識“尪羸”兩個字，也能從上下文理解是形容人病得很重。
上觀：不擔心讀者覺得晦澀難懂嗎？
鄭克魯：一本幾十萬字的書，用幾個較生僻的古典詞語是不影響閱讀的。相反，讀者可以透過查詞典學習認識它們，也是自身的提高進步。當然，這樣的詞也不能用得太多，多了就有掉書袋之嫌了。
上觀：您覺得檢驗翻譯好壞的最終標準是什麼？
鄭克魯：由讀者來決定。前段時間，有個作家用非常個人的方式翻譯了泰戈爾的詩，有自己的創造，但是也引起了很多爭論。我覺得，好不好由讀者去決定。優秀的譯本，如果過了30年大家還能認同，那就是真的好。
不擔心事業後繼乏人
翻譯者很多，但翻譯家很少。
1986年，上海翻譯家協會創辦。一度，協會被要求更名為“翻譯工作者協會”。是草嬰、鄭克魯等翻譯家的堅持，才留住了協會“翻譯家”的名銜。
30餘年過去了，年屆八十的鄭克魯自然更加明白“翻譯家”這三個字的分量。儘管翻譯的重要性和翻譯家的價值在當下尚未得到充分肯定，但對翻譯家而言，“這既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
上觀：近些年來，翻譯出版事業日益繁榮，但一些出版物的翻譯質量也為人詬病，您有沒有類似的感受？
鄭克魯：是有這種情況。有些出版社，覺得一本書有名，就著急忙慌趕時間，抓到一個譯者就來翻譯。這個譯者水平如何，是不是適合？來不及考慮，出了再說。有的編輯也不認真看稿子。我有時翻開一本新書，第一頁上就有五六個錯誤赫然在目。
上觀：您認為翻譯作品的質量應該由誰來保證？
鄭克魯：主要責任在出版社。是否能找到高水平的譯者和負責任的編輯，是出版社的工作。出版社不能只知道賺錢。
另外，譯者自己要自律，要保持良好的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翻譯是一項艱苦的勞動，需要下長期功夫。現在翻譯的薪酬偏低。我記得上世紀80年代，翻譯稿酬大約千字7元，譯一箇中篇能賺420元，相當於半年多的工資，相對價值比今天要高100多倍。但在今天，翻譯仍是一項無名無利的工作，全靠譯者對這項事業的熱愛和全身心投入。
上觀：有人喟嘆，屬於翻譯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尤其人工智慧日漸發展，傳統翻譯將無法避免地日漸式微。
鄭克魯：我不這麼看。對人工智慧來說，翻譯仍舊是件難事，尤其是文學翻譯。再聰明的機器也未必能探測到文字背後的豐富內涵和複雜情感。比如，詩歌怎麼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這樣較為形象的或許可以，但一些充滿意象、含義很深的就很難譯了。
上觀：您並不擔心翻譯事業後繼乏人？
鄭克魯：不會的，我相信過一段時間會冒出來的。
目前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為了謀求進一步發展，我們需要加強和國際社會的交流，也要繼續把中國文化推向世界舞臺。這兩方面的需求，都對翻譯事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們要培養一批具有多重文化知識素養積澱的學者和翻譯家，作為中外文化交流傳播的橋樑。他們應當具有思想和創見，在進行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堅守思想立場，挖掘本土學術思想和精神。
另外一方面，我也期盼翻譯事業能得到國家和社會的更多支援，翻譯事業一定會有更好、更廣闊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