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或多或少地接觸過寓言故事，並受到一定的教育，寓言故事中很多動植物都會說話，具備了人格化的屬性，人們也就默認了，那麼，為什麼寓言故事中的動植物會說話？
和寓言的體裁有關係，“寓”是“寄託”的意思，即把作者的思想寄寓在一個故事裡，讓人從中領悟到一定的道理，本質上屬於一種類比性的間接表達。同時，寓言具備鮮明的諷刺性和教育性。多用借喻手法，使富有教訓意義的主題或深刻的道理在簡單的故事中體現。主題思想大多借此喻彼、借遠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那為什麼不直接說，非得用借喻手法，還要借古諷今，借動植物的話來表達一定的意思？當然最原初的意義就是為了安全，創造寓言故事的人也是一個人，受制於當時政治的影響。要是諷刺了奴隸主或者封建君主，就有可能被構陷入獄，甚至被直接殺死。創作伊索寓言的伊索就因為諷刺了奴隸主而被殺死，以至於後代的一些寓言作家不敢把諷刺的鋒芒直指統治階級，不然就會招致殺身之禍。為了達到孔子所說的“怨”，後世作家不知道費了多少心思，不敢直接表達，就要拐彎抹角地諷刺，諷諫，還要以自身為藍本，現身說法，但現身說法容易把自己賠進去，要是聽故事的人把這個現身說法的作者供出去，豈不是讓作者承擔一定的責任？畢竟，寓言故事通俗易懂，很容易傳播，而且還會在傳播的過程中加工整理，進行二度或三度創作。如果原創作者本意是好的，在傳播過程中被人添油加醋，說成了另外一番言論，就會出現很大的誤會，成為原作者說了不當言論了。要是追究起來，原作者就要受到懲罰，而傳播過程中增添細枝末節的人卻隱去了姓名，也不用承擔責任了。
於是，為了安全起見，寓言故事的作者就不用自己的名字，也不用親戚朋友的名字，萬不得已就編造一個人的名字來說故事，更多的時候就用動植物來代替人說話、做事，起碼讓作者安全了，並非整天戰戰兢兢。
此外，寓言最大的作用還是教育作用。由於寓言本身通俗易懂，在傳播過程中，會面對大量受眾，並且接受受眾的檢驗和再次加工整理。於是，很多寓言故事就成了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的讀物，也是孩子受教育的讀物。在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看來，世界應該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要賦予萬物人格化的色彩，並且讓各種動植物都開始說話，開始具備人格屬性。那麼，對於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來說，就可以輕鬆接受了。要是孩子認為動植物真的能說話，就能很快認識自然界，要是人們已經知道說話的動植物只是代表一類人，也就知道寓言背後的隱喻意義了。在孩子的世界裡，花草樹木都是人格化的，都可以開口說話，辦人們才能辦的事。要是孩子小的時候，大人就告訴他，世界是物質的，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那得多麼無聊，甚至很殘酷，讓孩子從小就生活在生硬死板不知道變通的世界，也就失掉了教育的本來面目。
對於孩子來說，最好的教育方式是寓教於樂，而不是生硬灌輸。寓教於樂可以讓孩子們輕鬆愉快地接受知識，而寓言故事正好符合了這種教育模式。文字淺顯易懂，裡面的動植物都會說話，會辦事，寓意深刻，當然也就能讓很多孩子受到教育了。就是大人看了，也覺得好玩，也會琢磨一下其中的寓意，受到一定的啟示。於是，寓言流傳廣泛，在流傳的過程中接受了再次創作，並且逐漸成為一種寓教於樂的傳統內容。從口耳相傳到有書籍記載，到專業的作家開始搞創作，到人們普遍接受。其中當然會有統治者的審查和任意刪削，要是摒除了這些因素，不知道流傳下來的寓言故事得多麼精彩呢！
寓言故事中的動植物會說話了，只是暗指，並非明指，即便被指向的人也不認為在說自己，或者認為在說自己也不能急眼，畢竟寓言故事中說話的都是動植物，沒說是人，也沒指定是哪一個人。有撿錢的，有撿東西的，沒見過撿罵的。人們不會自己撿罵，也不會對號入座。
寓言的諷刺功能非常強大，卻不被統治者所容。統治者總是認為寫寓言的人在諷刺他們，甚至在嘲笑他們，在說他們無能。於是，統治者們就要想方設法阻止寓言故事的傳播。要是用了動植物說話的模式，寓言故事就很容易傳播，而不會被統治者禁止。但有的君主也喜歡看寓言故事，只要是市面上有了新的寓言故事集，他們就會買過來看。有的還要把寓言故事的原創者請進宮廷，聽他們講故事。
在宮廷講寓言故事的原創作者如履薄冰，要故意隱晦一些對統治者的諷刺鋒芒，還要讓動植物代替人類說、做事，不然後果可想而知。那麼，在政治的稽核之下，寓言故事似乎已經走到了死衚衕，尤其是中篇、長篇小說的發行，給寓言故事以打擊。很多人都喜歡看中長篇小說，而不願意看太短小的，水平太差的寓言故事。也就是說，寓言故事只適合閱讀水平和認知水平比較低的人來看，不能直接講什麼大道理，也不能只是注重形象性而忽略了內在的深刻性。
只是，讀古代的寓言覺得作者更放得開，而讀現在的寓言故事，似乎已經沒什麼諷刺的鋒芒了，不禁讓人唏噓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