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公元前551-479）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國歷史上春秋的中末期。這個時期，在中原地區和淮河、漢水、太湖流域，分佈著許多大大小小的諸侯國家。這些國家名義上是周天子的屬國，實際上都已經成了完全自主或半獨立自主的王國。各諸侯國為了爭奪土地和勞動力，將周天子的等級禮制拋棄在一邊，彼此之間不斷地發生兼併戰爭，從而形成了“春秋無義戰”的局面。
春秋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塌”的時代，作為沒落的下層貴族代表孔子，就成了在當時要竭力恢復西周禮制，重新實行大一統願望的中心人物。
孔子的思想，為什麼在當時的諸侯國裡得不到採納或一時採納了卻實施不下去。原因在於他提出的一套治國為政的主張不符合新興貴族們的胃口。
孔子的治國思想主要有以下二方面：
恢復西周禮制。
禮制，就是社會制度，是一個國家政體。西周禮制的核心是什麼？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主張人跟人要有嚴格的等級，嚴格的規矩，決不能各管各，自成一體。君要像個君，臣要像個臣，父要像個父，子要像個子。
孔子的這個提法，不遭到諸侯國統治者們反對才怪呢。
當時的各諸侯國，忙著打仗，拼命擴大地盤，現在孔子要他們去遵循周禮制，重新回到原路上來，去服從周天子，那他們拼死拼活地幹活，豈不是白搞了？
這就像一個大家庭，已經分家了，各自都有自己的養家興家方法，現在卻要重新迴歸到大家庭，誰肯？
所以，孔子在齊國時就碰了壁。齊景公問如何治理國家？孔子說：“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 孔子的意思很明白，要維護社會統治秩序，各人就要按其名分辦事，這叫“正名”。開始齊景公聽了很高興，後又請教了幾次。景公甚至要分封土地給孔子。可是齊大夫晏嬰反對說：“現在孔子專講這一套，教人怎麼見人，怎麼走路，穿戴什麼，繁瑣得要命，一輩子也搞不清。如果讓他在齊國實行起來，恐怕解決不了急切的問題。”景公聽了晏嬰的話後，動搖了，就冷落了孔子。孔子只好收拾行李，離開了齊國。
以仁為政。
“仁”，就是倫理道德，是內心修養。孔子提出，要達到仁的境界，必須培養具有“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修己安人”的道德品質。他的這個思想，與“文王之德”緊密相扣。文王，即周朝奠基人姬昌。他倡導“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的社會風氣。
孔子提出來以仁德為主、輔之以必要刑罰的為政理念。因此他大力倡導倫理道德教育，力圖以心性道德培養作為復禮的倫理基礎。《論語》提出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的修己化人的宗旨；《大學》提出了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三綱領”。
仁者愛人，在當時很少行得通。春秋時代混亂不堪，統治者千方百計想當霸主，老百姓流離失所，施仁於何者？
就是孔子所在的魯國，一段時間雖被時人稱之為“周禮盡在魯矣” 。可是不久後就迅速蛻變，連孔子也不得不逃離自己的祖國。
孔子也做過官，而且是大官。他在自己的國家當過大司寇，並代理過丞相職務。在任上，孔子自然施展了其政治抱負，做了兩件大事：
魯定公十年，齊魯夾谷之會。挫敗了齊國君臣圖謀要挾魯定公的意圖，維護了魯國的尊嚴和地位，使齊國短期內不敢對魯國有所舉動。
魯定公十三年，墮三都。由於成邑宰的極力反抗，最後只毀了兩個——費邑和郈邑的城牆。最後不了了之。
這兩件大事，前者是孔子以“禮”和勇，使魯國收復了被齊國侵佔的土地；後者是孔子企圖以周朝制度毀掉“三都”違反規定的城牆，可是沒有成功。這也說明了
孔子想恢復西周的那套東西不切實際。
《禮記·曲禮上》 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 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 非禮威儀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當時周公制禮作樂，確實收到了政通人和的功效，社會各個階層在嚴格的上下尊卑秩序之下處於相對平衡、和諧的狀態。可是，社會在前進，春秋時期正是從奴隸制走向封建制的過渡時期，舊的一樣東西肯定用不上了。
那時的國君都是不願受禮法約束的，就是明知道孔子學說對治國有用，也只好忍痛割捨。孔子宣揚走“克己復禮”的路子自然撞到了南牆。
禮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大法，仁是治理國家的必要手段。孔子窮畢生精力，為施展政治抱負而周遊列國達十四年之久，併為此多次處在困頓的窘境，卻收穫不到什麼效果，以致最後不得不發出沉重的嘆息：“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身體一天天衰老下去，在夢中也與周公久違了。
在長久的顛沛流離環境之中，
孔子曾經兩次萌生依附叛臣的念頭。
《陽貨》 有這樣的記載：
公山弗擾是魯國季氏的叛臣，佛肸則是趙國執政正卿趙簡子的叛臣。他們先後向孔子發出邀請，久不為諸侯所用的孔子欲應召前往，天真地幻想著在叛臣所居之地復興周道。這顯然違背了孔子素日對弟子說的“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泰伯》） 的教導。 幸虧是耿直的子路及時諫止，才使孔子打消了依附叛臣的念頭， 保持了他的一世清名。此事也說明了
孔子為重建周禮秩序而做的努力，是白費勁，註定失敗。
孔子說：“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禮記·中庸》。”在他看來，西周那種嚴格規定君臣父子關係的上下有等、尊卑有序的政治宗法秩序，是最合適、最理想的社會制度。
孔子沒有意識到，時代變了，他偏要回到老路上去，所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標怎麼能實現呢？
孔子的治國為政思想沒有什麼用處，不是今天我們讀《論語》的目的。“今人之讀 《論語》 者， 以其修身、益智、治學、正俗，則可矣。”
參考資料：陳桐生《論語十論》、楊伯峻《論語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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