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孔子廟主祭孔子，孔子的弟子中那些賢能的人從祀於孔子廟。從祀者一共有十個人。最初從祀的時候是按照“四科十哲”來安排的。其後這十個人有所變化，有的依然從祀孔子廟，有的則遷出。今天就帶大家看一下從祀十哲是如何演變，以至於變成現在這個模樣的。
一、十哲的起源
十哲脫胎於“孔門四科之子”，其人員以《論語》為依據。《論語·先進》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十哲有時候也被泛稱為“從於陳、蔡者”。因為這十個人都曾跟隨孔子周遊過列國，都曾與孔子一起被圍於陳、蔡之間。
四科十子很早就脫穎於孔門弟子之上，以小團體形象示人。東晉時，國子學旁立夫子堂，其內就有夫子及十弟子像。
南朝齊時，成都刺史劉俊修玉堂禮殿，殿中也畫夫子及四科十子像。
東魏時，兗州刺史李珽修孔子廟，在碑文中他還述及立十子於夫子之側的原因：
“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因歷敘其才以為四科之目。生既見從，沒口口侍…所以雕十子侍於其側。”
二、關於十哲的爭論
然而，這些情況只出現在個別政權、個別地區內，十子與夫子的親密關係遠沒有形成固定模式。唐初，太宗以漢晉諸儒有傳經注經之功，詔令“二十二賢”與顏回並配享於孔廟。十人除了顏回、子夏，其餘八人無緣於享祀。
“十哲”的提法最早出現於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的奏摺中，此一團體的轉機亦隨即到來。李氏奏請：“十哲弟子，雖複列像廟堂，不預享祀。謹檢祠令：何休、範寧等二十賢猶沾從祀，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賢之上。”玄宗依其奏，改顏子等十哲為坐像，悉預從祀。
在與“二十二賢”的競爭中，四科十子還是成為最終的勝利者，重新取得了以往的地位。
十哲的提法雖然因約定俗成而在後世廣泛通用，但是它的前身——四科——顯然也將一些模糊性的爭議遺傳給了它。四科十子到底是曾經跟隨孔子到過陳、蔡等國的優秀者，還是三千中的優秀者，一直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倘是前者，則孔廟十哲徑取四科顯然有以偏概全之嫌，倘是後者，則其人員選定去取又很難令人滿意。
玄宗朝是將十哲直接視為孔門之選的，這可以從朝廷褒揚十人的詔令中獲知，詔文雲：
“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眾美，實越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
可見，官方十哲就是以三千弟子中的佼佼者身份出現的。道州刺史薛景晦（號伯高）則有異言：
“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於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
柳宗元作《道州文宣王廟碑》，稱引了這番話。二百多年後，當修《新唐書》者看到此語，卻直以異端視之：
“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於十人，坐而祀之，始於開元，非特牽於一時之稱號。…伯高之語，柳宗元志之於其書，必有辨其妄者。”
史才們的預言顯然並不高明，因為其後的辨妄路線恰恰是薛伯高式的，而非官方式的。
實際上，在《新唐書》修撰前夕，司馬光就有過一番非議。他專門作了一篇《十哲論》，其中有言：
“十哲於經無見，而學者多稱之國家祀孔子，十哲則祀於堂上，其餘門人祀於東西廡下，俎豆之數皆異焉，愚竊以為過矣。是十人者，孔子雖以四科第之，非謂門人之中唯十人為賢也，至於‘柴也愚，參也魯，師也闢，由也喭’，豈謂唯此四人為不肖邪。以此觀之，尊十哲非孔子意明矣。”
溫公此篇作於仁宗慶曆二年，《新唐書》始修於慶曆五年，兩者相距無幾，旨趣卻是大相徑庭。
十哲設位，自唐以後，基本穩定為夫子南面而坐，十哲東西列侍。後來雖有四配躍居於前，十哲依然列位於殿上。
三、十哲的遷移與補充
十哲初為十人，後來迭有遷補。
1、十哲變為十二哲
十人中，顏淵居首，享受著特別的恩寵。他很早就陪侍於夫子之側，參與侑食，其他九人卻並無此幸。開元八年制施行後，十哲方得列於從祀之位。然而在朝廷所追加的爵號上，顏回依然獲得區別對待。他被贈封為兗公，餘九人為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哲均被追封為公。顏回依然高一等，為國公，其他九人為郡公。
神宗元豐七年，孟子以鄒國公的身份與顏回並配於孔廟，這一事件標誌著一個獨立的高於十哲的受祭單位已然清晰出現。
顏回抽離出十哲後，曾參自然而然地補充進去。
理宗端平二年，又升子思於十哲，共十一人。度宗鹹淳三年，曾參、子思升配享，進子張入其列，十哲恢復為十人。康熙五十一年，增朱熹，十哲變為十一哲。乾隆三年，又將有若升入，共十二位，稱十二哲。
2、十二哲中關於曾子的爭論
圍繞著十哲發生的最大爭議是人員擇定問題，捲入爭議最深的是曾參。
曾子初以孝著稱，後又以傳道之功聞名，如此德能卻不列於四科，這令很多人感到不解。是曾子個人條件有差抑或是四科品陟標準有失，是主觀原因造成的抑或是客觀原因造成的，這是後世解釋行為分馳的兩大路經。
徐幹是從曾子的主觀硬傷出發的，他在《中論》中稱：“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遊、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
徐氏的不足在於以“才”作解卻又不詳具各弟子才力之高下短長，無法對比，顯然失於空泛。漢人解經不破經之習，於此可略見一斑。此論無法令人深服，後世也不見承襲其說者。
到了宋朝，夏竦作《曾參不列四科論》，重又秉持了與徐幹相似的風旨，他說：“孔氏四科之選皆有賢哲之具體者哉，非各言其一也…而曾子惟以孝行著聞，不能具得能者之體，但行其一端，故所以不列於十哲者也”，其最終結論是“參不列其間者，念其道有所未至矣。”
夏氏作解，在邏輯安排上顯較徐幹略勝一籌。然而此番話與其後的道學風潮大相背逆，得罪不淺。
四庫館臣既力斥其說，進而深譏其學，“其論曾子不列四科尤多繆，蓋竦專攻詞賦，未究聖賢之學也”。徐幹與夏竦解釋原因都是從曾子自身之故出發，也就只能以尋短來彌補經說。此種用力方向很難突破說理上的論據難題。
相反，
曾子的推崇者卻能夠輕易地將曾子的人格魅力渲染得淋漓盡致，
邵博就是個中能手，他在《聞見後錄》中稱：
“孔子答群弟子問孝不過一二言，至曾子則特為著經。又‘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告曾子，猶曰‘吾道一以貫之’。蓋顏淵死，孔子之所付授者，曾子一人耳。”
糾曾子才德者如果得見此論，不知道又會作何感想。
更多的解釋傾向於透過尋找外在原因，來為曾參委曲疏解，“非參之德行不及諸子也，當時適不從遊耳”。早在唐代，李觀作《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就以客問主答的方式表述了這一觀點：
“四科十哲之名乃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於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使曾子於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
後世之人，如白居易亦有在孝上做文章的，白居易說：
“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尼旅遊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列。論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
然而不管是哪種場合的缺席，解釋者們都相信，曾參不列四科，絕不是因為才德不及，而是客觀原因造成的。這樣，曾參仍值得配享孔廟。
結語：
孔廟從祀十哲並非一成不變的，也不是一開始就存在的，而是伴隨著爭論，一步一步慢慢形成的。
而在從祀之人中，因為曾參未曾跟隨孔子於陳蔡之時，因而不曾被列入四科十哲，後世之人針對曾參是否應入十哲之列，產生了激烈的爭論。這也是十哲中最被人爭議的一位。最終，曾參還是被列入。之後就成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從祀規模。如今進孔廟，依然可以看到十哲從祀與孔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