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
1956年生，山東棲霞人。著有長篇小說《古船》 《九月寓言》 《刺蝟歌》 《外省書》 《你在高原》《獨藥師》《艾約堡秘史》，讀解古典文學專著《也說李白與杜甫》《陶淵明的遺產》《〈楚辭〉筆記》《讀〈詩經〉》等。曾獲茅盾文學獎、中國出版政府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中國好書獎等。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詩經：
自由的野歌
文 | 張煒
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詩三百”的許多部分顯然已經逐步與“樂”脫節和分離，即“樂壞”。而“樂”的喪失和移位，必定導致了“詩”的不能歸位，造成了禮法上十分混亂的局面。這樣，“詩”作為“經”的價值也就大部分失去。《風》《雅》《頌》如果僅僅是在文辭、內容和風格上差異明顯，呈現出不同的面貌，還遠不足以構成強大的規範和制約。我們可以設想，在規制嚴格的樂曲和演奏程式中唱出來的詩，與今天只能用來誦讀的詩，二者的區別顯然是巨大的。在反覆詠唱的旋律中，禮儀規範的約束，潛移默化的薰陶，美的沉浸與陶醉，一切正可以相互交織。這樣的一種能量，從我們時下所熟誦的詩句中瀰漫揮發出來，該具有何等強大的教化作用。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我們才能夠明白“詩三百”為什麼一點點變成了“經”。離開這樣一個政治和禮法的基點，也就無法想象《詩經》數千年來形成的不可動搖的神聖地位、路徑以及神秘感從何而來。
時至今日，我們面對的只是一些長長短短的句子，“詩”與“樂”早已剝離，所以也就無從感受那種演奏的盛大場面、那種心潮澎湃的震懾力量。我們視野中只是簡單而僵直的文字，不是歌之詠之舞之蹈之的和鳴共振。離開了那種氣氛的籠罩，也就失去了另一番審美效果，它未能訴諸聽覺，也沒有視覺的盛宴，幾乎完全依賴文字元號的想象和還原。我們會不自覺地將這些拗口的詩章與現代文字的一般功能混為一談，而且還會在磕磕絆絆的閱讀中，產生或多或少的不適感。這種不適感會影響審美，讓我們進一步疏遠和忽略它的內質。我們甚至要設想，
對於《詩經》最好的理解方法，莫過於還其以“樂”，無“樂”之詩就是枯萎的詩、僵固的詩、降格以求的詩、難以抵達的詩
。
若要走進《詩經》這部原典，就要隨著它的樂聲，伴著鏗鏘有力的節奏，或者是溫婉動人的詠唱，踏入堂奧，領略或深沉或輝煌之美，感受它不可思議的力量。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三千多年前，由西周統治者的施政理念再到文化風習，更有對於“詩樂”的推崇與借重，會多多少少令我們感到一些詫異。廟堂人物整天糾纏於官場機心、權力角逐、軍事征討，怎麼會如此關注和痴迷於這些歌吟。尤其是“風詩”中的民謠俚曲，它們竟佔去了三百篇中的半壁江山，而這些內容又遠非莊嚴凝重。就是這一切，與他們的文功武治和日常生活相依相伴，甚至可以說須臾未曾脫離，其中肯定大有深意在。當年他們依靠這些演奏和歌詠開闢出一條道路，它一直向前延伸，就是對整個社會禮法和政治秩序加以匡束和固定。它的自然孕化和遵循功用合二為一，就有了重大的意義。孔子對《詩經》有過無與倫比的讚歎，評價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這番著名的概括之中儘管包含了審美的元素，但更多的還是將其看成了整個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精神指標，看成了典範。
《詩經》是一部凝固和蘊含了西周道德禮法、思想規範的典籍，具有強大的政治倫理性，它在孔子眼裡是不可逾越的。今天看來，特別是《國風》裡的許多詩篇，充滿著旺盛的激情和野性的躁動，那恣意放肆的生命產生出巨大的感染力，喚起多少浪漫的想象：我們從中幾乎感覺不到對人性的刻板束縛，也幾乎沒有什麼準則、禮法和不可逾越的禁忌，相反卻是一種極為開放和自由的生命嚎唱。在這裡，審美的本質凸顯在我們面前，而那種禮儀的恪守、“經”的社會與道德元素，卻幾乎被完全淡化。
這是就單純的文字而言的，如果換一個視角，將這些詩句伴以樂曲賦予調性，嚴格按照當時的相關規定和程式去演奏，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這時或許會多少忽略辭章之美，其內容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覆蓋：它已經被配置和鑲嵌了更為外向和突出的形式，這就是歌詠和旋律，還有表演。固定的場合，固定的曲調，固定的程式，它們多少淹沒了歌詞內容的原色與具象、揮發和生長，溢滿了整個空間。事實是，這種強大的形式有力地超越並涵蓋了文辭的內容。
從春秋後期到戰國、秦漢以降，直至現在，幾乎所有對《詩經》的認識都是建立在脫離詠唱和聲音的基礎之上。“詩”與“樂”的分離是一個重大的事件，人們面對的是赤裸的文辭，這樣的研究，必然會在“詩”與“經”這兩個方面都受到侷限，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誤解。孔子所訂之“樂”後來已經散失，這裡的最大損失還不是丟了一部《樂經》，而是《詩經》的形隻影單：二者的脫節與分離，使“經”的一個重要部分喪失了。從一種文體的源頭上講，“詩歌”這個詞彙的連綴，只說明所有詩詞最早都源於歌唱，詩詞離開吟詠的調性才變成了純粹的文字，發展到今天就是所謂的“自由詩”和“現代詩”。它們缺少了一種程式和聲音的輔助，擺脫了音樂的籠罩和約束，成為單純的文字元號，變得貧瘠而孤獨。也正因為如此，現代詩必然要一再膨脹和強化自身，要尋找離開音樂之後的獨立途徑，讓乾枯的詞彙本身滋生出某種樂性。於是它們變得越來越綿長和複雜，也更加起伏婉轉。
在現代，我們將歌唱和書寫分成了兩個世界，除去專門的所謂“歌詞”，更多的文字是獨自生存的。而在“詩”的時代，文字與聲音是共生共長且一起呈現的，離開這樣的情與境去咀嚼文字，思路也就立刻變得狹窄了。缺少聲音伴奏，強大的想象力與揮發力、浪漫和昂揚，也一塊兒被丟棄了許多，所以再也無法知曉和感受原來的那種美了。就留下來的一部《詩經》來說，在這種誤解和隔膜之下，它的神秘感卻在增大，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沒有稀釋，還在不斷強化。我們像面對一個不可思議的聖物，有時難免四處求索，迷離彷徨，不知所之。這種神秘和無解，又進一步催生了焦灼感，導致我們更多地用理性而不是以感性去對待它：理性的強用往往是對“經”的強調，而不利於“詩”的深入。
更多地將《詩經》作為“經”來對待，儘管隆盛，卻有可能不是使它變得更大，而是更小。讓其儘可能自由活潑地生長下去，才有茂盛的未來。將它還原為一部眾人的創造，等於傾聽生命的群聲，一同來到了無垠的原野上，這就可以迎接各種各樣的機緣。我們由此踏向更為開闊的生命地帶，而不是行走在細細的理念的小徑上。
我們知道，凡是大讀者總是具有極強的還原力，當年的吟詠者在原創時的心境，興奮不已的創造神經的跳動，每一次痙攣和震顫，都會被他們所捕捉。嚴格講來，這種還原力就是審美力。
所以《詩》作為“經”的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定還會進一步淡化；
而作為文學作品的“經典”性，卻會得到提升、擴大和認定，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我們的道路大致是這樣的：
自覺不自覺地順著古人提供的一條“經”線，步入一個廣袤而活潑的萬物生長的生命世界，這裡面不僅有豐富繁茂的“草木鳥獸蟲魚”，還有形形色色的人；
既有飲食男女的慾望，又有莊重刻板、威儀逼人的貴族。
所有這一切縱橫交錯，相映成趣，構成一個多聲部的混唱、一個震耳欲聾的王國。
這個王國，就是詩的國度，是生命的交響。一條文學大河的源頭就在這個世界裡，它由無數涓流匯聚，活潑而清純，生動而含蓄，漸漸洶湧起來。這種巨大的張力恰恰就是一切文學經典必備的品質。比如我們能夠從《齊風·盧令》這首小詩裡看到齊國女子與英俊獵人的偶然相逢，她的傾慕和思戀怎樣在一聲聲詠歎中綿綿不絕。短短的詩章共有六句，竟有一半句子在重複，這種重複卻蘊含和衍生出更為豐富的意象和意味。類似的繽紛絢麗在《風》中數不勝數，它們渲染出奇特迷離的意境，每每讓人沉醉，不能自拔。
《詩》中令人沉入的一場場陶醉復疊相加，美的縱深一再擴延，展現出無邊的遼遠和開闊：
一片沒有邊界的想象的天地，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所能夠囊括和界定。
摘自張煒《詩何以為經》，選自《青年作家》2019年第1期；
張煒《詩經：自由的野歌》全文見《中華文學選刊》2019年7期，選自《青年作家》2019年第3、4期
圖片來自網路|本期編輯：古肩
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