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劇《雷雨》中的“蘩漪”，一般認為是五四新女性反對壓迫的象徵人物，但其實也有可恨之處……
百餘年前，中國文學史上出現了一種“新形象”，這就是在平等自由思想薰陶下的新女性
，她們為了追求自己的愛情、社會地位、受教育的權利等等美好事物，敢於同封建社會上一切不平等、不自由的勢力徹底決裂，這是在之前所有文學作品中從未出現過的。在這些突然“湧現”的新女性形象中，曹禺話劇《雷雨》中的“蘩漪”便是代表。
“話劇”作為一種西方的藝術形式，傳入中國的時間並不長，但依然在近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不僅戲劇作家、作品眾多，也呈現出流派紛呈的態勢。然而，因為這種藝術形式在當時尚處於肇始階段，真正成功的作品和理念其實並不多，
一般認為，曹禺話劇《雷雨》的出現正是中國話劇在西洋話劇影響下，由模仿走向成熟的標誌。
這種成熟就體現在“蘩漪”這一形象的鮮活上。它不僅僅是“新女性”要求平等權益的反映，內裡還有著曹禺對當時社會各種思潮激盪下所形成之態勢的反思。普遍觀念裡，“蘩漪”體現的是“新女性”在強大的封建壓迫下最終失敗的悲劇，但是如果仔細考量這個人物，其背後卻有著曹禺
對“新女性”這一群體命運的思考與批判。
蘩漪形象的誕生，跳出對西洋話劇的模仿和對現實社會的燭照
中國封建社會里，重男輕女的現象十分嚴重，但換一個角度來想，如果在新文化運動中能夠喚起女性自身的崛起和抗爭意識，這就相當於在根本上撼動了封建思想的根基。所以這一時期，各戲劇家創作“話劇”作品時，就自覺地吸收了挪威戲劇家易卜生的風格，模仿其《玩偶之家》等話劇模式進行創作，
用西洋話劇來反思中國社會的弊端，燭見中國舊社會封建家庭的罪惡。
曹禺與其他劇作家不同，他是真正上臺演過話劇的，他真正懂得話劇的情節營造、舞臺佈置等等細節，這種經歷和莎士比亞十分接近。只有真正地去實踐過，才能更好地去創作。所以，《雷雨》的寫作是一種由內心情感推動下的水到渠成。
在《雷雨·序》中，曹禺如此表述其創作動機：
“我以為我不應該用欺騙來炫耀自己的見地，我並沒有顯明地意識著我是要匡正諷刺或攻擊些什麼。也許寫到未了，隱隱彷彿有一種情感的洶湧的流來推動我，我在發洩著被抑壓的憤窟，毀謗著中國的家庭和社會。”
正是因為曹禺對於戲劇藝術的專注和對於社會癥結的敏感，所以才在無意與有意之間的懵懂狀態下，創作了這部轟動一時的《雷雨》，1936年在上海公演三個月，場場客滿，對當時的社會思想造成了極大的衝擊。
《雷雨》的成功也表明，當時的社會真正需要的作品不是揭露封建家庭的罪惡，而是對這種罪惡產生的根源與弊病所進行的反思。
曹禺透過“蘩漪”這一個新時代女性形象在過去與現在、封建與自由兩場大戲中所受的壓迫，來表達對於舊封建家庭的憤懣。而仔細分析人物行為，可以發現，蘩漪抗爭的失敗並不是其所追求理想的破滅，而是她在獲取自身權利的時候，採取了不正當的行為。也就是說，以蘩漪為代表的新女性在追夢的過程中走上了一條偏激的歧路。
《雷雨》真正的價值就在於此，它不僅在揭露和反思造成社會悲劇的根結，更是對值得我們同情的“新女性”進行合理地批判。
《雷雨》“三一律”下的時間欺騙性，“蘩漪”對抗的是兩個時代的壓迫
“三一律”是一種歷史久遠的話劇創作手法，對話劇創作有嚴苛要求，即只講述一個故事，只有一個地點，所有情節要發生在一天之內，所以叫做“三一律”。因為是一種固定模式，易於模仿，所以在話劇剛剛傳入中國的階段，很多話劇創作都採用這一模式。但又因為這種要求限制太多，所以一般情況下，對劇本適當地調整都屬於合理範圍。
《雷雨》的故事發生在上午至次日午夜兩點，內容就是周氏家族內部的矛盾，只不過故事的地點分作了周家和魯家兩個地方而已。這是典型的“三一律”變通的創作方式，也使得情節緊促的《雷雨》具備了時間上的欺騙性。
周氏家族內部的衝突，是醞釀了三十年之久的一次偶然爆發，將三十年的舊事在不到24小時的時間內引爆出來，資訊量的暴增會讓觀眾產生強烈的視覺衝擊，也就更能暴露出話劇所要揭示的深刻內涵。
這種衝突在周樸園年輕時代與魯侍萍的一次懵懂愛情中埋下伏筆，兩個人的不同命運造成了兩種悲劇，卻在三十年後同時壓迫在了局外人“蘩漪”的身上。
周樸園經此一事變得心灰若死，完全消磨了其年輕時代的激情，轉而淪為封建家庭制度的忠實維護者，他所堅守的秩序其實就是造成其年輕時代愛情悲劇的根源。他曾經屈服於這種死水一般的家庭環境，所以他總是用一句話來麻痺自己：
“我的家庭是我認為最圓滿、最有秩序的家庭。”
正當他自己都開始相信的時候，魯侍萍的出現讓他久如死水的心境蕩起了漣漪，這也說明了此等封建家庭秩序並不能扼殺人性美好的一面，只能將人性扭曲成罪惡的嘴臉以呈現。
而魯侍萍的自殺未遂，三十年後彷彿命運的指引再次與周家發生了糾葛。不同於周樸園的妥協，她選擇了逃避，並且對這種黑暗的制度有著極大的警惕性和畏懼感。所以她在遇到周樸園的時候雖然內心有震動，但卻極力避免二者相認。而在得知女兒四鳳喜歡上的是周家長子周萍，她立刻意識到自己的悲劇即將重演，所以她匆忙的準備逃離的行徑就顯得很自然。
諷刺的是，這段三十年前的公案所造成的影響，最終的迫害卻壓在了一個局外人蘩漪的身上，兩個曾深受封建家庭制度壓迫的受害人，如今卻成為了殘害無辜者的兇手。
周樸園經歷了年輕時候的挫折，用自己經歷過的痛楚來維護著封建家庭秩序，其實就是對年輕的蘩漪進行完全的管制。周樸園透過讓蘩漪的絕對服從來維護自己的權威，獲得掌控家族的快感，這是三十年前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壓迫，終於在蘩漪身上爆發開來。
而魯侍萍帶領其女兒四鳳逃離的舉措，更是直接讓周萍與蘩漪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張與激烈，也成為了蘩漪與周樸園直接對抗的導火索。
三十年前的一件舊事，變成了當下時代悲劇重演的先聲，“男尊女卑”的傳統模式和封建家長制度對蘩漪進行了雙重的壓迫。
面臨著這兩個時代的壓迫，蘩漪作為一個接受新思想的新女性，為了爭取自己個性的解放和人格的獨立，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抗爭。
然而她為自己權利所作的抗爭卻踏上了一條極不理智的歧路，即她並沒有從正面抗擊所承受的壓迫，而是將自己的痛苦轉嫁給了和她一樣無辜的人。
蘩漪對抗壓迫的方法，代表著“新女性”的抗爭走上了一條歧路
雖然面對著新舊兩個時代的壓迫，蘩漪有明顯的抗爭意識。但如果仔細考量她所採取的的抗爭方式，其實就是抓住周樸園兒子周萍不放而已。
在她這種“新女性”的觀念裡，認為造成其受壓迫的根源是封建家庭等級森嚴的秩序，所以她和其名義上的兒子周萍相好，正是想透過造成違揹人倫道德的既定事實來進行反抗。這種行為雖然是對封建家庭秩序的一種挑戰，但從實際效果來看，蘩漪非但沒有使自己走出困境，反而將周萍拉入了火坑。也就是說，蘩漪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不惜讓別人生活在痛苦與自責之中。
這種心理在故事的下半場更為鮮明。周萍終於想要脫離這場違揹人倫的關係，想要追求自己的愛情——四鳳，不想再參與蘩漪與周樸園的對抗，這直接導致了
蘩漪的瘋狂。
如果從反對封建家庭秩序的角度來看，一個周家的大少爺喜歡上一個僕人的女兒，這種劇情和三十年前周樸園與魯侍萍的故事如出一轍，都是為封建家庭秩序所不容的關係，其本身就是對周樸園所固守的秩序最為激烈的對抗。蘩漪如果真的想打碎壓迫她的封建家長制，恰恰應該支援周萍與四鳳的愛情才對，而不是堅決地反對。
這就表明，
蘩漪不止是反對壓迫她的封建家庭秩序，更有著自己的私心。
她真的很愛周萍嗎？如果這種感情是“愛”，就不會有違揹人倫道德之事的發生，畢竟這無關乎封建家庭秩序，而是被任何文明社會所不容的存在。蘩漪之所以抓住周萍不放，其實就是不想讓周萍脫離自己的掌控而已，她在周家需要一個“盟友”來和她站在一處。
這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做法，正是當時“新女性”爭取自身利益時的瘋狂表現。之所以出現如此悲劇，是因為她們選錯了敵人。蘩漪將抗爭的槍口對準的是冰冷的秩序，而沒有意識到這種秩序的背後是扭曲的人性。真正的抗爭應該是對維護此等秩序的扭曲人心進行撥正，而不是摧毀死物一樣的秩序。
封建家庭秩序是死的，它可以因被維護而長存，同樣也可以因被廢棄而消失，決定其存續與否的關鍵還是在於人心。
蘩漪這種“新女性”形象在文學史中不是個例，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廬隱的《海濱故人》等同時代小說中也時有體現。提倡“男女平等”，提高女性社會地位，保障其合法權益一直是新文化運動之後長盛不衰的主題。但一種新思想的倡導，必然會伴隨著不斷地嘗試與碰壁，經歷了諸多失敗之後方能找到正確的道路。
《雷雨》中蘊含著對“新女性”批判的成分，正是曹禺對當時社會“新女性”群體命運的洞見。
其背後是對盲目狂熱的警惕，探求的正是家庭倫理道德與封建等級秩序之間的臨界點，也是對當時社會男女平權呼聲中過激行為所進行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