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臨症，常常有個觀望期間，不到病勢相當沉重，病象充分發作時，正式與有效的診斷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病人方面，往往愈是痼疾，愈要諱疾忌醫，因此恐怕非等到病勢沉重，病象發作，使他諱無可諱，忌無可忌時，他也不肯接受診斷。
事到如今，我想即使是最冥頑的諱疾忌醫派，如錢穆教援之流，也不能不承認中國是生著病，而且病勢的嚴重，病象的昭著，也許賽過了任何歷史記錄。惟其如此，為醫生們下診斷，今天才是最成熟的時機。
向來是“旁觀者清”，無怪乎這回最卓越的斷案來自一位英國人。這是韋爾斯先生觀察所得：
“在大部分中國人的靈魂裡，鬥爭著一個儒家，一個道家，一個土匪。”（《人類的命運》）
為了他的診斷的正確性，我們不但欽佩這位將近八十高齡的醫生，而且感激他，感激他給我們查出了病源，也給我們至少保證了半個得救的希望，因為有了正確的診斷，才談得到適當的治療。
但我們對韋爾斯先生的擁護，不是完全沒有保留的，我認為假如將“儒家，道家，土匪”，改為“儒家，道家，墨家”，或“偷兒，騙子，土匪”，這不但沒有損害韋氏的原意，而且也許加強了它，因為這樣說話，可以使那些比韋氏更熟悉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人，感著更順理成章點，因此也更樂於接受點。
先講偷兒和土匪，這兩種人作風的不同，只在前者是巧取，後者是豪奪罷了。“巧取豪奪”這成語，不正好用韓非的名言“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來說明嗎？而所謂俠者不又是墮落了的墨家嗎？至於以“騙子”代表道家，起初我頗懷疑那徽號的適當性，但終於還是用了它。“無為而無不為”也就等於說：無所不取，無所不奪。而看去又像是一無所取，一無所奪，這不是騙子是什麼？偷兒，騙子，土匪是代表三種不同行為的人物，儒家，道家，墨家是代表三種不同的行為理論的人物，儘管行為產生了理論，理論又產生了行為，如同雞生蛋，蛋生雞一樣，但你既不能說雞就是蛋，你也就不能將理論與行為混為一談。所以韋爾斯先生叫儒家，道家和土匪站作一排，究竟是犯了混淆範疇的邏輯錯誤。這一點表過以後，韋爾斯先生的觀察，在基本意義上，仍不失為真知灼見。
就歷史發展的次序說，是儒，墨，道。要明白儒墨道之所以成為中國文化的病，我們得從三派思想如何產生講起。
由於封建社會是人類物質文明成熟到某種階段的結果，而它自身又確乎能維持相當安定的秩序，我們的文化便靠那種安定而得到迅速的進步，而思想也便開始產生了。但封建社會的組織本是家庭的擴大，而封建社會的秩序是那家庭中父權式的以上臨下的強制性的秩序，它的基本原則至多也只是強權第一，公理第二。當然秩序是生活必要的條件，即便是強權的秩序，也比沒有秩序好。尤其對於把握強權，制定秩序的上層階級，那種秩序更是絕對的可寶。儒家思想便是以上層階級的立場所給予那種秩序的理論的根據。然而父權下的強制性的秩序，畢竟有幾分不自然，不自然的便不免虛偽，虛偽的秩序終久必會露出破綻來，墨家有見於此，想以慈母精神代替嚴父精神來維持秩序。無奈秩序已經動搖後，嚴父若不能維持，慈母更不能維持。兒子大了，父親管不了，母親更管不了，所以墨家之歸於失敗，是勢所必然的。
墨家失敗了，一氣憤，自由行動起來，產生所謂遊俠了，於是秩序便愈加解體了。秩序解體以後，有的分子根本懷疑家庭存在的必要，甚至咒詛家庭組織的本身，於是獨自逃掉了，這種分子便是道家。
一個家庭的黃金時代，是在夫婦結婚不久以後，有了數目不太多的子女，而子女又都在未成年的期間。這時父親如果能夠保持著相當豐裕的收入，家中當然充滿一片天倫之樂，即令不然，兒女人數不多，只要分配得平均，也還可以過得相當快樂，萬一分配不太平均，反正兒女還小，也不至鬧出大亂子來。但事實是一個龐大的家庭，兒女太多，又都成年了，利害互相沖突，加之分配本來就不平均，父親年老力衰，甚至已經死了，家務由不很持平的大哥主持，其結果不會好，是可想而知了，儒家勸大哥一面用父親在天之靈的大帽子實行高壓政策，一面叫大家以黃金時代的回憶來策勵各人的良心，說是那樣，當年的秩序和秩序中的天倫之樂，自然會恢復。他不曉得當年的秩序，本就是一個暫時的假秩序，當時的相安無事，是沾了當時那特殊情形的光，於今情形變了，自然會露出馬腳來。墨家的母性的慈愛精神不足以解決問題，原因也只在兒女大了，實際的利害衝突，不能專憑感情來解決，這一層前面已經提到。在這一點上，墨家犯的錯誤，和儒家一樣，不過墨家確乎感覺到了那秩序中分配不平均的基本癥結，這一點就是他後來走向自由行動的路的心理基礎。墨家本意是要實現一個以平均為原則的秩序，結果走向自由行動的路，是破壞秩序。只看見破壞舊秩序，而沒有看見建設新秩序的具體辦法，這是人們所痛惡的，因為，正如前面所說的，秩序是生活的必要條件。尤其是中國人的心理，即令不公平的秩序，也比完全沒有秩序強。
這裡我們看出了墨家之所以失敗，正是儒家之所以成功。至於道家因根本否認秩序而逃掉，這對於儒家，倒因為減少了一個掣肘的而更覺方便，所以道家的遁世實際是幫助了儒家的成功。因為道家消極的幫了儒家的忙，所以儒家之反對道家，只是口頭的，表面的，不像他對於墨家那樣的真心的深惡痛絕。因為儒家的得勢，和他對於墨道兩家態度的不同，所以在上層階級計程車大夫中，道家還能存在，而墨家卻絕對不能存在。墨家不能存在於士大夫中，便一變為遊俠，再變為土匪，愈沉愈下了。
搗亂分子墨家被打下去了，上面只剩了儒與道，他們本來不是絕對不相容的，現在更可以合作了。合作的方案很簡單。這裡恕我曲解一句古書，《易經》說“肥遁，無不利”，我們不妨讀肥為本字。而把“肥遁”解為肥了之後再遁，那便是說一個儒家做了幾任“官”，撈得肥肥的，然後撤開腿就跑，跑到一所別墅或山莊裡，變成一個什麼居士，便是道家了。─—這當然是對己最有利的辦法了。甚至還用不著什麼實際的“遁”，只要心理上念頭一轉，就身在宦海中也還是“遁”，所謂“身在魏闕，心在江湖”，和“大隱隱朝市”者，是儒道合作中更高一層的境界。在這種合作中，權利來了，他以儒的名分來承受，義務來了，他又以道的資格說，本來我是什麼也不管的，儒道交融的妙用，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稱他們為偷兒和騙子，能算冤曲嗎？
“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這些古語中所謂王侯如果也包括了“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道家，便更能代表中國的文化精神。事實上成語中沒有罵到道家，正表示道家手段的高妙。講起窮兇極惡的程度來，土匪不如偷兒，偷兒不如騙子，那便是說墨不如儒，儒不如道。韋爾斯先生列舉三者時，不稱墨而稱土匪，也許因為外國人到中國來，喜歡在窮鄉僻壤跑，吃土匪的虧的機會特別多，所以對他們特別深惡痛絕。在中國人看來，三者之中，其實土匪最老實，所以也最好防備，從歷史上看來，土匪的前身墨家，動機也最光明。如今不但在國內，偷兒騙子在儒道的旗幟下，天天剿匪，連國外的人士也隨聲附和的口誅筆伐，這實在欠公允，但我知道這不是韋爾斯先生的本意，因為我知道在他們本國，韋爾斯先生的同情一向是屬於那—種人的。
話說回來，土匪究竟是中國文化的病，正如偷兒騙子也是中國文化的病。我們甚至應當感謝韋爾斯先生在下診斷時，沒有忘記土匪以外的那兩種病源─—儒家和道家。韋爾斯先生用《春秋》的筆法，將儒道和土匪並稱，這是他的許多偉大貢獻中的又一個貢獻。
（本篇原載於1944年7月20日昆明《中央日報》第二版“週中專論”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