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百年的文化史中，
李叔同是公認的通才和奇才。
他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
最早將油畫、鋼琴、話劇引入中國，
擅長書法、詩詞、丹青、音律、金石，
是整個文化界神一般的存在。
不久前，歌手朴樹曾在翻唱《送別》時說：
“如果這是我寫出來的歌詞，
讓我當場死在這兒都可以…”
李叔同出身富貴人家，
風情、才華與萬丈紅塵齊高，
他有報國之心，亦在藝術道路上，
走出了千萬人難以走出的幽境。
然而，就在38歲那年，
他毅然斬斷紅塵，行舟渡河，
來到了孤獨深寂的佛門之中，
從此再也不過問凡塵。
此後，人們只能透過他的絕筆——
“悲欣交集”四個字中，
去揣測、思索他的一生。
1880年10月23日，李叔同生於天津故居李宅。祖父李銳，經營鹽業與銀線業，父親李世珍，官至吏部主事，後辭官繼承家業成為津門鉅富。
雖然出生在鐘鳴鼎食之家，李叔同卻是父親68歲時與小妾所生，因為庶出，5歲喪父後，在家中的地位就不同於昨日。大約從這時起，內心敏銳的李叔同，就深深感到一種人生的孤零。加之家族教育極其嚴苛，令其更加敏感。那時，家中有好些個佛教徒，他小小年紀跟著唸誦《大悲咒》，在心中埋下了佛根。
李家家學甚厚，他8歲讀四書五經，學書法、金石，13歲習訓詁、攻歷朝書法，便有名氣。15歲那年，便一口吟誦出，“人生猶似西山日，富貴終如草上霜。”可見在少年李叔同的心中，已有了對人世繁華蒼涼的思考，其早熟之心遠遠超過了同齡人。
16歲，李叔同考入輔仁學院，書院每月考課兩次，文章優異者，以銀錢作為獎賞，李叔同所得頗多。當是時，文章寫作有著嚴謹的格式，所發試卷每人一份，均已印好方格，文字必須寫於方格之內，務令書寫齊整乾淨。作文之時，李叔同每感文思泉湧，尺寸之間書難盡意，便常常一格之中夾寫兩字，以此之故，獲贈“李雙行”的美號。
18歲時，母親為他做主，聘娶經營茶葉生意的俞家之女。哥哥從家產中撥出30萬元供其置家，那是多麼巨大的一筆財富啊。拿到這筆錢，李叔同多半用於藝術，首先就給自己買了一架昂貴的鋼琴。
那時的他，早已飽讀詩書，心向文藝，大量接觸了當時的西方藝術。又正是國家內憂外患之際，他一腔熱血，力圖思變，奮起中華。維新變法時，他整個人無比興奮，到處與人鼓吹新說，政治熱情極高，並刻下印章“南海康梁是吾師”。回看他20歲的詩文，寫道：
“間嘗審時度世，
竊嘆我中國以仁厚之朝，
而出洋之臣，何竟獨無一人，
能體君心而善達君意者乎…”
然而變法失敗，他一度被懷疑為同黨。隨後帶著母親妻子避禍上海，以少東家身份支取極高的生活費用。國事的衰敗，又讓他的理想蒙上陰影，無處發洩的李叔同整日苦悶，對唱戲產生了濃烈的興趣，常去戲園，不但聽，還親自登臺演唱。他才華橫溢，作為富家子弟，出手又無比闊綽，很快就跟一眾文人雅士，過起了五光十色、聲色犬馬的生活。
20歲時，他遷居好友許幻園家“城南草堂”，與袁希濂、許幻園、蔡小香、張小樓結金蘭之誼，號稱“天涯五友”，極具紈絝之風。整日的縱情聲色，可以說讓他，感受到了一般人難以感受的人世繁華，凡塵俗世裡的那些荒唐、絢爛、黯敗，一併揉在一起，被他吞下。這是他在紅塵中翻江倒海的年華。
1901年，李叔同考入南洋公學，（西安交通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就讀經濟特科班，師從蔡元培先生，併成為他的得意門生，在這裡，他接受了較系統的儒家經典教育，還吸納了“新學”的精華。在當時上海文壇有著名的“滬學會”，李叔同的文章屢屢列為第一，更被上海的名士達人所青睞，他也被視為“才子”而馳名於上海灘。
但為了支援學潮運動，他主動退學，開設演講講習班，組織學生新劇。還將《詩經》等古文填詞在西洋音樂裡，成為流傳廣泛的歌曲。他精通書法篆刻，和上海書畫界名家，成立書畫公會，合辦《書畫報》；喜歡聽戲，親自粉墨登臺唱《黃天霸》，從老生唱到武生，詩酒癲狂，非常孤傲。
1905年春，他還創作《祖國歌》：
國是世界最古國，
民是亞洲大國民……
我將騎獅越崑崙，
駕鶴飛渡太平洋，
誰與我仗劍揮刀？
嗚呼，大國民，
誰與我鼓吹慶昇平！
此歌一經發表，即不脛而走，風靡大江南北。黃炎培評價說：“李先生這《祖國歌》可說是提倡民族音樂最早聲。”
就在這年少意氣，滾滾紅塵路上倍感踟躕時，25歲的李叔同又遭遇變故：年僅46歲的生母辭世。母親臨終時，他上街置辦棺木，未能親自送終，成為一生的遺憾。
等送靈柩回津，兄長堅持“外喪不進門”，原本對舊制度極為牴觸的他，登時決定用新儀為母親舉辦喪禮。葬禮當天400人穿著黑衣，李叔同自己在靈堂用鋼琴伴奏，並請兒童合唱他創作的哀歌。
安葬完母親，他極為失落。在維新之時，他原本有激進思想，期望革掉大清朝的命。而在頹喪之際，他看遍中國亂象，深覺啟蒙才是真正的救國之路，唯有藝術才能開啟民智。
在人生的反思中，他選擇了留學，去日本專攻美術，輔修音樂。在日本讀書時，
李叔同十分勤勉，惜時如金。除了約定時間，絕不會客。
有一次約歐陽予倩八點見面，對方只遲到了五分鐘，他開啟窗戶說：“今天你已經來遲了，現在我沒有時間，改天再約吧。”正是在這種嚴格自律的修為中，他在音樂、美術上精研日深。
他精通西洋樂器，畫一手漂亮油畫，連當地媒體聽說他，也要登門採訪。在名為《清國人有志洋畫》的報道中，日本人形容他“身材魁梧”“語調平和”，看了他的作品，贊其“筆致瀟灑”。除了繪畫和音樂，他對戲劇也產生了激情。在日本“新派劇”的影響下，他和曾孝谷成立了戲劇社團“春柳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話劇團體。
不久後，中國淮北發生了百年不遇的水災。李叔同聞訊後，在東京組織了一場以賑災募捐為目的的義演，選定的劇目是法國作家小仲馬的《茶花女》。第一次公演《茶花女》，轟動一時。
日本戲劇權威松居松翁，在現場看了這次表演，她驚歎李叔同扮演的女主角“優美婉麗”，遠超本國的俳優，不覺興奮地跑到後臺，找李叔同握手致敬。
其間，李叔同還僱了一位日本女子做繪畫模特，隨後與她產生感情，結為夫婦。他留存後世的唯一人體作品《出浴》，畫的就是這位妙齡女子。此外，他還自編音樂雜誌，傳播西方樂理，推廣作曲方法。
1911年4月，李叔同學成回國，到高等工業學院任圖畫教員。次年，中華民國成立，對於辛亥革命，李叔同感到異常歡喜，寫下了一首《滿江紅·民國肇造》：
皎皎崑崙，山頂月，有人長嘯。
看囊底寶刀如雪，恩仇多少！
雙手裂開鼷鼠膽，寸金鑄出民權腦。
算此生，不負是男兒，頭顱好。
荊軻墓，咸陽道；聶政死，屍骸暴。
盡大江東去，餘情還繞。
魂魄化作精衛鳥，血花濺作紅心草。
看從今，一擔好河山，英雄造！
此時，他到上海任《太平洋報》文藝版主編，並在城東女學教授文學和音樂，他深刻認識到美育的重要性，覺得只有用藝術之美，才能改造國民，革除舊封建的糟粕。對於那個風雲激盪的社會而言，這已是走在時代前列的思想。他要的不是將藝術作為政治工具，而是讓藝術本身的光芒，來喚醒人們心中的人性乃至神性。
他講課十分用心，每次上課前，會提前板書，且對所有學生都富有耐心。有時遇到學生上課看雜書，他並不當場點名，而是等下課後，輕聲而嚴肅地讓他留下：“你若是想上課，就不要看閒書，如果想看閒書，下次就出去看吧。”說完，微微鞠上一躬，臊得學生不敢再犯。
當時他的好友夏丏尊曾說，“
叔同教學生，沒有學生不尊敬，他有人格做背景，猶如佛菩薩有光，學生看了，打心底裡敬畏，
就是不提醒，學生也自會用功。
”
在浙江一師6年，李叔同先後開設素描、油畫、水彩、西洋美術史、作曲、寫生，第一個讓學生們畫裸體模特，帶學生在藝術中遨遊徜徉。在他的悉心培養下，中國有了一批音樂美術領域的人才，
最廣為人知的，是漫畫家豐子愷、國畫家潘天壽。
因為發現豐子愷天賦過人，他對這個學生極盡愛護。有一次，豐子愷與訓育主任發生衝突，主任吃了虧，心裡不服氣，出上報教育廳，要開除豐子愷。
其他老師都默不吭聲，李叔同當即站出來：“豐子愷是個人才，平時也無大過，如果因為一次犯錯葬送前途，將是我們國家的損失，若能寬恕，全其人格，將來必大有作為。”
事情平息後，李叔同把豐子愷叫來，捧出《人譜》一書，教育道：“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豐子愷默然不語，李叔同說：“想做一個好的文藝家，先要學會如何做一個好人。一個文藝家沒有器量和見識，無論技藝如何精湛，皆不足道。”豐子愷謹記李叔同的教誨，奉行終生，終成一代大家。
對於恩師，他一生充滿敬重之情，答應與他合著《護生畫集》（一百幅表現佛家愛護眾生的畫作）。此後三十年間，不管世情如何變遷，哪怕山河破碎，浩劫當頭，他都謹守承諾。
內亂時，豐子愷身心俱損，仍秘密繪製。1978年，這份遺稿幾經磨難，終於重見天日，實現兩人遺願，成為文化史上悽苦的佳話。
另一位學生劉質平（音樂家），留學日本時經濟十分困難。當時李叔同已有遁世之意，為了資助這位學生，薪金微薄的他每月堅持寄錢，不求其償還，並叮囑不可告訴他人，直至劉質平學成才停止資助。
為此，他甚至推遲出家時間半年之久。這樣的恩情，劉質平畢生難忘，在李叔同出家時，便全力供養恩師。李叔同知道他沒有積蓄，常寄字畫。
劉質平知道這些字畫的珍貴，哪裡敢拿出來變賣換錢？抗戰時期，劉質平冒著生命危險，衝破日本人重重封鎖，將它們安全運出上海，即便是擺攤餬口，也絕不出售。孔祥熙得知此事，曾花重金收買，被他斷然拒絕。
十年內亂時期，他差點被打死，也要保住恩師的墨寶。直到2000年，其子劉雪陽，將他用性命儲存的159件作品捐給政府，這才留住了中華文化的瑰寶。
教書那幾年，是李叔同一生之中，最為充實的一段時光。不過也正是從那時候起，他的性情就變得越發孤僻，越來越喜歡離群索居的生活，常常一個人掩門伏案，自顧寫詩作畫。這和當初那個“紈絝子弟”相比，已經是判若兩人。
此外，或許是身世沉浮之感，對於人生無常、生命倏忽、紅塵飄蕩，他越發有了深刻體驗，每每下筆，都是素淡悵憐，正在這期間，他寫下了那首著名的《送別》：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從這其中，便不難窺見他當時的心境，一句“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讓飄零、無常躍然紙上。
1915年的秋天，他和夏丏尊閒聊時，突然聽聞了斷食一事，據說可以治療疾病，更新身心。夏丏尊沒放在心上，他卻聽了進去，第二年就去虎跑寺斷食20天。
在這裡，他看到了僧侶的生活，竟然十分嚮往，深有脫胎換骨之感。回校之後，他已經變了個人，開始吃素、讀經、供佛。對於很多人而言，李叔同的決定實在太突然了。
1918年6月30日晚，在處理完一些瑣事之後，李叔同便把豐子愷等學生叫來，告訴他們說：“我要入山出家。”他讓學生拿走自己的書籍和傢什，自己只留了最簡陋的生活用品。
學生問他：“老師出家何為？”李叔同淡淡地說：“無所為。”學生再問：“忍拋骨肉乎？”他說：“人事無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拋又安可得？”
聽聞他要出家的訊息，日本妻子趕來，“你出家我怎麼辦？為什麼要我回日本？”李叔同只把手錶留給她作紀念：“你有醫術，想必回國生存不難。”說罷，在茫茫白霧間乘舟而去。
李叔同曾寫下《歸燕》，多少透露其心跡：
幾日東風過寒食，秋來花事已爛珊，
疏林寂寂變燕飛，低徊軟語語呢喃。
呢喃呢喃。
雕樑春去夢如煙，綠蕪庭院罷歌弦，
烏衣門巷捐秋扇。
樹杪斜陽淡欲眠，天涯芳草離亭晚。
不如歸去歸故山。
故山隱約蒼漫漫。
呢喃呢喃，
不知歸去歸故山。
關於李叔同盛名之下遁入空門的原因眾說紛紜，其中當推豐子愷的“
人生三層樓”之說，與其人格本性最為吻合：“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
”
李叔同是個“人生欲”非常強烈的人，在滿足了“物質欲”和“精神欲”之後，還“必須探求人生的究竟”，“於是爬上三層樓去，做和尚，修淨土，研戒律，這是當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從此，世間再無李叔同，剩下的只有弘一法師。剃度之後，他研修佛教中戒律最嚴、最重修持的律宗——不做住持，不開大座，謝絕一切名聞利養，粗茶淡飯，清苦修行……其時，律宗已中斷700餘年。為此，弘一法師不僅自己悉心研究貫通，而且為了弘揚律宗，不辭勞苦，實踐躬行，一邊鑽研、編述、點校、禮誦，一邊講學，過起了苦行僧生涯。
馬一浮先生形容他“
自知心是佛,常以戒為師
”。弘一法師每日只吃兩餐，過午不食。他衣不過三，寒冬也只一件百衲衣，一雙僧鞋，穿了幾十年。凡四體瑣事，洗衣縫補，全部親自動手。外出雲遊時，只帶破舊的席子和單被。曾有一次，豐子愷寄宣紙請他寫佛號，寫罷，他回信問多出的宣紙如何處理。
最終，弘一法師以絕大之毅力，重興律宗
，鑽研《四分律》和南山律，花四年著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被尊為第十一代律宗祖師，一時名聲甚至超越當年。為弘揚佛法，他可以置生死於不顧。
1937年底，廈門轟炸不斷，眾人勸他避難，他卻集眾演講，盡一己之力，渡劫眾生。每次開講時，後面的牆壁上，都掛著他親手書寫的中堂：
“唸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唸佛。”
在弘一法師看來，以佛之覺悟普度眾生，激勵僧俗兩界一同奮起救國，即便犧牲一切，捨命不辭。
難怪在當時，只要提到弘一法師的大名，再才高狂傲之人，也只能靜目仰視。魯迅得到他的書法，自稱“得李師手書，幸甚！”林語堂說：“他是最有才華的天才，最奇特的一個人，最遺世獨立的人。”
張愛玲說：“我從來不是高傲的人，至少在弘一法師寺院外面，我是如此謙卑。”
1942年中秋過後，弘一法師自感病勢已重，手書二偈與諸友告別，偈雲：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執象而求，咫尺千里。
問餘何適，廓爾亡言。
花枝春滿，天心月圓。”
10月13日（農曆九月初四），弘一法師在經文佛號中圓寂。
圓寂之前，他曾召弟子入室，囑咐弟子在火化遺體後，記得在骨灰罈下放一缽清水，以免過路的蟲蟻燙死。
此外，弘一法師還留下絕筆，那是至今令世人悵然的四個字：
悲欣交集
。寥寥四字，無窮玄機。半生繁華半世僧，半緣藝術半緣佛。62個流年，在俗38年，在佛24年，他這一生，橫跨兩個世界，紅塵之中，他是令人仰止的天才，看盡人間繁華，韻極風流；遁入空門，他又一心向佛，以清朗的佛光寬慰眾生之苦。他嚐盡人世的悲歡，歷經絢麗至極，歸於平淡安然。
俞平伯曾說道：“李先生的確做一樣像一樣：少年時做公子，像個翩翩公子；中年時做名士，像個風流名士；做話劇，像個演員；學油畫，像個美術家；學鋼琴，像個音樂家；辦報刊，像個編者；當教員，像個老師；做和尚，像個高僧。”然而何止是像？他一生追求，乃是一個“真”字。
對於李叔同的“認真”，豐子愷更以一語概之：“我崇仰弘一法師，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個人。古今中外，十分少有。”
因真而公子多才，因真而高僧莊重。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盡的精神財富。 恰如趙樸初先生為弘一大師所作之詩：
深悲早現茶花女，
勝願終成苦行僧，
無盡奇珍供世眼，
一輪圓月耀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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