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敬朱文“山舟”
這是丁敬為梁同書所刻印章。梁同書，字元穎，號山舟。邊款中丁敬講述了刻此印的緣由：“天龍僧舍有元人貫雲石所書‘山舟’二字匾，遒逸可人，元穎孝廉愛之不置，求予篆石用之。且其家世曾鄰近其地，蓋效文待詔於印章上起屋子耳。東坡不云乎：‘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今而後隨在自有山舟，不必命工師求大木矣，何如何如！壬申二月，敬身記。”語言風趣幽默，置之明清小品文中亦不遜色。此印用古璽樣式，兩字作對角分佈，“山”字右上，“舟”字左下而橫置，全印章法上極為疏曠，簡練生動。
蔣仁朱文“真水無香”
此印為乾隆甲辰（1784）蔣仁42歲時所刻，為其朱文代表作之一，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此印四面邊款，款字近三百，堪稱鉅製。長款中記錄了朋友的歡聚，回憶與黃易的結識，同時對丁敬的篆刻充滿了崇敬之情：“歎服丁居士之印，猶浣花詩、昌黎筆，拔萃出群，不可思議。當其得意，超秦漢而上之，歸、李、文、何未足比擬。”歸昌世、李流芳、文彭、何震都是明代著名篆刻家，蔣仁認為丁敬在篆刻史上的地位超過這四位，推崇之情溢於言表。此印四字作迴文排列，字形儘量簡化，“水”“香”二字採用減省法，所佔空間較小，且形成對角呼應。邊款中，蔣仁自言此印乃“迅疾而成”，可知刻制過程還是灑脫自然的。
黃易白文“一笑百慮忘”
此印乃黃易為印學家汪啟淑所刻，邊款雲：“簿書叢雜中欣然作此，比奚九印何如？冀方家論定焉。”黃易刻畢視之，自問比奚岡何如，可見相當滿意。汪啟淑（1728—1799）一生編了大量印譜，又輯有《續印人傳》等，對篆刻堪稱內行，故黃易為其刻印必定如獅子搏象，全力赴之。
此印“一”“笑”兩字筆畫少，佔用空間與“慮”相同。“慮”字心部處理成一橫筆，既節省空間，又與“忘”字心部有別。此印用刀衝切兼施，刀法遒勁，筆畫厚拙樸茂，整體給人以簡靜渾穆之感。
奚岡朱文“龍尾山房”
此印乃奚岡二十五歲時為畫家汪石礓所刻。汪為婺源人，僑居揚州而不忘故鄉，言其室為“龍尾山房”，奚岡刻此以“美其不忘故土之志”。龍尾山在江西婺源，傳世的歙硯硯材皆產於龍尾山，此印邊款言：“龍尾山自南唐採硯，後其名著於星源，石之鏗鏗，水之泠泠，他山或無過焉。”
此印元朱文意味較濃，筆畫遒勁多姿，筆勢婉轉流動，結構上疏密有致，顯得婉約古雅，舒展自如。“山”字框內作網狀排疊，以協調繁茂的章法處理。全印線條皆呈弧狀，大多向上彎曲，弧線偶有斷筆，使得變化豐富而不單調。此印妙在自然飄逸而不做作。
丁敬、蔣仁、黃易、奚岡四家之後，又有陳豫鍾、陳鴻壽、趙之琛、錢松四人被稱為“西泠後四家”，與前四家合稱為“西泠八家”。“西泠後四家”主要活動於清嘉慶、道光和咸豐年間（1796—1862）。後四家所處的時代是浙派刀法的鼎盛時期，陳豫鍾用刀比較內斂，陳鴻壽、趙之琛、錢松都以潑辣大膽用刀著稱。以用刀的恣肆而言，陳鴻壽最突出；以用刀的細膩而言，趙之琛技術最好；錢松的用刀超越了傳統浙派的範圍，披削切刀兼用，印面蒼渾雄厚。後四家用刀已不同於前四家的“細碎切刀”，而是加大切刀刀口的幅度，變“碎切”為“長切”，更加重視落刀處石質自然剝落的趣味。
浙派印風的形成始於西泠前四家，丁敬有開山之功，浙派印風的確立和切刀法的引入都與丁敬有關。蔣仁、黃易、奚岡三人，把精力集中在丁敬擬漢白文和方角朱文兩種上，以此為基礎加以提煉，遂形成了大家公認的浙派印風面目。如果說西泠前四家完成了浙派印風基本形式的創始和確定，後四家則促使浙派印風走向高度的成熟（唐吟方《浙派經典印作技法解析》，78—81頁，重慶出版社，2006年）。
陳豫鍾（1762—1806），字浚儀，號秋堂，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少承家學，收藏古印、書畫甚富。書法宗李陽冰，山水、梅蘭竹松均見功力，篆刻宗丁敬，兼及秦漢，印作秀麗工緻，自成風貌，楷書印款極為工秀。存世有《求是齋印譜》《古今畫人傳》《求是齋集》等。陳豫鍾篆刻整飭嚴謹，秀雅豐潤，富有書卷氣，是西泠諸家中工穩典雅印風的代表人物。其三十歲時曾在“趙輯寧”印款中言：“書法以險為上乘，制印亦然，要必既得平正者，方可趨之，蓋以正平守法，險絕取勢，法既熟，自然錯綜變化而險絕矣。”七年後，他又在“家在吳山東畔”印款中言：“年來印無它妙處，惟能信手而成，無一毫做造而已，若渾脫變化，故以俟諸異日。”從中可見其審美旨趣，惜其英年早逝。
陳鴻壽（1768—1822），字子恭，號曼生，又號曼公、恭壽、種榆仙客、夾谷亭長、老曼等，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曾以拔貢授溧陽知縣。工詩文，善書畫，其行書峭拔俊雅、隸書奇崛簡古，獨步有清一代。亦善制宜興紫砂壺，創出十八種新樣式，並親自撰銘刻款，人稱其壺為“曼生壺”。有《種榆仙館印譜》《桑連理館集》行世。
陳鴻壽篆刻師法秦漢璽印，旁涉丁敬、黃易等人，週三燮曾在《種榆仙館印譜》題詞中言：“龍泓善用鈍，曼生間用利；小松善用渾，曼生兼用銳；秋堂善用正，曼生間用戲。”又在《種榆仙館印譜》序中言陳鴻壽篆刻：“繼兩家（黃易、陳豫鍾）而起，而能和合兩家，兼其所長。而神理意趣，又於兩家之外，別自有其可傳者。”黃易用刀平和，而陳鴻壽用刀恣肆，其篆刻作品蒼渾古茂，有一種豪爽磊落之氣，與浙派早期含蓄蘊藉的作風簡直判若雲泥。
趙之琛（1781—1852），字次閒，號獻甫，又號寶月山人，齋號補羅迦室。浙江錢塘（今杭州）人。一生未入仕途，以金石書畫自給自娛，阮元著《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內所摹寫古器文字多出其手。有《補羅迦室集》《補羅迦室印譜》行世。趙之琛工書法，善畫山水花卉，篆刻拜陳豫鍾為師，但受陳鴻壽的影響更大，早中期的作品頗可觀，力求巧妙，刀法滯重，其邊款亦以工整著名，尤以切刀之法見稱印壇，然晚年所作流於習氣，多表現出鋸齒燕尾之狀。其印章邊款別具一格，字型隸、行結合，下刀生辣，富有金石趣味。趙之琛勤於奏刀，一生刻印數以萬計，是西泠八家中留存篆刻作品最多者。
錢松（1818—1860），初名松如，字叔蓋，號耐青、西郭外史等，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善鼓琴，工篆隸，精鐵筆，亦善梅竹，藏古碑舊拓皆有題跋。晚與楊峴、僧六舟等結社南屏。咸豐十年（1860）太平軍攻佔杭州，錢松性格剛烈，服藥而亡。有《鐵廬印存》《錢胡印譜》《未虛室印賞》等行世。
錢松為“西泠八家”之殿軍，篆刻胎息浙派諸家，後轉益多師，尤其不持門戶之見，嘗自評其藝曰：“國朝篆刻，如黃秋庵之渾厚，蔣山堂之沉著，奚蒙泉之沖淡，陳秋堂之纖穠，陳曼生天真自然，丁鈍丁清奇高古，悉臻其妙。予則沿其原委秦漢。”（“米山人”印款）錢松還從鄧石如等印作中汲取養分，篆刻一掃趙之琛的鋸齒燕尾之習，以圓取勢，以雄強古拙出之。連當時身居浙派領袖地位的趙之琛亦驚歎道：“此丁、黃後一人，前明文、何諸家不及也。”
楊峴曾在錢松書桌上見到一部《漢銅印叢》，其中“鉛黃凌亂”，被錢松批註得密密麻麻。錢松自己說：“逐印摹仿，年復一年，不自覺摹仿幾周矣。”錢松篆刻淳厚渾樸，氣勢非凡，天資之外，蓋得力於嘗摹漢印二千方，人莫及也。錢松的印風亦為趙之謙、吳昌碩等所欽佩，並對吳昌碩等近代印人產生了深遠影響。
陳豫鍾白文“我生無田食破硯”
印文內容出自蘇東坡詩句（“我生無田食破硯，爾來硯枯磨不出”）。陳豫鍾請黃易刻過多方印並細心觀摩學習，在其創作中亦有參考借鑑黃易作品的。據邊款可知，黃易曾刻過相同內容的朱文印，陳豫鍾認為黃易此印“圓勁之中更有洞達意趣”。而他再刻此印則採用帶框白文，章法上兩邊密中間虛，陳豫鍾邊款中言此印“不若司馬之流動”，實乃自謙之語。
陳鴻壽朱文“問梅訊息”
此印乃為畫家王錫所刻，王錫原名恕，字心如，號新樹，工畫梅。四字中“問”“息”二字以橫筆為主，“梅”“消”二字以豎筆為主，呈對角呼應之勢。此印有陳豫鍾隸書款雲：“予自甲辰與曼生交，迄今二十餘年而心相印，終無閒言。篆刻予雖與之同能，其一種英邁之氣為餘所不及者，若以工緻而論，餘固無多讓焉。”陳鴻壽之“英邁”、陳豫鍾之“工緻”，二人各有千秋。郭麐評價二人篆刻時曾言：“秋堂貴綿密，謹於法度；曼生跌宕自喜，然未嘗越矩矱。”可謂的評。
趙之琛朱文“神仙眷屬”
此印作於嘉慶十七年（1812），為趙之琛朱文印代表作。印文四字篆法皆繁複，以田字格隔開，每字佔一相對獨立的空間。《西泠八家印選》的序中，羅榘曾對趙之琛有如此評價：“次閒繼出，雖為秋堂入室弟子，而轉益多師，於裡中四家無不摹仿，即無一不絕肖。晚年神與古化，鋒鍔所至，無不如志，實為四家後一大家。”此類浙派朱文帶田字格的處理方法，在陳鴻壽篆刻中也偶有見到。
此印的處理上，趙之琛對篆字都作了一定的簡化。“眷”字的目部橫置，既節省了橫筆，又與“仙”字的西部相呼應。“屬”字虫部簡化成“厶”形。趙之琛曾謂：“方朱文以活動為主，而尤貴方中有圓，始得宋元遺意。”此印“神”字全用方筆，而其他三字均有弧筆，方圓結合中頗顯沉靜之美。
錢松白文“富春胡震伯恐甫印信”、朱文“胡鼻山人宋紹聖後十二丁丑生”
此印乃錢松為胡震所刻，兩人亦師亦友，錢松為胡震刻印近百方，皆精品之作。此白文印是仿蔣仁“邵志純字曰懷粹印信”的印式，以九宮格隔開九字，結體多作圓筆。中間“伯”字處理作桃形，時值胡震四十壽，故有以壽桃寓有慶壽的意思，且留紅醒目，佈局自然，渾樸而又大氣。另一面錢松以朱文刻“胡鼻山人宋紹聖後十二丁丑生”，亦用界格隔開。邊款記錄了錢松以明拓《李仲璇修孔子碑》和康熙瓷印盒為胡震祝壽的事，另一面乃四年後錢松的學生華復刻錄的《胡鼻山宋開通題記》。數位印人間的金石因緣呈現於方寸的印石之上，一百六十餘年後讀來亦頗多感慨。
（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