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中國城市的改造中，一個詞彙愈來愈執著地冒出來，就是——記憶。
這個並不特別的詞彙放在城市的變革中便讓人感到異樣、另類、不和諧，還讓那些恨不得把城市“推倒重來”的人頗為反感。
城市難道不是愈新、愈方便、愈現代愈好嗎？為什麼需要記憶？記憶什麼？有什麼用？為了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記憶而把它破破爛爛地堆在那裡嗎？
90年代的武漢街景
首先說記憶。人的記憶分兩種：一種是不自覺的，一種是自覺的。前者是自然的，鬆散的，不經意的；不論記住還是沒有記住，不管日久便忘或歷久難忘，全是一任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們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記憶大致如此。後者——也就是自覺的記憶，則是理性的，刻意的，是為了不被忘卻。我們每個人的心靈中也都有這種自覺的記憶。
古琴臺
城市和人一樣，也有記憶，因為它有完整的生命歷史。從胚胎、童年、興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這個豐富、多磨而獨特的過程全都默默地記憶在它巨大的城市肌體裡。一代代人創造了它之後紛紛離去，卻把記憶留在了城市中。承載這些記憶的既有物質的遺產，也有口頭非物質的遺產。
城市最大的物質性的遺產是一座座建築物，還有成片的歷史街區、遺址、老街、老字號、名人故居等等。
地名也是一種遺產。它們縱向地記憶著城市的史脈與傳衍，橫向地展示著它寬廣而深厚的閱歷。並在這縱橫之間交織出每個城市獨有的個性與身份。我們總說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實最響亮和奪目的“名片”就是城市歷史人文的特徵。
武漢宋慶齡故居
當然，伴隨著記憶的另一半是忘卻。這也是很自然的事。
在城市漫長的成長過程中，它總是一邊創造，一邊銷燬，還要不斷地改造與擴大，再加上災難性的變故，記憶總是在不斷地喪失。
在傳統的城市發展中，記憶與忘卻都是隨其自然，是不自覺的和非理性的；拆舊建新，隨心所欲。因為那時人們只把城市看作是功能的、物質的，沒有看到它的個性價值與文化意義。
但是，自從人類進入現代化社會，便對自己的城市產生一種理性的記憶的要求，開始覺悟到要保護這些歷史人文的記憶載體。應該說到了20世紀50年代著名的《威尼斯憲章》一出來，人們對城市的保護就非常自覺了。
保護它，決不僅僅因為是一種旅遊資源或是什麼“風貌景觀”，更是要見證自己城市生命由來與獨自的歷程，留住它的豐富性，使地域氣質與人文情感可觸與可感。
當然，這些都是從精神和文化層面上來認識的。於是，文化保護便成了現代城市建設中最緊迫和最前衛的課題之一。記憶和遺產在高速發展的當今世界，變得愈來愈重要。其實遺產就是為了記憶。
六渡橋天橋，2014年拆除
應該說，城市本身沒有自覺的記憶。這種理性的記憶，實際上是人賦予它的。為此，自覺的記憶是現代人類的文明要求與文明行為，而破壞記憶則仍是滯留在一種原始的非理性的慣性中。
當然，記憶是有選擇的。
這裡說的記憶不是個人化的，不是為了滿足個人某種懷舊情緒的。它是一個城市的記憶，群體的記憶。那就是從城市史和人類學角度來審視城市，從城市的歷史命運與人文傳衍的層面上進行篩選，把必須留下的記憶堅決守住。
這樣，城市的保護就決不是簡簡單單留下幾個“風貌建築”，擺擺樣子而已；更不會隨手把許多極其珍貴的記憶大片抹去。
對待一個城市的生命記憶，對待一代代先人的經歷與創造，必須慎重、嚴格、精心。
對待保留下來的記憶，必須尊重它的完整性與真實性，任何隨心所欲的塗改都會破壞記憶。
就像北京南池子改造中將四合院改為四合樓——記憶已經不復存在，本質上仍是“建設性破壞”。
江漢關
走在拆舊建新之後看起來千篇一律的城市裡，你是否會覺得是在和一群滿身珠光寶氣卻“腹內空空”的暴發戶對話？誰會希望自己的城市成為失憶症患者？誰又想成為流浪的孩子而找不到回家的路？
馮驥才
（1942年2月—），當代著名作家，民間藝術搶救工作者，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執行副主席。出版圖書有《馮驥才散文自選集》《感謝生活》《一百個人的十年》《鄉土小說》《花臉》《我是馮驥才》《秋日的絮語》《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人類的敦煌》《鋪花的歧路》《我心中的文學》《俗世奇人》《馮驥才中短篇小說集》等。
圖片 | 網路
責編 | 莊凌
-END-
你的每個贊和在看，我都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