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Amelie注目深圳”，將文藝進行到底
。 ~。。
點 擊 音 頻 收 聽
對很多人來說，胡德夫是神一樣的存在。
2017年，67歲的他登上央視《朗讀者》節目演唱民歌，讓電視機前的我們知道了他的名字。白巖松聽他的《匆匆》時淚光閃閃，喃喃自語“我恨不能給他跪下”，林懷民說胡德夫的聲音是最動人的呼喚。
在他的歌聲裡，“聽得到歲月和山河，以及一個男人所走過的路”。
年輕時，胡德夫的名字幾乎就是“臺灣民歌”的代表。音樂事業如日中天的他，在舞臺上“一個小時兩萬五千臺幣”。但彼時他放棄名利，離開樂壇，選擇為臺灣原住民爭取權利。
這一消失，就是整整二十年。
胡德夫的父親是卑南族，他從小長在部落裡，浸潤著祖輩的文化長大，對本土文化有自豪感。
但，原住民在臺灣廣受歧視。胡德夫上中學時，有個原住民同學，是阿美族，成績優異，每學年評獎學金都榜上有名。但他一直隱瞞自己的原住民身份，家裡人來看他，他就帶家人去操場邊講話，迴避其他同學。
胡德夫曾鼓勵他：“你在學校表現都很好，就算說你是阿美族，你也是我們的光榮，是學校的光榮。”最後一個學期，在一次原住民同學聚會上，這位同學終於把帽子丟到水池裡，大膽承認：我就是阿美族。
為原住民的身份而唱，為同胞的苦難而唱，為祖先的歲月而唱，為故鄉的山河而唱，這或許就是胡德夫的歌聲最打動我們的地方。
原住民：我們有自己的姓氏和名字
大武山，赤道往北，中央山脈最南邊，終年無雪。山頂常年被雲霧籠罩。排灣族人（臺灣原住民）稱它為“天空”，意味著聖山。少年赤腳帶刀，獨自一人，拿著一把雙管獵槍。
突然傳來一陣山豬的叫聲。聲音渾厚。
少年面板黝黑，十二三歲，卻顯示出遠超這個年齡的冷靜，熟練地裝彈、瞄準、開槍，一陣淒厲的叫聲——打中了山豬的肩膀。
來不及開第二槍，山豬已經奔跑著衝來。一聲巨大的“嘭”，少年開了第二槍，也是最後一顆子彈。一頭壯碩的將近三百斤的山豬倒在他腳下，距離不到一米。這是Ara最驚險的一次捕獵。
排灣族人的名字往往取自逝去的長輩。“Ara的意思是半神半人。”
現在，人們叫他胡德夫。
上世紀40年代中期，日本戰敗，幾條法令相繼出臺，在這片土地生存了上千年的原住民不僅被迫遷徙，也失去了原本的名字。
“我們有自己的姓氏和名字”，胡德夫說。他的父親是卑南族，家姓Makakaruwan，意思是人丁最多，他的卑南族名字叫Tuko，是“德夫”這兩個字的由來，但很長一段時間，他拒絕直接用這兩個字稱呼自己，因為“那很像日本人的名字。”在臺北，朋友們喜歡稱呼他為Kimbo。
那是一個混雜、交匯的時代。60年代中期，臺灣實施十大建設，出口的急劇擴張和經濟快速成長，建立在龐大的“廉價勞力”基礎上，很大一部分來自農村。經濟模式的變化，讓原住民維持數百年的生活方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解體。他們先是被迫“平地化”，接著是許多一輩子也沒有想過要離開山谷或海邊的原住民，必須到家鄉以外去謀生，否則生存難以為繼。
被欺壓、歧視和汙名化，曾是老一輩原住民的共同記憶。他們被稱做“山胞”，甚至是更有歧視性的“山地人”和閩南語“番仔”。政府的教材仍寫著吳鳳的故事，那是日據時代編造出的汙名化謊言，胡德夫讀書時，不少同學會問，你們家還在殺頭嗎？這種歧視，讓不少考入淡江中學的原住民同胞，也會不願承認自己原住民的出身。
那個年代對美國黑人同樣糟糕，但他們學會了反抗：在世界另一頭的美國，黑人平權、反越戰愈演愈烈。太平洋的風吹來這些訊息，還有鮑勃·迪倫、伍迪·格斯里、瓊·貝茲……
在臺大時，胡德夫記得自己整夜整夜地收聽美國廣播，播放他鄉的民謠。彼時，胡德夫住在教會提供的原住民大專青年山地服務中心宿舍，樓下是酒吧，不少美軍來臺度假，他們喝酒、罵人、態度永遠高人一等。
“有時候碰到他們（美國大兵）跟攤販說很粗的話，我就會上去讓他們道歉。”結局往往以打架收尾。
民歌運動：唱到我們能寫出自己的歌
1972年，胡德夫因身體舊疾從臺大英文系輟學。
此時傳來父親患上食道癌的訊息，他每天打兩份工換取醫藥費。經朋友介紹，他每週一三五去哥倫比亞咖啡館唱歌，其餘時間在Lost City當店長（他和朋友一起開的鐵板燒店）。
店裡最常來的三個臭皮匠，是胡德夫和他的兩個朋友：李雙澤、楊弦——這兩個在華語樂壇被逐漸遺忘，又不斷被提起的名字。
當時國語歌曲式微，且多為日本歌謠的翻唱，官方大力推行“淨化歌曲”，國語流行音樂則被視為鄙俗的靡靡之音，面對這樣的局面，青年人，尤其是年輕知識分子，他們選擇只聽西洋流行音樂，對本土音樂則是唾棄。
那是1976年，臺灣資深廣播人陶曉清策劃了一場西洋音樂會，原定的重頭戲是當時頗有名氣的胡德夫，但演出前一晚他幫人出頭，和美國人打架掛了彩，還摔掉了牙齒。於是他跟李雙澤說：“你也會唱，上去幫我們撐個場子。”
結果撐場演變成了砸場。演唱會當天，李雙澤手裡拿著可樂瓶上臺，感慨自己從菲律賓來到臺灣，喝的仍是可口可樂。他大聲質問演唱西洋歌曲的歌手，“你一箇中國人唱洋歌，什麼滋味”？
於是，主持人陶曉清質疑，“你說的現代民歌在什麼地方？”
李雙澤在一片噓聲中回答，“在我們還沒能力寫出自己的歌前，應該一直唱前人的歌，唱到我們能寫出自己的歌為止。”
事件的真正影響在演唱會之後，引發青年知識分子們關於“唱自己的歌”的廣泛討論和反省。胡德夫朋友、經紀人郭樹楷說，如果說民歌運動中誰極具自覺性，可能只有李雙澤。他是菲律賓華僑，在菲律賓成長時受到排擠，對中國的鄉愁，讓他一直渴望本土文化，當時中國不可回，等來臺灣唸書，他發現，一切不過都是美國流行文化的重複。“我猜測他內心是有失落感的。”陶曉清說。
也是在李雙澤的推動下，
胡德夫寫下了自己第一首歌《牛背上的小孩》，並在1974年舉辦了個人演唱會《美麗的稻穗》
，為了幫楊弦發表他的《鄉愁四韻》，胡德夫演唱了這首歌。
到1977年，民歌運動進入真正的爆發，校園民歌猛暴性地席捲了整個流行音樂市場，也造成了臺灣唱片工業的大洗牌與世代交替。也是在這年夏天，李雙澤因救人離世。那一年，他28歲。
民歌運動進入爆發期，朋友們卻各自走向不同道路。胡德夫離開舞臺，成立了“臺灣原住民權益促進會”。
為了找回自己的土地，胡德夫在歌曲中重造故鄉，為了爭取原住民權利，他四處奔走，妻離子散。這十年時間，他的電話被監聽，連母親也被約談。為了避免給朋友們帶來麻煩，他和所有朋友斷絕往來。
忍受傷痛，
以滿頭白髮的樣子歸來
遺憾、絕望的時間總是更長。上世紀90年代，胡德夫拄著一把柺杖，帶著兩個孩子，回到80多歲的老母親身邊。
多年未歸的部落，讓胡德夫感到陌生：這裡不再有他歌裡唱的滿山月桃花和飛舞的蝴蝶。
反觀自己，現實把他摔到谷底。那時他身體長了骨刺，他拖著破損的身體，投靠母親。
在被骨刺折磨痛無可忍的時刻，他甚至讓朋友把炸藥綁在自己身上，只想快點結束這一切。朋友不忍見他被病痛折磨，答應照辦。當幫他點了火，正想起身跑開的一剎，又徒手按滅火苗。兩人抱頭痛哭。
快五十歲的胡德夫走在部落的海邊，每天早上看著紅色的太陽從海底下爬上來，海風是藍色的，他回想起自己的出生地新港就在五六十公里外，那時候外祖父趕來為他接生，用海水為他洗澡。
但此時只剩下絕望。太平洋的風曾為他吹來人生第一件衣裳，而現在，卻只剩下他的骨刺，以及他深淵般的人生。
到了中秋節，所有人都在團圓，胡德夫卻不得不面對完全破碎的家庭。兩個孩子到了該上小學的年紀，胡德夫毫無收入，只能當著老母親的面，把孩子送到收容孤兒和殘障兒童的育幼園。老母親80多歲，抱著樹大哭。
送走孩子，胡德夫在綠色隧道的茄苳樹下對著天空大喊，“我只剩下聲音了。告訴我，我還有什麼路可以走。要不要帶我去唱歌啊。”
彷彿上帝聽到了他的呼喚，多年沒有聯絡的製作人王明輝邀請他錄製專輯《搖籃曲》，專輯的名字像對他現實的反諷。
那時候，臺灣已經解嚴，社會進一步鬆動，胡德夫慢慢可以在公眾視野裡出現。
他消失了二十年，年輕一代已經不知道胡德夫是誰，但一首《不了歌》震撼了無數人心絃。他以滿頭白髮的樣子歸來，帶著在大地上漂泊後的嗓音，沙啞醇厚，充滿了蒼勁的質感。
現在，胡德夫被稱為“臺灣民歌之父”，當我問起他如何看待自己現在的聲名，他說，這一切都應該用橡皮擦擦去。
而對於大陸的很多年輕人來說，知道胡德夫，是因為他 2017年2月在央視的《朗讀者》節目中的一次精彩表演，白巖松第一次聽到胡德夫時也如獲至寶，他這樣寫道，在胡德夫的歌聲裡“聽得到歲月和山河，以及一個男人所走過的路”。
這些往事都在風中飄散，對於過去，胡德夫說，“60多歲，我相信自己還是一個被夢託付的人，而且我這一生，我真的想說，
It's always wonderful
。”
演出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