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認為不僅那些有差別的萬物是齊一的，而且那些有差別的物論也是齊一的。雖然物就其自身而言是無差異的，但是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它時便會獲得不同的觀點，形成不同的物論。“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睹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
人們對於物的觀察有不同的立場和視角，它們分別是道、物、俗、差、功、趣等。其中，以物觀物並非一種擺脫了人的偏見的如實的觀照，而是一種以某物為中心而以他物為邊緣的觀法。以俗觀物則反其道而行之。人們不是根據物自身去看物，而是根據世俗的觀點去看物。以差觀物是以大小的尺度來衡量物。以功觀物是以有無的尺度來衡量物。以趨觀物是以是非的尺度來衡量物。
在這種種不同的立場和視角當中，物的意義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但這些物的觀點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就以物觀物而言，每一個事物都會認為自己是貴的，他種物是賤的。故每一個事物都有貴賤。就以俗觀物而言，一個物是否好壞不在物自己，而在世俗。當世俗的看法變化以後，物的好壞也改變了。
故每一個事物都可貴可賤。就以差觀物而言，每一個事物既有它的大，也有它的小。故物與物的大小是不可比較的。就以功觀物而言，但每一個事物既有它的有用之處，也有它的無用之處。故物與物的功用之處是不可比較的。就以趣觀物而言，但每一個事物既有它的是，也有它的非。
故物與物的是非是不可以比較的。只有以道觀物才是對於事物的如實觀照。在道的視野裡，每一個事物都按其本性存在，故各得其道，各得其所。物就其自身而言保持其自身，沒有貴賤差異之分。基於這樣的觀點，各種不同觀點的物論的爭論是沒有必要的。它們必須取消彼此的對立，回到物與道的關聯上。
在透過討論道與萬物的關係來確定道的意義的同時，莊子也透過區分道與欲來顯示道的本性。人是慾望的存在。人的現實生活就是追求慾望的滿足。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正是因為慾望是人的存在的本性，所以人的價值的設定都是以慾望的滿足為標準的。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 雖然慾望有很多種類，但基本上是人的身體性的，具體表現為五官的享受。人們所樂者為有所欲之樂，所苦者為無所欲之苦。
雖然慾望不能絕對禁止，但莊子認為慾望也絕對不能放縱。“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人的基本的慾望就是食慾和性慾。它們是人們最必須的和最平常的慾望，故是不可徹底消滅的。問題的關鍵在於，確定食慾和性慾的邊界。這個邊界其實不是人為確定的，而是自然本身確定的。
這就是說，道給與慾望劃定了邊界。人必須戒除傷害性命之情的慾望，相反，人可以滿足合乎性命之情的慾望。食慾和性慾雖然是人之常情，但也包含了巨大的危險。知道並恪守其邊界者是合於道的；不知道並破壞其邊界者是不合於道的。
莊子不僅區分了道與欲，而且區分了道與技。技不同於道。道是自然，技是人為。技作為人的能力是人改變自身和事物的手段和工具。作為如此，它在人類生活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莊子描寫了很多技藝高超的人。他們都非同凡人，身懷絕技。
但莊子並非絕對推崇技藝或者手段，不如說，他反對對於技術的膜拜。原始機械的運用是人的一大發明，是技術發展的關鍵性的一步。機械可以充當人的外在的手腳，幫助人解放自己的身體，更好地從事勞動。雖然機械有如此的有用之處，但莊子認為它自身包含了一種危險。
“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機械與一般器具的不同在於，它是機動的和機巧的。當人用機械去從事某種活動的時候，他就會去算計和謀劃，這樣甚至會發展為巧偽，亦即讓人投機取巧。這就是莊子所說的機械的危險之處：它產生機事併產生機心。一個機心是人為的，非本然的。它無法接受道，不能為道所指引。因此，機械的好處剛好是它的壞處。
莊子雖然認為技可能有害於道，但也認為技可能服務於道。這裡的關鍵在於道規定技。“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這意味著，不是技高於道，而是道高於技。於是，道要指導技，技要達到道。如果技沒有道的指引的話，那麼它不僅可能危害道，而且也可能限制自身的發展。如果技有道的指引的話，那麼它不僅可以成為道的工具，而且也會推動自身的進步和完善。只有當技術合於自然之道的時候，它才能宛若鬼斧神工，出神入化。
雖然技不同於道，但技不是非道之技，而是有道之技。“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技作為人的能力和物的器具，都必須置於事物的關聯之中。但一個事物有其義理，而義理有其德，德有其道，而道自身就是作為天的自然本身。這表明，道才是技的最終根據。只有當技居於道之中的時候，它才真正為自身建立了根據。
莊子最後還指出了道與非道的對立。道是自然的，非道是反自然的；道是合於人的性情的，非道是戕害人的性情的。“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小人、士、大夫和聖人是天下不同身份的人。他們追求不同的慾望，採取不同的手段。
儘管如此，他們在反道上是完全一致的，亦即以物易其性。物是慾望和技術之物，性是合於大道之性。以物易其性，就是讓慾望和技術超出了道的規定，並以自身為目的。但慾望和技術的膨脹並非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它們無法超出人的身心的天然的大限。當慾望和技術以各種名義實現之時，正是人的性情傷害之日，也是大道消失之日。
道與非道的對立還表現為天道和人道的不同。天道是天地之道，人道是人類之道。天地之道是自然的，是道本身。人類之道是非自然的，是人的慾望和技術的活動。“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莊子將天道和人道區分為無為和有為、君道和臣道。雖然它們都可以說成是道，但在實質上卻是兩種根本不同的甚至對立的道。它們兩者是背道而馳。因此，人要區分天道和人道，並選擇天道，放棄人道。
對於莊子而言，最典型的非道形態就是作為他的思想上的敵人——儒家的仁義道德。莊子標明瞭他和儒家在在一些根本問題上的差異。“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仁義之所以是非道的，這是因為它是人為的，甚至是虛偽的。德和性命之情之所以是合道的，這是因為它是自然的，是人本有的。聰明不是聽到和看到任何外在的現象，而是能聽到和看到人自身的本性。所謂人自身的本性正是為道所規定的，一種自然的性情。莊子還批判人們對於大道的破壞。“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行仁義，聖人之過也”。
從樸到器，是從自然到人為；從道德到仁義，也是從自然到人為。它們都是從道到非道的轉變。雖然道家和儒家都講仁義道德，但它們所具有的意義是不一樣的。道家是自然的，儒家是人為的。對於道家而言，是道德仁義。其中，道德規定了仁義；對於儒家而言，是仁義道德。其中，仁義規定了道德。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儒家是毀道德以行仁義。
本文作者系武漢大學哲學教授，著有系列學術專著“國學五書”（《論國學》、《論老子》、《論孔子》、《論慧能》、《論儒道禪》，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與發行）。本文圖片來源網路，標題為編者所加。